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馬敏師從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是著名的“章門弟子”之一。其早年以商會、商人研究成名，并在博覽會、教會大學、東西方文化交流多方面富有建樹，開辟了近代史研究的新領域。2017年，馬敏結束了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記任職，回到了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繼續他的學者生涯。澎湃新聞對馬敏教授進行了專訪，回顧了他早年歷史研究的歷程和心得。

馬敏教授

尋找中國的資產階級

澎湃新聞：您在很多場合都提到章開沅先生，章先生對您的商會研究有何影響？

馬敏：實際上我們研究商會是從尋找中國資產階級開始的。我們研究辛亥革命達到一定階段之后，發現深入不下去了，再深入就涉及中國到底有沒有資產階級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說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但是如果近代中國連資產階級都沒有，它怎么能叫“資產階級革命”呢？

針對這個問題，我的老師章開沅和臺灣的張玉法、張朋園兩位先生在當時有一場很大的爭論。臺灣學者認為中國沒有資產階級，辛亥革命也不是資產階級革命；但章開沅老師堅持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他認為中國有自己的資產階級，只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跟西方的不一樣。那么什么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它在哪里？當年我們跟著章開沅先生學習的時候，也在為這個事苦惱，想著怎樣解釋才能講通。當時認為應該有一套理解方法在里面，如果方法得當，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

最后章先生給我們找了一條道路，就是把革命推向社會，從革命走向社會，在社會史研究中去尋找中國的資產階級。如果只談革命本身，很難將革命講清楚，但是革命的階級基礎及背后的社會力量，它可能是資產階級，或者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群體。章先生提出，我們研究資產階級，不要學西方那樣分成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應該把這方面的研究推進到社會階層、社會群體的層面，從階層、群體中去一步一步發現當時支撐革命的社會力量，要進行這樣的研究就要走向社會，走向社會組織，到一般的商人中去尋求答案，從社會、從紳商這個角度去尋找中國的資產階級，去解釋辛亥革命的社會基礎問題。所以我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作為起點，走上社會史研究的道路，然后又走上了商會史研究的道路。

章開沅先生

澎湃新聞：那么您是怎么想到要去要研究蘇州商會的呢？

馬敏： 我走上商會史研究的道路也是一個機緣，這也得歸功于章開沅先生。上世紀80年代初，有幾位學者到蘇州去，蘇州檔案館的同志很熱情地拿了一些商會檔案給他們看，想讓他們評判這些材料的價值。結果可能有些先生沒有認真研究，就說蘇州商會是一個很小的商人組織，沒有太大的研究意義，不值得花大功夫去整理。但當時整理檔案的骨干葉萬忠先生很不服氣，他認為蘇州檔案館最有價值的就是商會檔案，而且商會檔案還很有系統。恰好章先生當時到蘇州去，葉萬忠就請章先生再看看，如果他也說沒什么價值，那就把這些資料封存起來。章先生一看，非常興奮，認為這些檔案非常有價值，簡直就是蘇州近代商人組織的活化石。你想，從1905年一直延續到工商業改造的1956年，這么長的歷史時段，完完整整保存下來的上萬卷的檔案，涉及到蘇州的方方面面，能沒有價值嗎？

章先生回來后就在一節本科生課堂上（當時我沒有讀研究生）和我們講，他最近在蘇州看到了一批材料，覺得這批材料很值得研究。他說，我們通常都在講法國巴黎公社，但其實蘇州當時有商會，還有市民公社。如果深入去看這些檔案，就會發現就活動程度組織能力而言，蘇州商會絕不比法國革命前那些市民組織差，而且商會是研究辛亥革命中資產階級性質的一條線索。

我當時聽進去了，所以我下決心去考章先生的研究生。記得是1982年春，考上研究生后，章先生派給我們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我和朱英教授跟著劉望齡老師去蘇州，參與蘇州商會檔案的整理和編纂工作。在蘇州一待就是大半年，都在整理檔案。后來又經過了幾年夜以繼日的勞動，我們編選出了長達120萬字的《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一輯）》。

從整理蘇州商會檔案開始，我才算真正進入了商會史研究領域。我和朱英教授合寫的《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就是基于這些珍貴檔案材料。從1982年到現在，我們終于把這些商會檔案編出來了，現在華師出版社出版了6輯12冊，還差1輯。如果全部出來，那就是7輯14冊，1000多萬字。做學問是很不容易的，《蘇州商會檔案叢編》是我們前后歷經30余年，靠著幾代人的努力才弄出來的。我們前不久出版的四卷本《中國商會通史》，前后也用了六年多的時間。這套書是很大部頭的，而且很系統，今后研究商會是繞不過它的。

《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

澎湃新聞：商會檔案材料這么多，涉及到商會的方方面面，您重點關注的是哪些部分？又是怎么得出您的研究成果的？

馬敏：對研究者來說，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好的資料，比如一些系統的檔案材料，你可能算進入了與這些材料相關的研究領域。但即使接觸了很多這么好的商會檔案史料，能不能做出好的研究是很難說的。有的人接觸了很多非常好的材料，可能僅僅把那個材料整理一下就出版了，最后只是一個很膚淺的東西，不一定很有水平。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們就需要動腦筋，把笨功夫和活腦筋結合起來。

我的體會是，要對商會檔案進行解剖，對商會組織系統本身有一個很深入的了解。有的人理解很簡單，研究蘇州商會就只研究蘇州，研究上海商會就只研究上海，而不去考慮這中間有哪些組織聯系。我們就不一樣，當時系統論很熱，我們對系統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對系統性思維的方法很感興趣，于是我們把它引入史學研究，在具體的研究中去發現其中系統的聯系，以一個大的系統架構來把握它。就這樣，通過對商會組織進行解剖，發現它自身有一個組織系統，有總會、分會、分所，從中心城市一直到下面的鄉鎮，是一個網狀組織。

另外它自身又通過與各地商務總會的連接，形成了地區性、區域性的網絡，比如說上海商會聯合會，它的網絡是從地方到全國的。由此，商會從鄉鎮到城市，再到一個區域，又到全國，再發展到海外。把商會研究推向海外后，發現它還有更大的一個系統，就是海外各地美洲、南洋等也都散布著商會。

近代商會、紳商與辛亥革命

澎湃新聞：近代商會在城市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馬敏：商會存在于城市中間，不管是大城市還是小城市，它都跟城市、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城市中間扮演了重要角色，涉及到城市的經濟、政治、社會、公益、教育多方面。商會是一個活化石，能幫助我們去了解中國近代城市是怎樣發展的。

美國有一個著名學者叫羅威廉，他最成功的研究之一就是漢口城市研究，還就漢口寫了兩本書：《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1796-1889）》、《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796-1895）》。這兩本書是城市史研究的權威性著作，他也因此獲得了費正清獎。羅威廉是從商業組織跟城市發展的關系入手，一步一步地將漢口研究透了。他找到了很多有用的資料，當然還有很多海外的資料，當時我們很奇怪，我們去研究漢口，總是感覺找不到資料，結果他寫了兩巨冊關于漢口的書，資料非常豐富。實際上他就是從行會、城市生活入手，把城市的組織和社會功能聯系起來做研究，在漢口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我們研究商會也是類似。如果僅僅就研究一個商會，你講得再清楚，也就是一個商會，但是如果把蘇州這個城市講清楚了，那就不得了，因為蘇州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國城市。上海是殖民者建立的一個飛地，是受西方影響很大的租界，而蘇州則是自己發展起來的中國古典城市，當然它也受到了西方的影響，但是影響比較小。所以在幾十年前我就做出一個預言：如果某一天蘇州找到了它的發展道路，那么它的發展速度和發展能量會是驚人的。當時大家都不相信，這樣一個古老的城市能在現代化和工業化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嗎？30年過去了，我們再看看蘇州，它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已經把我們武漢甩在了后頭，無論新城老城都發展得非常之好。當時我的判斷依據是，明清時期蘇州出了很多狀元，文化很發達，是一個智慧城市，另外它建立了很多傳統的社會組織。如果將這些繼承下來并發揚光大，再和現代嫁接，它的生命力將會很旺盛，比起一些半殖民地城市，它絕對有文化根底和后發優勢。

蘇州之所以在近代發展得非常好，還在于它有一種自我協調、自我組織的能力。蘇州有深厚的文化傳統，也有一套管理經驗，這套經驗將官方組織和民間組織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套很好的“社會自組織”管理系統。社會自組織依賴于像商會、公館、公所、教育會等社會組織，它們和官衙相互配合，把一個城市治理得非常好。

例如糞便問題。當時蘇州沒有像西方那樣的廁所，只有馬桶，但它的城市衛生體系卻很完善，到了收馬桶的時間，大家全部搬出來放好，然后車子來收走，弄干凈再送回來。什么時候曬馬桶也是井井有條，那么多馬桶不感覺到臭，這是很不簡單的。還有蘇州的水道怎么維護？老人、流浪者怎么救助？它都有一套。

這些自組織里面有紳商存在，他們受了很好的教育，知道怎么從公眾的角度來管理一個城市。當時蘇州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既有官銜又經商，既有知識又有錢，成立了很多組織，不僅是商會，還有其他的社會組織。我覺得整個中國近代社會是過渡性的，紳商就是典型的過渡社會的過渡階層。這些人既能穩定社會又能拿到官方資源，既有財力又有功名，既有傳統的社會資源，還能學習西方知識，所以他們在城市治理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聞：紳商是怎樣一個群體？

馬敏：紳商是歷史文獻中的一個詞匯，但它是紳士和商人的集合？還是特指一類人？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后來越來越覺得它可能特指一類人，例如紳商王某、紳商張某，這說明“士人”和“商人”兩個名詞已經集合成一個名詞了，紳商成了一個很緊密的群體。

紳商就是辛亥革命時期所謂的資產階級。中國式的資產階級就是這些人，既是官又是商，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站得住腳，如果僅僅是沒有官方背景的生意人，沒人理你的；但僅是官員而沒錢，也干不成事，在當時把權和錢結合起來才能做出事業來。

發現這個秘密后，我發現辛亥革命起義前各地都是這幫人在活動。為什么起義后局面能很快穩定下來呢？就是這些人希望盡快安定秩序。他們有商團武裝，辛亥革命后，這些商團武裝在城市巡邏，這樣社會秩序就安定下來了，所以辛亥革命背后起作用的主要就是這些人。把這個群體弄清楚了，也就能理解中國近代城市社會發展的秘密，以及辛亥革命為什么很快就成功了，又很快失敗了——因為這些人不再配合了，一旦社會秩序穩定了，他們就支持袁世凱了，在他們看來，袁世凱代表了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權力，所以他們支持袁世凱，反對孫中山，因此又引發了“二次革命”的爆發。通過紳商這個階層，我們可以理解近代史上絕大部分的中國革命。

近代社會的大變局及重商主義的興起為晚清紳商群體的出現創造了歷史條件。晚清的紳商群體有商人向紳士的轉向，也有紳士向商人的靠攏。紳商階層里面又可以劃分為士人型、買辦型、官僚型三種不同的社會類型，這種劃分反映的正是紳商這個群體的多樣性，因為他們和不同的社會階層相互接觸、融合，也影響到了不同的社會群體。

紳商可以算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早期形態，之所以說是早期形態，是因為紳商還不是成熟和完備形態的近代資產階級，而只是在中國社會由古代農耕社會向近代工商社會轉變過程中，一部分亦紳亦商的人逐步向符合近代要求的企業家過渡，然后慢慢具備了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思想和行為特征，構成了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主體。

作為新的社會階層，紳商具備了豐富的社會功能。他們不僅熱心參與社會公益、博覽會等事業，而且在以商會為核心的新式商人社團的興起與整合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不僅如此，在抵制美貨收回利權、立憲運動、辛亥革命等一些近代重大政治活動中，我們都會發現紳商積極而活躍的影響。紳商是近代中國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中國近代商會通史》

學問不能關起門來做

澎湃新聞：回顧您的商會研究，您有哪些研究心得和體會？

馬敏：嚴格來說，我的學術研究是在跟隨章開沅先生攻讀碩士、博士后才真正開始的。說實話，能在豐富的檔案史料中發現這種大小適中且極具發掘內涵的課題，已使研究有一半的成功把握，剩下的就在于自己是否勤奮、是否善于獨立思考了。我在整理商會檔案的過程中逐漸領悟出，對晚清亦官亦商的紳商群體的研究，可能是理解晚清商會構造和功能的關鍵點，推而廣之，紳商研究也有助于探討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就這樣一個簡單的領悟，使我在紳商和商會問題的研究上辛苦跋涉了整整十年，由而立之年步入不惑。十年的勤勞辛苦，加上大量的史料分析，以及經常性的思考，才有了這一點點研究成績。

所以說，做學問真的是不容易的，需要長期的循序漸進、執著追求。那些真正學有所成的一流大師巨匠，沒有一個不把自己看作“文化托命之人”，基于強烈的敬業精神，濃厚的學術興趣，窮年累月，孜孜以求，全身心地關注一個領域，投入一項課題，最大限度地占有資料，反反復復地加以研討，最終才形成獨具一格的研究成果。著名的文獻學大家張舜徽先生就是這樣的典范。他在“文革”的時候，住的是澡堂改成的房子，環境惡劣，但是仍舊不分酷暑嚴寒地刻苦治學，日積月累地寫成了200多萬字的巨著《說文解字約注》，光毛筆就寫禿了50多支。

學術研究是“由冷而熱”的過程，開始都是冷門，但是隨著研究不斷地深入，也會慢慢“熱起來”。當初我也沒想到教會大學史能夠成為一個熱門，商會史現在也成為了顯學，博覽會史更是一個全國都在研究的領域。同時，我還要提倡“由熱而冷”，這個“冷”是冷靜，即在研究“很熱門”的時候，要靜下心來，深思熟慮，要充分利用“熱”的時候流傳出來的資料進行深入研究，而不是在這時什么都往外拋。

我覺得學術研究一定要有一個比較寬廣的知識基礎，并形成較為寬闊的學術視野和恢弘的氣度。過去講“文史不分家”，講學問中的“通識”，均是強調知識的交叉性和滲透性，只有那些保持廣泛興趣的人，在相關領域都有所涉及、出入自由的人，方可做出大學問。一個人的知識、積累的材料也會影響一個人的研究取向。回顧過去三十年的學術生涯，我的主要研究領域（商會、博覽會、教會大學）就是一個不斷擴展的過程。學術研究有時候是帶有偶然性的，不是說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有時候你想走進這間房子，卻不小心走進了另一間房子，就像在樹林中散步一樣，突然發現一片開闊地，豁然開朗，學術研究也是這樣，但是要善于發現，思維要開闊，要有開放的心態，這樣才能從一個領域不斷地擴展到另一個領域。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是如何結合國外的理論，并與國外學術界展開對話的？

馬敏：學問不能關起門來做，還需要與國際接軌。要把自己的研究納入國際主流渠道，要能夠和別人展開對話，如果無法與別人展開對話，自己說自己的，別人說別人的，這就叫學術不入流。這實際上也關系到我們商會研究的現代意義。

現在國外史學界普遍關注的就是市民社會問題。西方認為封建王朝結束后，在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中間有一個市民社會，在這個市民社會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社會一步一步成熟和完善。而在市民社會之前，還存在一個公共領域，哈貝馬斯等人就提出，西方經歷了從公共領域到市民社會再到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展過程。如果說我們的研究能和這些理論對話——當然不是說完全同意這些理論——但只要能夠對話，實際上就把研究引向了國際史學的高度，別人才會認為你的研究有意義。

在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關于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的理論討論得很熱烈的時候，我們參與其中并進行了討論。在做蘇州商會與紳商研究時，我自己發明了一個名詞，專門用來形容蘇州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叫做“在野的市政權力網絡”。所謂的“在野的市政權力網絡”就是很多社會組織連接起來的網絡，這套網絡或是與官方機構對立，或是與官方機構相配合，就這樣形成了蘇州的城市民間社會。

后來我一想，西方史學家說的不就是這么回事嗎？西方在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之前同樣存在一些公眾領域。西方講的是咖啡館、酒吧、舞廳等，我們沒有咖啡館，但有茶館；我們沒有舞廳，但有戲院。無論是茶館還是戲院，都是公共領域，大家在里面可以欣賞到很多公共的東西，也是公共生活。西方史學家還提到了公共場所的議事，其實蘇州商人所談論的可能比西方還要廣泛，他們不僅僅是在議事，還議論到槍桿子。蘇州商團是有槍的，而且像民兵組織一樣要巡邏，負責城市治安，保護商人的商業利益。很多糾紛和訴訟都是由商會來審理的，先是調解，調解不了再裁判。這些事例說明我們早期形態的市民社會，實際上比西方的市民社會內容還要更豐富，涉及面更寬。

從我們對晚清蘇州商會的研究可以看到，晚清商會組織已經把自己的影響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以商會為核心，眾多民間社團組織縱橫交錯，從而形成一個官府以外的在野城市權力網絡，控制了相當一部分市政建設權、司法審理權、民政管理權、公益事業管理權、社會治安權，以及工商、文教、衛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城市經濟和社會生活。如果不拘泥于字面意義的話，我們完全可以將此在野城市權力網絡稱之為“公民社會”的雛形，其背后的推動者，則正是新興的近代資產階級。

這樣一想，其實中國也是有市民社會的，只是當時我們叫做市民公社。所以我覺得他們說的市民社會我們中國也有，但又不完全一樣，它具有土生土長的中國特點，但是和西方的市民社會也有接近的地方，所以后來謙虛一點，我把它叫做“市民社會的雛形”。很可惜這個雛形沒有發展起來，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這個市民社會就被壓制下去了，到后來，蔣介石的黨國更是一竿子插到底。

所以說我們的商會研究是有現代意義的，而且也能和國際學術接軌，這種研究才能算是有國際水平的研究。我們已經做了很多非常成功的研究，通過與別人對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找到屬于自己的一套理論解釋并且有事實依據就行了。說簡單一點這就叫中國道路、中國特色。把自己的研究搞清楚了再去和國際接軌，就容易得多，怕就怕你沒有研究就去和別人接軌，這樣你就和別人談不下去了，或者接到別人的軌上去了。

（本文系青年史學家“中國歷史學教授口述歷史計劃”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