父親沈仲章與陳寅恪先生私交友誼幾十年，我處尚存若干陳函。征得寅恪先生三位女公子流求、小彭、美延的同意，由我發表。2015年我告訴她們，計劃隨函附文：“以讀信說往事的形式展開，綜述陳氏三姐妹與亞明的多次交談。事無巨細，有空多聊聊，積累資料。……共同懷念老一輩，盡可能為后人留下些史料掌故。”

2016年已有拙文解讀1942年3月19日陳函，本篇探討1942年7月23日陳寅恪致沈仲章函。

以上識讀由夏劍欽相助，并經陳氏女兒校勘更正。以下是我逐句細讀這封陳函正文的筆記，其間得到陳氏女兒很大的幫助。同時也參考其他資料，并請教友人包括史界內行。不過成稿較匆促，仍盼指正。

“錫馨兄左右：”

沈錫馨是父親的排行名，上私塾和小學時的學名。仲章原為字，父親十一歲半輟學離家后，一直以字行。抗戰期間父親因救護居延漢簡，遭日方追捕。1941年底前父親在香港，仍用仲章。1942年后因流落日占區，才改用這個久棄不用的本名。學界與文壇知道沈仲章又名錫馨的人不多，寅恪先生為內圈相熟之友。

“前在港連寄上二函，不知達覽否？ ”

我處尋得1942年3月19日陳寅恪致沈仲章函，內中言“日前奉復一片”。暫且先假定，3月19日陳函及“一片”，就是7月23日陳函所云“連寄上二函”。至于“不知達覽否？ ”到底是父親沒回復，還是復函沒收到？我不清楚。

我仍在思索兩個問題：一是寅恪先生何時得知父親改用錫馨及其原委？二是寅恪先生脫離香港險境前，一共給沈仲章寫過幾封信？二事有關聯。

父親大概于1941年11月離港，原計劃短期出差，不見得與寅恪先生相約通信，似乎無必要告知另有錫馨一名。12月7日后，父親無法返港才改名。寅恪先生在1942年3月，已改稱仲章為錫馨。我很想知道得更清楚，陳沈兩人在這三個月中如何溝通。

“弟于五月五日由港攜家返鄉，七月五日抵桂林良豐山中，友人家借住。”

讀此長句，多層信息。

首先旅程如何？據陳函，旅程自1942年5月5日到7月5日，恰恰兩個月。計算年齡，其時寅恪先生五十二歲，夫人唐筼也不老，但兩位都體弱多病。三個孩子皆年少，長女流求十三歲，次女小彭十一歲，幼女美延才五歲。戰亂路長，一家五口之艱辛，不難想象。

關于旅途細節，薦讀陳流求、陳小彭和陳美延合著的《也同歡樂也同愁》（簡稱《也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初版2010年，已再版）。約兩年前我讀過《也同》，但寫本文時手邊無書，小彭姨給我寄的新版還在路上。這也有好處，我不會復述《也同》，可從我自己的視角，相對獨立地思考，搜尋對比其他文獻，以冀互證補證。（該書寄到后核對幾處關鍵，無大出入。）

1942年5月陳家出發時，寅恪先生作詩為記（本文陳詩及唐筼詩均引自《陳寅恪集·詩集》，簡稱《陳詩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三版）：

壬午五月發香港至廣州灣舟中作用義山無題韻

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袖間縮手嗟空老，紙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髮，當時遺恨已千秋。讀書久識人生苦，未待崩離早白頭。

《陳寅恪集·詩集》陳小彭題贈頁

據陳流求筆記：他們“帶了簡單行李乘海輪去廣州灣”，“遇到狂風巨浪，多數乘客暈船臥倒，我也靠在椅上，父親把我拉起，說他像我同樣年齡（十三歲）已乘海輪東渡留學，最初也是暈船，以后逐步鍛煉，能在惡劣的天氣和水手同時進餐”（轉引自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簡稱《事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其次“返鄉”何謂？小彭姨答曰，廣西桂林是她母親唐筼的家鄉。流求姨讀了拙文初稿特意補充，母親家鄉原在灌陽，后長住桂林。據此小彭姨更正，“返鄉”泛指廣西。

不久前，陳氏三女結伴返鄉，重訪桂林，也去了灌陽故居。正因最近她們傳來廣西行的照片和報道，我才起興重續解讀這封陳函的任務。

再者“借住”誰家？小彭姨認為，“友人”指物理學家丁西林。她說：“丁西林是物理所所長。”丁西林這個名字，聽父親提過多次。丁西林當過北京大學物理系系主任，而父親1926年考入北大，讀的正是物理系。丁西林也是著名劇作家，父親在北大十一年，從第一年開始，便熱衷于戲劇，是一些學生劇團的骨干。抗戰時，丁西林隨中央研究院屬下的物理研究所，遷至桂林良豐。

小彭姨回憶：“到了良豐山上，丁西林分了一半房子給我們住。山上我們就住在那兒。記不清以前還有什么地方住。”對抵達良豐前的居住情況，小彭姨留有余地。

下引1942年7月陳詩，未標具體何日。讀標題陳家初抵桂林時，曾暫寓旅舍。

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兩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賦此

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夢過。殘賸山河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

江東舊義饑難救，浯上新文石待磨。萬里乾坤空莽蕩，百年身世任蹉跎。

《陳詩集》編者注：“此詩作者壬午寄贈吳宓時題目書作‘壬午五月五日發香港七月五日至桂林良豐雁山作’。”寅恪先生這封7月23日致沈函也云：“五月五日由港攜家返鄉，七月五日抵桂林良豐山中。”又據《事輯》，寅恪先生“六月末抵桂林”。我見日期和地點都小有差異，便請小彭姨核查三姐妹的記錄，回復6月18日抵達桂林。應該說，《事輯》所記“六月末”，相差還不算太遠。

大概可以這么想：陳家6月18日到桂林（大地區），“尚困居旅舍”。少年陳小彭仍有顛簸感，故而記不清具體信息。及至7月5日，遷至良豐（小地方），孩子們有了臨時的“家”，印象很深。（有關丁西林的接納，友人摘錄傳來陳流求另處發表文詞，可與陳小彭敘述互證。）在山中小住一陣后，寅恪先生確定了暑假定居處和代收信地址，7月23日向沈仲章報平安。

至于“良豐”何山？小彭姨說是“雁山”。并追加解釋說，從山下一處望去，山頭好似大雁之頭，山坡走勢猶如大雁之身，兩邊則像翅膀，所以取名叫雁山。

小彭姨的記憶中，良豐是個小鎮，只有一條街，兩邊有些鋪子。小鎮一邊傍山，即雁山。往上大約走一里多路，就到了坐落于半山腰的物理所。陳家借居之屋，就在那里。

小彭姨描述少年時從良豐到家常走之路：“山間小道略有起伏，山坡上滿是杜鵑花，春天開花時節非常漂亮。小路兩旁還有人種的油茶樹……

“那個山不高，每天來往都很方便。我們去買菜、趁圩（墟）都很方便。那時還有‘圩日’呢，每個禮拜有三個圩日。我們去趁圩，隨便走去。就是爹爹去上課，也是那么走下來。我們買點菜也要走下來，走到鎮上來，有些鋪子有些雜貨什么的賣。”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朋友助我查得，按現在行政區域劃分，廣西省桂林市有雁山區，下設雁山鎮，轄良豐村。但詢問研究民國政區者，暫無法確定其時良豐是鎮、是村或是區。瀏覽幾份提及抗戰時“良豐”的文獻，也未見標明行政等級之語詞。

友人傳來參考信息：置雁山管轄良豐，應為后來之事。1980年代中期，美籍華人靳羽西來廣西尋找出生地，其父告知地名“良豐圩”。那一帶曾流傳“四圩”歌謠：“六塘的竹子，大埠的谷子，良豐的拐子，馬面的槌子。”此外，繁榮時期（不明年份）良豐圩有四條街，分別為西景街、關帝廟街、水洞街和下水洞街。街邊店鋪林立，貨物多樣。

有篇1940年的文章，支持小彭姨對1942至1943年“良豐只有一條街”的記憶。沙夫在《廣西大學在良豐》中寫道：“良豐是一個屬于桂林的鄉鎮，有一條很可憐的街道，……”（《四友月刊》第六卷，1940年）

至于村或鎮，我認為小彭姨言之有理，良豐有街道、有鋪子、有定期集市，實際上具有一個微型小鎮的功能。流求姨預覽拙文初稿后也說：“良豐是一個鎮，所以才有圩，應該不是鄉。”我還認為，一方面專家可繼續調查，良豐在1942年左右，有無官方定級定稱，與雁山有無政區隸屬；另一方面當年在當地生活者的常識共識，對有機治史具有很高的價值。陳流求和陳小彭對良豐的印象正屬此范圍，理應受到重視。

陳氏三位女兒預覽本文修改稿后，又增補回憶：“跟媽媽去‘趁圩’，并不是科學館與廣西大學之間那條路上的圩市，而是后山的古老圩市。前面那條路上也有定期買賣，很多人聚集，但跟舊的良豐圩市不一樣。我們經常走通往西大的那條路，不需要特別去趁圩。”這段補充有其意義，若細探雁山地區民俗與經濟變遷，可參考。歐美治史有一傳統，考證關注對象的行止，細致入微。我愿保存這類信息，以備陳氏研究繼續深化。

我還注意到，陳氏三位女兒挺在意細節以及用詞之準確，情感自然隨之流露。小彭姨追加說明：“前后方向只是依我們的習慣而已，我們叫科學館前的那面‘前山’，另一面‘后山’。”已知科學館在半山腰，依我想象人若背向山坡，那么下山去平地一條街的方向，就是“前面”。而“古老圩市”在另一面，是“后山”。陳家平日不走那一帶，逢圩日媽媽才帶孩子去，也是母女“同歡樂”，其情其趣難忘。

“暑假后行止如何，尚未決定。”

這封陳函寫于1942年7月23日，正值暑假。同年8月，寅恪先生有詩如下：

壬午桂林雁山七夕（桂林良豐山居時作）

香江乞巧上高樓，瓜果紛陳伴粵謳。羿彀舊遊餘斷夢，雁山佳節又清秋。

已涼天氣沈沈睡，欲曙星河淡淡收。不是世間兒女意，國門生入有新愁。

暑假后行止如何？據卞僧慧纂、卞學洛整理的《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簡稱《長編》，中華書局，2010年），1942年“八月十一日，先生為已接受廣西大學聘書事致函傅斯年”。依此可知，在7月23日與8月11日之間，寅恪先生作了決定，留下不走了。

留在桂林多長？據《事輯》：“在桂林留一年余，任教于廣西大學。”并摘寅恪先生“第七次交代底稿”為據。交代材料非自愿自由寫作，可能雜入諸多因素，一般我主張慎用。不過在《事輯》編寫年代，可涉文獻不多，而且這條信息也比較簡單。

但是，《廣西大學校史》記載不同：“1942年春，……陳寅恪到校任教，……在學校任教至1944年秋。”（廣西大學校史編寫組，劉長漢主編，廣西大學學報編輯部出版，1988年）上摘末句很容易被解讀為：1944年秋季那個學期，寅恪先生仍“在校任教”。如此算來，寅恪先生在廣西大學（常簡稱為“西大”）任教三年，即1942年、1943年和1944年，每年春與秋，共跨六個學期。（考慮1942年春或1944年秋，可能不足整學期，故取“跨”字，以容伸縮。）

關于長度，陳夫人唐筼《憶故鄉二首》序首句寫道：“寅恪任教廣西大學一年。”與《事輯》相符，但不合校史。一年與三年，三倍之差不算小。既見兩說，當指出并略抒我見。

按理，廣西大學是雇主，寅恪先生是雇員，唐筼是雇員家屬，蔣天樞是雇員學生。雇主方記錄固然不容忽視，但我目前傾向于雇員方。理由之一是寅恪先生1942年5月離開香港，夏天抵桂林，似無可能春季已“到校任教”。還有《長編》所據1942年8月11日寅恪先生致傅斯年函，亦為佐證。又據陳氏女兒回憶，她們全家1943年8月離開桂林。估計檢索其他書信筆記，能找到更多支持雇員方的依據，但恐怕皆出自個人作者。而在天平的另一頭，《廣西大學校史》類官方“正”史，分量不輕。該出版物署名作者為“廣西大學校史編寫組”，應是一個正規的集體項目。

對解答這個疑問，建議一條途徑：復核校史所依原始檔案，比如有無1942春季到1944秋季的工資單和課程表等等。然后仍需參考其他資料，辨析“賬面”與實情。另有個特殊情況，寅恪先生后來是教育部部聘教授，還可關注高層機構文件。不過，寅恪先生成為部聘教授當在1942年秋天之后，若該年春季西大已聘任，仍屬學校這級。而直至1944年秋季的“在校任教”記錄，校方也當有跡可查。我僅在此提些初步想法，研究得由專攻者深入。（父親留有“教育部部聘教授陳寅恪”名片，從附注推測為戰后所贈，無助本文討論。）

良豐山居多久？唐筼詩序接著寫：“前半歲居良豐山中，后半歲遷入校內宿舍，即半山小筑也。”讀《憶故鄉二首》，其一可助陳函上句，其二可補此句，皆錄于下：

憶良豐山居

屋對青蔥半嶺松，雲峯遙望幾千重。鵓鴣聲緩隨風遠，躑躅花開滿谷紅。

日暖桂香穿澗樹，夜深楓影上簾櫳。山居樂事今成夢，欲再還山只夢中。

憶半山小築

半山有屋兩三椽，鄰近桃源傍水邊。洞口干雲紅豆樹，湖心倒影彩燈船。

羣雞啄食竹籬下，稚女讀書木榻前。此是雁山幽勝景，名園回首已風煙。

先順便回顧上文關于“返鄉”的討論，詩題內“故鄉”二字，亦可提示唐筼心目中的家鄉范圍。

再說二詩原注，也含史料，且述景抒情有文采。選摘與我聞陳氏女兒憶舊相應處：“躑躅花即野杜鵑，俗名映山紅。春日花開，滿山皆紅。”“山澗下老桂樹一株，野生路旁。花放時遠望如一黃傘，清香四溢，雖隔叢林可聞其香。”“……（紅豆）樹旁有屋數椽名‘紅豆院’，為教職員宿舍，家各一室。”

參照小彭姨互補之語：“雁山腳下有塊較平的地，建了一些平房，木頭的，分布在松林里。”（根據小彭姨敘述時的語境，陳家不住在那里。）“平地有一棵桂花樹，走到山邊有很多雜樹，我們都記得很清楚。山上有杜鵑花，三四月開花時，漂亮到了極點。西大校長李運華的夫人，我們叫她李伯母，給我們做了一些食物，我記得還有炸的土豆丸子。我們跟她女兒李小燕一起，坐在杜鵑花從中野餐。李小燕跟我差不多同歲，后來跟我在南京碰過頭。《也同》中寫到，后山也有一棵桂花樹。”

暫且小結陳氏母女言及學人聚居點，雁山附近至少有三處：良豐山居（近物理所，參見上文）、半山小筑（詩作者自注亦稱“紅豆院”，另有人寫“豐山小筑”）和山腳松林木屋（近科學館，參見下文）。第一處該屬丁西林任所長的物理所，后兩處當為西大教職員宿舍。

小彭姨接著回憶：良豐小鎮一邊是雁山，另一邊是平地，通向廣西大學。往大學走，還有一段小小的路，經過一些水田。“我們這回就是去廣西大學，以前我們住過的地方。”

“知關注念，特此奉聞。”

從寅恪先生約四年后一封致沈仲章函的行文推測，兩人一直保持聯系。我相信，寅恪先生和我父親都看重友情，“知關注念”，會互通信息。父親“懶筆頭”小有名氣，估計寅恪先生寫信略勤些。可惜，我還沒找到1942年8月到1946年5月間的陳函，這里補充他人回憶。

寅恪先生的老朋友，心理學家唐鉞先生，當時也在桂林。陳唐兩家相鄰，兩位先生時常相聚，吟詩唱和。唐家三女兒唐子仁，與陳家長女流求年齡相仿。流求上中學住校，唐子仁因身體不好留在家里，與小彭是玩伴，小彭稱她“唐三姐”。

唐子仁與她丈夫朱文光，五十年代與我父親成了好朋友。她家與我家都住上海，常來常往，我叫唐子仁“朱家姆媽”，朱文光“朱家伯伯”。朱家姆媽對我說了些寅恪先生的趣事，不少我已寫進拙文《沈仲章與陳寅恪之緣》（簡稱《沈陳緣》，《傳記文學》，2015年第二期）。朱家姆媽讀了《沈陳緣》初稿后，給我寫過一張條子，下面摘錄與桂林相關部分。

亞明：

補充及修訂如下：

（1）陳寅恪內衣也只有四個口袋，不是很多口袋。只是下面兩個口袋特別大，雜七雜八的東西都放在里面，并不分類。

（2）陳先生當時雖然眼睛視力不佳，但還不至于連我家房子也看不見。實際上他就是所謂的“路癡”，天生不認路。據我所知，他的視力急劇退化是在一九四六年前后，……

唐子仁致沈亞明，2014年10月14日，局部。

《沈陳緣》講了一件使少年唐子仁大為驚訝之事：有次寅恪先生身上居然起火，原來他把火柴放在口袋里。我在那篇初稿中寫，寅恪先生內衣有很多口袋，朱家姆媽糾正我，即上述（1）。《沈陳緣》還提到，寅恪先生每次去唐家，必叫小彭領路。一開始我為寅恪先生辯，歸結于眼力不濟，朱家姆媽不同意，故有上述（2）。

“僧芋先生晤時乞代致意。”

“僧芋”是徐森玉的化名。徐森玉先生正在救護轉移珍貴文物善本書籍，父親也暗中協助他。就像父親不用眾所周知的“仲章”而用“錫馨”，徐森玉先生也避用真名，以音近的“僧芋”代之。這事已得到徐公子文堪核實。

“守和先生亦來桂。”

袁守和先生在當年，似乎知曉各方動態，聯接各方學人。見多封父親友人函中，提及由“守和先生”處傳來之消息云云。研究者可關注，這里表過不提。

“如蒙賜書，乞寄桂林良豐（小地名）科學館”

我很好奇，良豐一個小地方，怎么會有科學館？

張九辰在《抗日戰爭前后地質學知識的普及》（《自然科學史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二期，2016年）中寫道：“1938年7月廣西省政府與中央研究院在良豐合辦了桂林科學實驗館，由李四光擔任館長。”追蹤信息轉引途徑，最初源自1938年《廣西省政府公報》。

查詢過程中獲悉，民國期間桂林有兩個科學館，一個是上述李四光任館長的“桂林科學實驗館”，另一個是“廣西省立科學館”（無“實驗”二字）。那么，能替寅恪先生收信的“科學館”，到底是哪一個呢？

繼續查閱資料，根據館址與建館年份，可以排除省立科學館之可能。也就是說，寅恪先生囑沈仲章寄信的“桂林良豐科學館”，應是李四光主持的“科學實驗館”。

初稿時，我沒想到良豐這個小地方，有大學，有科學館，還有三個國家級的研究所，即地質所、物理所和心理所，都直屬中央研究院。我曾錯把雁山上的物理所當作“科學館”。小彭姨糾正：“科學館不在山上，而在山腳下平地，李四光是頭頭。我去過他家，他女兒李小玲，名字我記不太準，是西大的學生。”聽小彭姨的口氣，李四光家也住在平地松林木屋區。

略過函末問候及落款，稍議信箋與信封。

信箋“片葉廬”：

這封陳函所用信箋，印有“片葉廬”。無獨有偶，方豪在《陳寅恪先生給我的兩封信》中寫道：“寅恪先生所用信箋，為土產竹紙，極薄，略帶黃色，署‘片葉廬’三字。”方豪存有寅恪先生的兩封信，第一封寫于1942年11月10日，落款處附言“賜示乞徑寄桂林良豐廣西大學”。（《傳記文學》，1970年10月）

寅恪先生在7月23日寄信沈仲章，代收信地址是桂林良豐“科學館”。而到了11月，改為“廣西大學”。我覺得這個地址變化亦可間接提示，寅恪先生確定西大任職，當在7月23日之后。寅恪先生書信已匯集出版，集外也見陸續刊發。有志研究者，包括有興關注用箋等，不妨依專題梳理。

信封地址和郵戳：

這封陳函信封上的收信人是“沈錫馨”，地址是“上海鉛筆廠”。父親在1941年底離港前，沉于居延漢簡圖冊編輯，未參與工商界活動。待至太平洋戰爭爆發，鉛筆進口阻斷，父親滯留江南，無望返港。于是他才助友振興民族制筆工業，其時香港淪陷已久。呼應本篇前部有關首句(“前在港連寄上二函…… ”)的討論，我仍在思索，寅恪先生通過什么途徑，如此了解沈仲章離港后的情況？

信封上的郵戳日期很有意思，值得注意。該函發自桂林“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廿三”，抵達上海已是9月，郵戳分別有“11.9.42，Shanghai”“三十一年九月十二，上海”“三十一年九月十四，上海”等字樣。

寅恪先生一家五口，從香港轉移到桂林良豐，歷時整整兩月，已令我嗟嘆。而一封報平安信，7月23日從桂林發出，9月14日才遞及收信處，費時也近兩月。細算陳家從5月5日離港到6月18日抵桂林，其實只有四十四天；再算7月和8月均有三十一天，陳致沈函竟走了五十三天。于是，難免又嘆息戰亂之違人情，阻通誼。繼而感慨，其實各種不可思議之亂，并非都起于戰，止于戰……

雁山區域有條良豐河，亦名“相思江”。這封寄自良豐的報平安陳函，寥寥數語，引發我對先輩的綿綿相思。謹借寅恪先生1912年詩作，以結本文：

自瑞士歸國後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書並詩賦此答之（壬子春）

千里書來慰眼愁，如君真解殉幽憂。優游京洛為何世，轉徙江湖接勝流。

螢嘒乾坤矜小照，蛩心文字感長秋。西山亦有興亡恨，寫入新篇更見投。

左起：陳寅恪、唐筼、陳美延、陳流求、陳小彭。香港九龍太子道陳寓樓梯，1940年。沈仲章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