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文學探索人性，歷史學更多地研究組織或團體的興亡得失，這和我所從事工作的內容頗有相通之處。”在新作《興亡：中國兩千年治理得失》的后記中，沈剛這樣寫道。

沈剛畢業于復旦大學新聞系，從小就喜歡文學和歷史。大二時，他在《萌芽》雜志上發表了小說《別了，十八歲》，獲得了“萌芽”文學獎，之后還出版了以此為名的小說集。畢業后，他做過《萌芽》的編輯、《解放日報》的編輯，后來他離開媒體，創立了唐神傳播，任董事長至今。文學寫作沒有繼續，但是酷愛的中國歷史閱讀與研究，讓他開始致力于大歷史寫作。

《興亡：中國兩千年治理得失》以國家政權的大環境（自然環境和內外部條件）、價值觀（即官方的統治理論）、方法論（即政權的統治策略）、組織（指統治集團組織體制的保障，包括團隊和機構兩大方面）和資源（指國家人力、財力和其他物力資源的動員水平）這五個維度來分析秦統一后中國兩千年的興亡得失，揭示了帝制中國皇權系統的運營邏輯，是不一樣的中國古代通史。新書出版之際，澎湃新聞專訪了沈剛。

沈剛

澎湃新聞：寫作本書應該與您的工作有關，那么您具體是什么時候，因為什么原因，有這樣的想法去從一個現代運營管理的角度來分析解讀中國兩千年朝代的興亡？

沈剛：我要說的是，我寫作本書首先是出于對中國歷史的熱愛。我是一個歷史控，大學時代、工作以后多次萌生過報考歷史系研究生的想法。經營企業的日子里，我并沒有放棄閱讀的習慣，只不過對于虛構類作品的關注急劇減少，而將大部分的閱讀時間用于中國古代史、近現代史的學習和思考。

當然，我在媒體廣告領域工作三十余年，對于我的歷史寫作還是很有影響的。所有的現狀都是過去生活的累積。如果我當年走上專業的歷史研究之路，今天寫出來的文章可能又是另外的樣子。我是在2010年前后，看到許悼云先生《從歷史看領導》、《從歷史看組織》等系列作品——實際上是他給企業家上歷史課的講稿，許先生是很有智慧的大學問家，我讀過他面對一般歷史愛好者的《萬古江河》、《歷史的脈絡》等較為普及的作品，也翻閱過《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等學術著作。面對企業領導者，許先生深入淺出、娓娓道來，融入了很多管理學、組織行為學的知識。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示，就是可以換一種思維來梳理一遍中國帝制時期政治發展的通史。

澎湃新聞：您在《興亡》這本書中，將中國兩千年的帝制作為一個整體、一個閉環，列了五大維度來分析它的興衰規律，這五大維度您是如何選擇出來的？

沈剛：大環境、價值觀、方法論、組織和資源等五大維度，最初是綜合了SWOT[1]、PEST[2]和波特五力[3]等分析模型，我司獨創的用以檢測創業型品牌企業興衰成敗的工具。我們特別對于部分失敗的案例進行研究驗證，發現問題無非集中在幾個方面，比如行業處于衰退、整個品類遭遇新科技阻擊（大環境的因素）；不重視產品質量、依賴于某個價值不明確的產品（價值觀的因素）；商業模式已經落后、熱衷于政商捆綁、業務命脈維系在少數客戶上（方法論的因素）；公司治理結構不合理、指揮系統制度不完善（組織的因素）；多元化的陷阱、高負債率資金鏈斷裂（資源的因素）等等。

治理企業、治理國家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企業生產有形或無形的產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政權的產品可能就是內外的公共政策，包括相關的制度安排、法律設計等。我對照過中國古代王朝覆滅的一些因素，比如秦朝、隋朝橫征暴斂，過度動員人力、財力資源，國家缺乏統一的核心價值；漢朝、唐朝后期封疆大吏軍政財權合一，造成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統治策略動搖，國家從上而下的組織體制潰爛；宋朝資源動員能力較弱，遭遇強大外力的入侵；明朝統治者價值僵化，國家的資源不足以應付內外兩場戰爭等等，這些似乎都可以歸結到環境、價值、策略、組織和資源的五個維度運營系統范疇。

當然我寫作《興亡》，是以五個維度的眼光，敘述以最高統治者為線索的政治通史。我的著眼點還是在歷史思考和評論上。我是個文科生，以數理的方式建構五個維度模型，既非我所長，我也無意寫成一本財經書。

澎湃新聞：這樣的維度分析，會不會放大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而忽略了一些偶然因素？畢竟中國古代社會是封建專制的，帝王的個人因素對歷史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皇帝的昏庸無能、興趣癖好，或者一個錯誤的決策，就會影響朝代的命運。像宋太宗，有學者認為他過高地估計了宋軍的實力，又為了急于擺脫繼位問題而建立個人威望，錯誤地對北方遼國發動攻勢，結果大敗，傷了北宋元氣，逆轉了宋遼的形勢。但這些內容在書中有時就一筆帶過了。

沈剛：關于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問題，我是這么看的，一方面帝王作為專制政權的決策者，確實在歷史的進程中發揮了相當的作用。比如，秦始皇統一六國，確立了中央集權郡縣制的皇帝制度，劉邦反秦又承襲秦的皇帝制度，實行郡國并行的政治架構。我在本書的結論部分，列出了秦始皇、漢武帝、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和康熙帝等八位帝王，專門說明他們對帝制時期政治進程的關鍵性影響，同時也列出了明成祖、乾隆帝等其他一些帝王，分別說明了他們各自的作用。

但在另一方面，帝王身處歷史的系統和環境中，也是時代的產物。比如秦朝的統一，這是秦國數代君王接力奮斗的結果，如果秦始皇的父親莊襄王活得更久些，或者秦始皇早逝而由扶蘇繼承王位，應該也能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秦始皇推行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郡縣制的法家統治策略，直接來自于孝公時期商鞅變法運動。他不過正好踩在那個時間節點上。劉邦稱帝后實行郡國并行的一國兩制模式，即在中央政權直接控制的原秦國土地采用郡縣制，對原關東六囯區域一度采用周天子式的分封制，這完全是對當時環境的一種戰略性妥協。

有一些帝王確實做出了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戰的事情，但結局一般不會太好。比如，王莽要恢復井田制，一定要建設儒家經典文獻中的理想國，結果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武則天實現了女人當皇帝的野心，但是，她還沒有死去就已經被趕下了皇帝的寶座。宋遼戰爭中宋朝的失利，宋太宗個人的判斷能力、指揮能力固然是很大因素，但宋遼雙方軍事資源的差距仍是根本性的原因。宋太祖生前想以贖買的方式取回幽云地區，就是基于對這種差距的認識。

我還是認為，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不是無限的，有些統治者自以為改變了歷史，過個若干年去看，他其實也沒有改變什么，但歷史會留下這些人的痕跡。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寫到，因為鴉片戰爭，兩千多年的國家治理體系沒有繼續發展下去，這個閉環被打破了。那么假設沒有鴉片戰爭，您認為這個閉環可能會從內部被打破嗎？

沈剛：我認為閉環不可能從內部被打破。中國兩千年的治理閉環，首先是地理上的閉環，古代東亞地區相對獨立、封閉的環境，造就了生活在這一地區人們獨特的天下觀；其次是農業文明為主的生產方式的閉環，在農耕、游牧、漁獵等族群的融合過程中，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文明形態無疑是最先進的。

當然，我們所說的治理體系不變的閉環，是指秦皇漢武以后形成的儒家的價值觀和法家方法論相為表里的統治本質。具體到每個歷史階段、每個朝代乃至每個統治者，這種本質的外在表現形式也是各具風格、各有側重。現在有種說法叫“秦制兩千年”，似乎概括得過于籠統。儒家思想中首先產生了大一統的目標，即恢復西周政權為藍本的天子諸侯的治理秩序，但在政治實踐中，儒家價值并不能成為重建統一政權的有力工具，這就出現了商鞅那套“農戰”的做法，實行君主專制和郡縣制，其實就是全面推升國家資源動員能力的法家方法論。

秦朝統一之后十五年就滅亡了，人們逐漸意識到，國家一味依照法家的嚴刑峻法進行統治也是不夠的，到了漢武帝時期，就給專制政體披上了一件儒家的外衣。從某種意義說，這是周制在秦制時代的回歸。歷史上有些帝王，比如王莽、晉武帝司馬炎等人，對于周制還是很癡迷的，兩晉南朝就是貴族政治復活的時期。隨著北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兵民合一的資源動員，因俗而治的不同民族治理模式，這些胡制也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周制、秦制和胡制相互融合的過程，其實也是以中原、漢地為主的“小中國”，演變為長城內外農耕、游牧和漁獵等民族共存的“大中華”的過程。

澎湃新聞：在書中，您不僅引用了很多史書里的資料，也引用了不少今人的觀點，比如歷史學家鄧小南、學者王立群等等，可見您平時的閱讀量非常大。您能分享一下收集整理這些史料、論點的方法嗎？以及在寫作中如何選擇使用這些史料和觀點？

沈剛：我對于前四史、《資治通鑒》的內容較為熟悉，隋唐之后的部分，我查閱間接史料的情況較多。閱讀史學大家、學者的作品，是我工作之余最大的樂趣。陳寅恪、呂思勉、傅樂成、田余慶等先生的著作，包括葛劍雄、馬勇、劉統、姜鳴等許多老師的書籍，我都翻閱了不止一遍。他們的想法、觀點有時候也并不一致，我都反復予以比較，融入個人從事管理工作的感悟，最終形成自己的判斷。

比如關于唐朝中晚期的宦官專政，不少學者都認為宦官首領掌握皇帝的廢立，主導了晚唐政局，只有黃永年先生認為，宦官們擁立新帝，好比大家族里奴婢幫助小主子爭產業，而非奴婢權力大到可以反掉整個大家族。那種認為唐后期皇帝都已成為宦官的傀儡，是十分錯誤的。我經過對于史料的再三研讀，最后采用了黃先生的觀點。

再比如明世宗嘉靖帝期間，世宗廷杖數百位反對為世宗生父母上尊號大禮的士大夫官僚，造成十六人重傷死去，不少學者的立場都站在儒臣一邊。非主流的李曉鵬博士認為，理學家官僚主張強化“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的宗法體制，并不代表歷史的進步。我在這一問題上的想法和他是一致的。類似這樣引用上的選擇，在本書的寫作中還有很多。

澎湃新聞：近幾年出現了一股“宋朝熱”，比如熱播的宋朝影視劇《夢華錄》、《知否知否》，以及舞劇《只此青綠》等文藝作品，宋朝美學的生活方式也熱了起來。您覺得“宋朝熱”為什么會在當下流行？

沈剛：“宋朝熱”近年來的興起，是一件相當有意思的事情。宋代形成君主與士大夫共治的策略，國家通過科舉考試制度，實現了平民士大夫體制內外的流動，學術氛圍相對寬松，文學繁榮。而且，工商收入可能超過農業收入，政府實行募兵制與兩稅法，不同于秦漢以來編戶齊民、重農抑商的資源動員方式，民眾從土地的束縛中得到了一定的解放。宋朝社會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特別是知識分子士大夫的價值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彰顯。這可能和經歷了四十年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發育的當下，有著某種相似共通之處。

不過，宋粉心目中理想的宋朝，主要還是指宋仁宗一朝四十余年的文治承平時期。太祖、太宗開國時期，國家還在進行統一戰爭，隨后真宗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內心是深感恥辱的，仁宗時與西夏的戰爭也失利了，這才有了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是著名的經學家，他的改革卻是以提升國家能力為核心的法家方法論。提升國家能力與個人的自由、權利之間總是存在沖突的，這可能也是改革遭到巨大爭議與反對的原因之一。之后就是金軍南下、靖康之恥，宋朝的黃金歲月也就結束了。

《興亡：中國兩千年治理得失》，沈剛/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6月版

澎湃新聞：您寫作《興亡》，自我評價存在著什么不足和遺憾嗎？

沈剛：我是第一次從事歷史寫作，寫的又是具有通史性質的作品，不能出錯是我的指導思想之一，所以，我總體來說比較中規中矩。而且，我在寫法上釆用以主要帝王政治活動為線索的方式，細部上也不適合展開跨時代的思考。有不少想法我沒有進行深入的闡述，有些我在書中沒有提。比如我在結論中說的秦始皇等八位帝王的關鍵性影響，在正文中展開還不夠，全書也不是僅以他們為中心寫的；先秦的部分，特別是作為統治理論和方法的儒家、法家的來龍去脈，基本上沒怎么寫；還有我剛才強調的兩千年里周制、秦制和胡制的融合問題，我也沒有著力探討。遺憾還是不少的，留待以后的寫作中彌補。

澎湃新聞：對于目前讀書界出現歷史熱，以及各種歷史寫作，您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沈剛：中國人歷來有讀史的傳統，這幾年出現的歷史熱，可能和我們綜合國力提升、民族自信增強有關吧。

關于歷史寫作，我研究了下目前大概有兩種主要的類型：第一種主要是專業歷史研究者寫作的學術著作，這些作品水準高、專業性強，比較適合同行、研究生以及重度的歷史愛好者閱讀；第二種是普及型的大眾作品，受眾面當然比較廣，缺點可能是流于表面現象的敘述，思辨性較弱，或者有些觀點也不一定經得起推敲。我在想，可不可以多多探索第三種類型，就是說中心思想是專業的、學術的，寫作方法上釆用歷史敘事型而不是問題研究型的方式，現在這類作品已經在市場上出現了，我也希望自己能加入到這一類型的寫作中。

澎湃新聞：推薦幾本您最近讀到的不錯的歷史類書籍。

沈剛：我手頭正在讀的有兩本書。一本是馬勇老師的《中國儒學三千年》，馬老師不僅是近代史專家，而且具備大歷史觀，他這本書打通古今，對于儒學發展中的重要節點一一展開。我在寫作《興亡》時，還未能讀到馬老師的書，否則統治理論的部分可能會寫得更加完善一些。另一本是何冠彪先生的《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何先生有一個判斷，明末殉國人數位居各朝之冠，這和我在《興亡》中的觀點不盡相同。我的研究結果是，明末士大夫為舊朝盡忠的程度不如宋末士大夫，我要認真予以拜讀，看看是否需要修改。

澎湃新聞：您還會寫小說嗎，比如歷史題材的小說？

沈剛：我至少不會寫歷史題材的小說，歷史寫作的部分，我還是希望保持非虛構的狀態。我最近在寫一本關于晉朝的書。這是一個嚴重被忽略的朝代，兩晉一百五十年，在秦漢與隋唐之間承前啟后。西晉是中國第四個大一統政權，晉朝雖然得國不正，但晉武帝司馬炎一心實踐周制理想的儒家仁政，東晉又是歷史上唯一的士族聯合專政的虛君統治。究竟是什么根本原因，造成晉朝政治的瓶頸和曲折，又對中國歷史的進程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我希望能夠提供給讀者和以往并不相同的思考。

注釋

1.企業戰略分析方法，SWOT中S（strengths）是優勢、W（weaknesses）是劣勢、O（opportunities）是機會、T（threats）是威脅。

2.是指對宏觀環境的分析，PEST是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和技術（Technological）的縮寫。

3.由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于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他認為行業中存在著決定競爭規模和程度的五種力量分別為同行業內現有競爭者的競爭能力、潛在競爭者進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與購買者的議價能力。這五種力量綜合起來影響著產業的吸引力以及現有企業的競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