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的出現，其實是超大城市本身的運行機制出了問題，而不是流動人口集聚所帶來的。城中村是超大城市的機會，而不是疾病。”復旦大學教授任遠說。

2017年12月22日，第三屆上海公共管理（MPA）論壇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召開，本次論壇由上海MPA教學指導委員會主辦、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承辦。

來自長三角地區十五所MPA培養院校的近兩百名師生代表參加了論壇，共同探討大數據背景下的超大城市運行管理，以及共享經濟的發展與治理。

此次論壇上，來自復旦大學的任遠教授聚焦超大城市城中村問題，交流了對城中村流動人口集聚和社會治理的經驗及認識。

城中村問題往往被社會歸咎于流動人口集聚，而城中村問題也因此往往被視為“城市病”。

對此，任遠指出，上述“城市病”并非由人口集聚和人口高密度造成，而是城市規劃、交通、教育、就業、福利、安全等管理和服務能力發展不足的綜合結果。

任遠總結了城中村流動人口集聚和“城市病”的成因，他認為需要在理解城市運行內在機理的前提下，加強對城中村的社會治理。

任遠分析了城中村流動人口集聚的原因。他認為首先是城中村地區的私人租賃和廉價的非正式住房供給滿足了流動人口的居住需求；其次是工廠和就業機會向郊區轉移；以及城中村具有農村社區的空間形態，流動人口在文化習俗、生活習慣上更容易適應。此外，城中村在土地產權、住房建設和管理上相對松懈，也有利于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的租賃和入住。

任遠強調，目前出現各種“城市病”，真正“病因”是城市發展能力、管理服務能力不足，難以支撐人口增長和城中村空間的轉型變化。他認為，“城市病”所表現的沖突本身是城市成長的正常表現。

在任遠看來，城中村應當被看作是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看做是城市的“中轉平臺”。他說，“外來遷移人口進入城市，依靠的就是這樣低成本的住房，來解決其生活和居住的需求。”他認為對于沒有社會住房保障的外來遷移人口來說，城中村地價相對較低，可以承擔創業孵化器的功能，“任正非的奮斗也是從深圳的城中村開始，城中村在城市中的功能非常強大，這種強大不僅僅是經濟功能，而且是社會功能。”

任遠認為應該從“加強地方政府的依法規范管理能力”“多渠道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實現包容和參與的社會治理”“支持和逐步吸納城市基層的草根創新”四個方面入手，積極開展良好的城中村社會治理。

任遠表示，城中村是超大城市成長的表現和機會，而不能僅僅看成是問題和“疾病”，因此實現開放共享的城中村發展和社會治理，需要通過積極的策略和制度建設，使城中村的社會治安管理過渡為多元參與的社會治理。

對任遠而言，中國城中村治理的實踐經驗甚至具有世界意義：“未來城市成長主要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又是超大城市最為前沿的地區，因此中國的實踐能夠為世界未來的超大城市管理提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