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陳寅恪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追根溯源一個詞的產(chǎn)生機制，詳盡考證一個詞的發(fā)展演變，不光可以認識詞的本身含義，更可借此窺探詞匯背后折射的社會文化變遷。近日，馮天瑜教授主持的“近代術語”課題順利結項，專著成果《近代漢字術語的生成演變與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出版，是為概念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那么，什么是概念史？概念史有著怎樣的研究范式？澎湃新聞邀請該課題負責人之一、武漢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的聶長順教授，分享其概念史研究的成果與心得。

聶長順教授

何為概念史？

澎湃新聞：請介紹下您的學術經(jīng)歷？

聶長順：我本科學的是教育學，碩士讀的是外國教育史，畢業(yè)以后分配到河北大學日本研究所做日本教育研究，按學科來說屬于比較教育領域。其實我對歷史感興趣，師兄經(jīng)常復印一些好的歷史文章給我看，其中大部分是南開老師寫的，因為南開日本史研究水平很高。后來考博士，南開老師提前招生，給了我一個機會，去了南開大學歷史所。我就在歷史所日本史教研室老師組建的日本研究中心里，現(xiàn)在叫日本研究院。

從日本留學歸國后，經(jīng)人介紹來到武漢大學跟著馮天瑜先生做博后，一下又跳到中國文化史領域來了。馮先生接收我，可能是考慮到我有日本研究和留日經(jīng)歷，具備做概念史研究的功底吧。博后出站后，我留在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一直從事概念史研究。

澎湃新聞：您在概念史研究方面有很多成果，可否介紹下您的研究歷程？馮天瑜先生對您有何影響？

聶長順：2004年我來到武漢大學跟著馮先生做概念史研究，重點探究西學東漸背景下出現(xiàn)的術語譯名的厘定問題。近代以降，中華漢字文化遭遇一場古今轉換、中西碰撞相交織的文化大變局，而漢字新術語的生成與演變則是這一大變局的產(chǎn)物與表征。近代厘定的名詞、術語，許多至今仍在使用。對它們的形成過程予以探究，是文化史尤其是文化交流史的題中應有之義。

當時國內的研究條件非常有限，許多重要史料尤其是中國史料難得一見。我首先把研究重點放在了日本，因為日本是中國近代術語的重要來源地，而大部分史料可以通過網(wǎng)絡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查到。我的博后出站報告《近代漢字教育術語生成研究》就是這么形成的。

我博后剛一進站，馮先生就應聘到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下文簡稱“日文研”）主持“東亞二字概念形成”研究的“代表者”去了，許多概念史的重要研究者參加了這個研究團隊（日本稱“馮班”）。這對我的成長幫助很大，使我一下子接觸到了核心研究群體，并和日文研結下不解之緣。在以后的幾年中，我的研究都和參與日文研的學術活動是分不開的。

從2007年開始，馮先生主持教育部社科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近代術語的生成、演變與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當初申報時，課題組的陣容很強大，有日文研的劉建輝、鈴木貞美二位老師，在德國工作的方維規(guī)、梁鏞二位老師，北外大的朱京偉老師、華中師大的劉偉、周光慶老師等。我是跟著馮先生做這個課題成長起來的——不僅我一個，包括參與項目執(zhí)行的許多年輕人。到2014年結項，發(fā)表論文成果近百篇，限于篇幅，最后納入結題報告的僅是其中一部分。通過交流得知，這個項目的研究成果一直受到國內外同行關注，并獲得好評。相信已經(jīng)出版的結項報告《近代術語的生成演變與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也是對概念史研究有所貢獻的一部大書。

《近代術語的生成、演變與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

澎湃新聞：近些年歷史文化語義學、概念史、觀念史等研究受到很多學家關注，可是這些名詞在使用上似乎有些混亂，導致部分讀者對這些名詞之間的關系和區(qū)別認知模糊，您能否幫大家厘清一下？

聶長順：確實各種名稱都有。其實，概念史并不是新近之物。192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樊炳清《哲學辭典》即有“概念史（英History of concepts，德Geschichte derBegriffe）”一條。其釋義稱：“就特殊之事實的認識，而敘述其變遷發(fā)達之跡者，謂之概念史。所以補哲學史及特殊科學史之不足。此德國學者特倫對倫布（Trendelenbury）所始命名，后有米勒（Muller）、倭鏗（Eucken）、何輝爾（Whewell）、文得爾班（Windelband）諸家咸承其說而沿襲之。”1893年初版的文德尓班《哲學史教程》堪稱以概念史補哲學史之不足的杰作。當然，這時的概念史還只是作為一種方法的概念史。就當下的尤其是中國的學術實踐來看，概念史既是一種方法，似乎又將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或相對獨立的學問。

我第一次聽到“歷史文化語義學”這個名詞是在2006年12月，當時武漢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與日文研合辦學術會議，馮先生擬定“歷史文化語義學”作為主題。其宗旨是：使近代術語的研究提升、延展至文化史、思想史層面；使文化史（包括文化交流史）精確到詞，迎接“文化史研究的讀詞時代”。其理路是：在古今轉換、東西交會的時空坐標上，對近代漢字術語的生成、演變尋流討源，且透過語義的窗口，探尋語義變遷中的歷史文化蘊涵，展現(xiàn)中國近代異彩紛呈、后浪逐前浪的歷史文化狀貌。

馮先生的《“封建”考論》便是這一學術范式的代表作；《近代術語的生成、演變與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也屬于此類。當初馮先生提出的“歷史文化語義學”，表面上看，是在“歷史語義學”里加入“文化”一詞，實則有其學理考慮：德國的“歷史語義學”研究是在西方語境進行，基本只有古今問題；而東方人做概念史則不僅考慮古今問題，還要考慮東西問題，是跨文化的。所以加入“文化”，很精妙。

以我個人的看法，在名詞使用上有些混亂，這主要是一般讀者的印象，就學界的研究實踐來講，并沒有混亂。研究者以何自名，乃是出于他對自身學術實踐的體認。無論以何作為“共名”，實際上都包括著以其他名詞命名的研究。大家所做的基本工作是：考察一個詞匯、術語、概念的歷史變遷過程，探究其古今間隔的成因。

從我自己來講，我更傾向于把自己的研究稱為“譯詞文化史”。因為就我們的學術實踐而言，研究重要的節(jié)點在于東西文化交會，我們研究概念的翻譯歷程，是在追索“譯詞”的軌跡過程中講述東西交會、古今演繹的文化故事。

“封建”“教育”“革命”的譯詞形成過程

澎湃新聞：您對“倫理學”“教育”“元素”“封建”等許多概念進行了考辨。這些概念對人們認識近代社會、文化、教育的演變起到哪些重要作用？

聶長順：還是那句老話：考鏡源流，辨章學術。一事不知，儒者之恥。詞匯是重要的文化事象，可謂一詞一世界。我相信，追尋每一個譯詞的形成過程，本身就是在講述一個文化的故事。

這樣的故事很有趣。比如：中國古典詞“封建”經(jīng)與西方feudalism（feudal system/the feudal）對譯，演變?yōu)榧舨脷v史的近代概念。我經(jīng)過檢閱史料發(fā)現(xiàn)：林則徐等“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以“封建”指稱西政，露密士等西方傳教士、漢學家以“feudal”指稱周制，只是這一過程的序曲。真正在名、實兩層面使“封建”與feudalism達成對譯通約的是丁韙良撰、汪鳳藻譯《中國古世公法論略》（1884年）。近代中國新名“封建”譜系也含有與日制“封建”相互疊加混同的部分。新名“封建”的嚴復首創(chuàng)說、獨創(chuàng)說及日源說均不能成立。但就譯詞本身的故事來說，講起來就很有趣。

當然，每個詞的思想文化含量不盡相同，有趣的程度也不一樣。講述它們的故事，會在縱向上為人們提供認知的景深，甚至可能刷新人們頭腦中的已有的世界圖景。每一個概念，在譯詞確立之前，都經(jīng)歷了一個譯詞多樣化階段。把這個階段呈現(xiàn)出來，很可能有助于我們克服譯詞確定之后引起的認知固化。

比如西方的education概念，在定譯為“教育”之前，曾被譯作“文學”、“學問”、“學術”和“學”等。就是說，education的翻譯史中很可能隱含著對education的認知從“學”到“教”的轉換過程，很可能有助于人們從“學”的側面對education進行再認識。再比如“倫理”“道德”，我們現(xiàn)在是區(qū)別使用的，通過譯詞史的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區(qū)分其實是近代譯者造成的，而在近代英語文本中ethics、moral philosophy和moral science 是作為同義詞使用的。弄清這一點，有助于保持跨文化對話間的信息對稱。

我所涉及的譯詞，以學名為多。因為我認為，知識或學問是文化的核心內容，捋清了近代學名的成立過程，也就同時捋清了一門學科的成立的軌跡，至少是掌握了學科史的文本脈絡。至于中國的分科學術史，則是近代學人將近代概念投射到本土的歷史空間之后“再發(fā)現(xiàn)”出來的譜系。譯詞的文化故事如果這么講下去，應該更有趣。

澎湃新聞：您長久以來一直關注“革命”這一概念，相關文章也在日本發(fā)表，可否談一下您的見解？

聶長順：“革命”概念，早有學者研究過。但我覺得還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做概念史，注重起源、轉折及定著這三點。不搞清楚這三點，就算沒有完成任務。我著手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revolution的翻譯歷程，依時序臚列出了revolution諸多譯名，寫成『中日間におけるRevolution翻訳の一考察』一文，日本創(chuàng)價大學『創(chuàng)大中國論集』第18號（2015年3月）。繼而我又以“革命”為著眼點，考察其意涵的古今演繹、東西對接的歷程。其中近代部分已經(jīng)成文，名曰《近代“革命”再考察》，在《人文論叢》2017年第二輯發(fā)表。

就迄今的研究來講，可以說稍有新得。比如：第一，就中國古代“革命”而言，我發(fā)掘了中國“革命”背后連帶的權力正當性理論，即“順天應人”，而“民心”是“天意”的實際來源與內容；為“君”者須是“四有人才”，即有命，有德、有土、有群。

第二，就日本古代“革命”而言，我發(fā)掘了日本“辛酉革命”這一千年慣習，發(fā)現(xiàn)在這慣習下，日本人以“改元”替“革命”以“應天道”，即中國古典“革命”背后的“天命”觀念為“天道”所替換，從而演變成無“命”之“革”。

第三，近代新名“革命”的誕生，日本學界確認為1864年出版的村上英俊編著的法日對譯詞典《佛語明要》。我經(jīng)過資料調查，發(fā)現(xiàn)1836年出版的日本蘭學家宇田川榕庵《舍密開宗序例》中有“西土中興革命”一語；1845年刊刻的日本儒學者羽倉簡堂所撰漢文著作《通鑒評》有“郡縣天下，始于祖龍；匹夫僭稱，始于陳勝。秦季二十余年，實為一大革命。”從而把新名“革命”的起源往前推進了近三十年，也為《佛語明要》譯名“革命”的厘定找到了歷史依據(jù)。

第四，關于日制“革命”在中國的用例，陳建華認為以王韜的《重訂法國史略》（1890年）為最早；金觀濤認為以黃遵憲的《日本國志》（1887年）為最早；馮天瑜先生的《新語探源》則在“孫中山等中國近代革命者對‘革命’的認同與改造”題名之下，探討了“‘革命’一詞何時成為孫中山等人的中堅語匯”這一問題，認為“孫中山以‘革命’自任，形成于1895年底至1898年兩次逗留日本期間”。而我把這一點前移到了1879年5月15日《申報》（上海版）第2167號載《譯日本人論亞細亞東部形勢》中的“戊辰革命”。

第五，運用“歷史文化語用學”范式，發(fā)掘了近代國人將近代“革命”建構成中國固有之物的案例。如：歐榘甲將“民主”“革命”建構成中華“道統(tǒng)”，且賦予它以時空普適性；汪精衛(wèi)則編制出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譜系。

當然，“革命”尚未成功，我還要繼續(xù)努力。

概念史研究現(xiàn)狀

澎湃新聞：現(xiàn)在日本學界有關概念史的研究現(xiàn)狀如何？

聶長順：日本這方面研究，歷史長，學者眾，成果豐，最為可觀的是集團作業(yè)局面的形成。這一局面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日文研這一學術大平臺。其中，劉建輝和鈴木貞美二先生居功至偉。馮先生2004年去日文研組織“馮班”時，合作教授便是劉建輝。“馮班”聚集的是這一領域的代表性學者。學術前輩有飛田良文、柳父章等；中堅力量有鈴木貞美、沈國威、陳力衛(wèi)、黃興濤等。此后連續(xù)數(shù)年，劉和鈴木二位依托日文研，召集各國代表學者，舉辦概念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正如鈴木先生說的那樣，形成了概念史研究的運動。后來，會議論文集由鈴木貞美和劉建輝主編，陸續(xù)在日文研出版，如：《東亞知識體系的近代再編》（2008）、《東亞近代概念與知識的再編成》（2010）、《東亞近代諸概念的成立》（2012）、《為了東亞學藝史綜合研究的持續(xù)發(fā)展》（2013）。2006年12月和武漢大學聯(lián)合舉辦的“歷史文化語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語義的文化變遷》，則由馮先生、劉建輝和我主編，在國內出版。就最近幾年而言，“漢字文化圈近代語研究會”堪稱重鎮(zhèn)，其主要成員也是日文研概念史研究運動的參加者，旅日學者沈國威、陳力衛(wèi)二位老師居核心地位。

《語義的文化變遷》

澎湃新聞：與孫江、黃興濤、李里峰等學者的研究相比，您的研究理路有何異同？

聶長順：從基本面上來看沒什么區(qū)別。作為概念史來講，離不開詞。方維規(guī)先生曾說，概念史不光是詞的問題，涉及到?jīng)]有形成詞的時候，它的概念隱藏在一句話的表述當中。這無疑是對的。不過我還以為，既然是概念史研究，就必須抓住詞，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這就需要扎實的史料。做中國的概念史，尤其近代部分，必然涉及到西學東漸及翻譯，即所謂“語言的接觸”，必然需要多語種的資料做支撐。簡言之就是純考證，即史料的排比鋪陳，這是最基本的。

曾經(jīng)有位老師說我是抓住詞匯這一點，在西方和東方之間，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做文化史的周游。我想，這一說法也算客觀吧。至少有些詞的考察，中—西—日這個環(huán)，我依據(jù)史料畫得比較完整。另外，在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項目《近代新名詞與傳統(tǒng)重構》的研究中，我在“歷史文化語義學”的基礎上，嘗試運用“歷史文化語用學”的學術范式。即如前述，在弄清新名詞的來龍去脈基礎上，進一步考察近代學人是怎樣用的，是如何把它們投射到中國的歷史空間，再建中國的“現(xiàn)代傳統(tǒng)”的。

澎湃新聞：金觀濤、劉青峰的著作《觀念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一部作品，通過數(shù)據(jù)庫統(tǒng)計關鍵詞頻率來研究近代重要政治術語的起源和演變，很有新意，讀來也饒有趣味。不過也有學者質疑其統(tǒng)計方法在解釋思想文化方面的真正效果，對此您怎么看？

聶長順：先說“觀念”這個詞的運用，其實不太好。從心理學上說，觀念不是一種很明確的概念，當無法找到一個準確的詞或一句明確的話來表達自己意思的時候，這種狀態(tài)的意識叫做觀念。金觀濤選擇用觀念而不用概念，這是值得推敲的。

至于他所使用的統(tǒng)計方法當然有其便利，但任何方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這本書很注意詞頻的作用，但是一個詞對人們的影響不能拿它出現(xiàn)的頻率來證明。有些話的影響大小還得看誰說，人厲害，說一遍就夠；不厲害，天天說也不管用。統(tǒng)計方法無法說明影響與接受層面的東西，因此是比較平面的呈現(xiàn)，無法反映“人云亦云”這一傳遞的過程，也無法說明每一個文本之間的關系。當然他們研究當初預設的一些基本的理論性的想法是可取的，自有其價值，但無法代替?zhèn)€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