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偉大的夢想。

中國小康之難，難在農民的小康。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80多年前寫就名著《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時所說，沒有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費孝通認為，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解決人民的饑餓問題。

“費孝通懸念”只有在地覆天翻的改革開放征程中才真正成為歷史，并進而走向更高水平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小康時代。而新的懸念是，小康之后，中國農村向何處去？什么才是未來的方向？

作為中國農村最早實現小康夢想的領跑者之一，距離費孝通“江村調查”的村莊以北約80公里外的張家港市永聯村的生動實踐，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清晰的答案。

和過往許多承載中國農民財富“翻身記”的優秀鄉村典型不同，永聯樣本告訴我們的啟示在于——

如何走出地緣、血緣及宗族化的鄉村熟人社會閉環，用更開放的姿態構建鄉村治理新世界？

如何以利益的公平推動人的公平，并在公平的基石之上讓社會財富噴涌而出？

如何依靠制度的保障實現人治到法治的進化，讓農民從鄉村的生存者成長為這片土地上的主人？

如何幫助農民在物質豐富的同時精神富有，為新型鄉村治理體系的建設培育最豐厚的人文土壤？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歷時一個月的鄉村調查采寫了來自永聯村的一組四篇專題報道，以下為家庭故事篇。

永聯樣本的啟示不僅是鄉村的，也是中國的。永聯村的探索還在路上，但讓我們嗅到了來自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希望。

“永遠聯合起來，共同進步”——這句樸素的憧憬，是江蘇張家港市永聯村得名的起源。

如今已是全國前三、蘇州第一經濟強村的永聯，確實是個因“聯合”而崛起的村莊。縱觀它近50年的發展歷史，大致經歷過3波“移民潮”：

1970年圍墾長江堤外700畝蘆葦灘建村時，來自沙洲縣（現張家港市）南豐、鹿苑、兆豐、大新等地的254戶家庭遷徙至此，構成了永聯的原住民群體；

1995年起，永聯村先后5次并隊擴村，村域面積由0.54平方公里擴至10.5平方公里，村民也從800多人增加到1萬多人；

2006年后，為給村辦企業永鋼集團的發展和現代化新農村建設提供人才支撐，永聯開門納賢，定下“每年招300名大學畢業生”的宏大計劃，大量精英與外來務工者因此涌入村莊建設的隊伍。

作為傳統中國的根系，農村是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最為沉重的部分。復雜的基層生態結構、多元化的利益訴求，是橫亙在數十萬中國鄉村小康之路上的一道難題。

然而，在永聯“共同進步”的治村理念下，“聯合起來”的原住民、近一萬并村而來的新村民和六千多到此打拼的新市民彼此兼容、和諧共生、共建共享。這個擁有“全國文明村”、“國家級生態村”、“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國家級榮譽的江南名村，已然是十九大報告所描繪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現代化農村的典范。

澎湃新聞從上述三個群體中，各選擇了一戶典型家庭進行“樣本調查”。他們的故事，既是小康之后永聯人的生活“縮影”，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永聯的鄉村治理藝術與智慧。

“一個人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原住民：顧秀琴家庭

家庭檔案：

顧秀琴，65歲，1970年圍墾建村首批村民，曾任村第四生產隊、第九生產隊隊長，全村11個生產隊總隊長，2006年從村農貿市場管理崗位調任村委拆遷辦直至退休；丈夫王良寶，73歲，已退休，原永鋼集團職工；二老現居永聯小鎮80平米老年公寓。

兒子王平，48歲；兒媳許慧華，48歲，兩人均為永鋼集團員工，現居拆遷后分得的永聯小鎮140平米大產權房。

四人均為永聯村社員。年收入除工資、退休金外，還包括土地流轉費、每月菜金補貼、養老補助、家庭文明獎、永鋼集團年終分紅等，總計近20萬元。

孫女王耀楠，24歲，張江港市第三中學教師；孫女婿倪龔煒，25歲，張家港市圖書館職工，夫妻二人現居張家港市區。

顧秀琴和王良寶的一天通常是從逛菜市開始的，不只為買菜，也為一路和相繼照面的鄰里鄉親寒暄一番。這些天，大家討論最多的是村里訂的新規：從明年起個人養老補助標準將從每月650元漲至800元。

“我們根本用不了兒子、孫女的錢，村里發的福利就夠用了。”曾經歷過永聯村最窮苦日子的顧秀琴對如今的生活十分滿意：白天的大部分時間她會和姐妹們去老年活動中心打乒乓球、臺球、康樂球，偶爾下盤象棋，若天氣不好則三五成群相約在家跳健身操；晚餐后是二老的獨處時間，打開電視機，連上無線網絡用手機玩游戲、聊微信，絲毫不乏味。

“這樣的生活放到30多年前真是想都不敢想。”談起初到永聯的頭幾年，顧秀琴會習慣性笑著擺擺手，嗓門也似乎亮了些，“我剛到村里的那會兒太窮了，小偷又多，很多姑娘都不愿意嫁過來”，記得永聯老書記吳棟材到崗的第一天，臨近農場就為他“送”來三個人，原來是人家捉到的小偷，全來自永聯。

“可能是那一幕讓老吳書記太震撼了，為了吃飽飯，當年底他叫了村里300多個人開挖魚塘養魚，后來又陸續辦小廠、建軋鋼廠，日子才一天天好過起來。”顧秀琴回憶，1995年，根據上級的“先富帶后富”要求，永聯開始并村。

大家庭里突然新增外來者，如何內外不分家？吳棟材提出了“給每個老村民1萬元現金補助，一次性買斷老永聯貢獻”的辦法，從此“進了永聯門，就是永聯人”。

可對這個一碗水端平的做法，顧秀琴和許多村民一樣，起初并不十分理解。

“原本老永聯人可以享受免繳煤氣費、孩子學費等，但并了村，人多了，這部分待遇沒有了，還要把大伙辛苦賺出來的集體資產平分給后來者，心里難免抱怨。”顧秀琴說。

面對老村民們的微辭，吳棟材曾挨個解釋：“老村民貢獻多、犧牲多是事實，但并村不是背上包袱，而是拓展空間，可以互利共贏。若新老村民間因待遇不同產生隔閡，就可能給未來發展留下永遠的鴻溝。這個問題拖得時間越長，越難辦。”

吳棟材的一番話給當時的顧秀琴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幾年，因為永鋼集團產能擴張和新農村建設的需求，永聯村啟動了多輪拆遷。但怎么拆遷差別就大了，如果按照“拆多少、分多少”的常規作法，富的人家還是富，窮的人家依舊窮。更何況村集體投資的新房建設成本達1400元/平方米以上，遠超500元/平方米的出售均價，拆遷面積多的人家又等于多得了貨幣化集體資產的分配，更不公平。于是村里采取了“拆歸拆、分歸分，一戶一套，老年人住老年房”的政策：拆時按標準估價，一次性補償到位；分時一張結婚證對應一套房，每套都是140平方米。退休老人每戶繳納2.4萬元押金，即可申請入住80平方米的老年公寓。

不管窮與富、拆得多或少，確保家家有住房的更公平的分配政策也并非執行得一帆風順。在村委負責拆遷工作的幾年里，顧秀琴就遇上過幾起掀翻桌子、被人拿著鋤頭追打出來的事兒。

有一次，為說服一戶反對拆遷政策的家庭，她從進不了門到被指著鼻子罵出門，再到抱著頭躲避追打，一個多月里天天吃閉門羹。還有村民連續幾天帶著家人到村委辦公室吵鬧，最后干脆抱著被子躺在一樓大廳里，一睡就是好幾天不肯走。

“說得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好在最后人多力量大，發動鄰里一起勸，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啊。”用手指著如今所住的老年公寓，顧秀琴和老鄰居們都顯得格外滿足。

“把道理擺在臺面上討論，總好過在村口吵架”

新村民：陸衛紅家庭

家庭檔案：

陸衛紅，41歲，2008年9月最后一批從原南豐17大隊永豐村并入永聯的新村民。做過裁縫、開過文體用品店，2010年應聘成為永聯村永合社區居委會園區長，2017年1月轉崗社區第二網格網格長，現任蘇州市人大代表。

丈夫楊永芳，42歲，永鋼集團下屬聯峰物業消防監控室職工。女兒陸雯君，16歲，張家港暨陽高級中學高一在讀。

全家均為永聯村社員，現居永聯小鎮，家庭年收入近8萬。

在永聯愛心互助街的惠鄰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見到陸衛紅時，她正在幫村民楊正華電話咨詢如何到民政局開具其姐姐的戶口遷出證明。

從最初的永合社區園區長到現在的社區第二網格網格長，類似這樣的咨詢解答、溝通協調陸衛紅記不清有多少次了。對于這位2008年才并入永聯的新村民而言，參與公共事務7年，在與新老村民的溝通中，從未感受到任何隔閡。用她自己的話說，“沒覺得因為外村來的就被另眼相看，大家都是一家人，彼此信任、彼此需要的交融感，使自己每一份為這個大家庭的付出都覺得心里很甜。”

在陸衛紅隨身攜帶的包里，有一本發了白的本子，記錄著社區400多戶居民家庭的手寫信息，因為經常翻看，本子的邊角已經變毛。今年年初，隨著社區網格化管理的推進，陸衛紅管理的轄區經重新劃分后，服務住戶數量增至1311戶。

“準備換個大本子了，人太多，實在記不下。”想做到對每個居民情況了然于心，陸衛紅采取了最原始的辦法--每天上門。

早上8點-11點半、下午1點-4點，是她雷打不動出現在40個樓道里巡視的時間，除了采集人口、房屋、計生等基礎信息以便錄入社會管理信息平臺統一存檔外，她還在挨家挨戶了解服務需求和訴求事項、排查各類矛盾糾紛問題隱患等工作中忙得不亦樂乎。

“這兩天陸續接到居民投訴，有幾戶新搬來的打工者在家里開小作坊，休息時間擾了民，我剛上門逐個協調完，準備明后天再去回訪。”陸衛紅笑稱，社區工作事多瑣碎，但她喜歡與人交流，既然當了這樣的“大管家”，就要事無巨細地為所有人做好服務，尤其是需要重點關注的老年人群體。

在社區大多數老人眼中，陸衛紅已成了他們的“閨女”，大到賣房、小到下水管維修，每到一戶她都能對老人家中事務如數家珍。“小陸，快點，進來坐，外面冷。”見到陸衛紅上門，老人們總格外熱情。

當然，也有陸衛紅解決不了的麻煩。“比如，碰到說不通道理的家庭，就可能受點委屈，好在周邊鄰里都會來幫著勸解，說的人多了，道理自然就明了了。”

除了日常社區問題調解，幾次村經濟合作社社員議事會的參會經歷，也讓陸衛紅感受頗多，“我們村有一萬多名社員，總有人會對涉及自己的利益分配有異議，怎么協調？大家坐下來開會一塊兒評理。”

講道理首先得擺依據。

在陸衛紅2013年9月17日的工作筆記上，就羅列著數條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江蘇省土地管理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蘇州市宅基地管理暫行辦法》第十一條、第十五條，《江蘇省村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第十五條……

“每條都是為參加村民王利（化名）訴求的二套房安置問題做的準備功課，提前熟知規定，才不至于在議事會現場一頭霧水。”陸衛紅告訴澎湃新聞，“其實大多數訴求召開議事會的村民并非無理取鬧，只是對規定理解得不夠充分。通過集體議事，把道理擺在臺面上討論，總好過倆倆在村口吵架。”

“現在村里大小事都由村民商量著定，涉及漲補貼、拆遷安置、土地征用等問題，還得開全體村民代表大會，每人都有投票權。”

讓陸衛紅驚喜的是，隨著議事制度的不斷完善，村民們的思想觀念開始慢慢轉變，從“想說話”到“會說話”、從“看熱鬧”到“聽門道”。每次新規出臺前征求意見時，她都會被人拉著一遍遍討論政策的可行性。

“誰說村里的大媽只會圍在路邊為家長里短嚼舌頭？在我們永聯，大家談論的是時事政治，關心的是年終結算、社員確權、樓棟文明公約制定等之類的公共話題。”陸衛紅說，這讓她倍感驕傲。

“雖然不是‘村民’，但在永聯生活就像在家一樣”

新市民：李金梁家庭

家庭檔案：

李金梁，36歲，江蘇連云港市灌南縣人，2005年從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法學本科畢業后，進入永鋼集團工作。先后在基建、招標、法務、審計等多崗位輪崗鍛煉，現就職集團企管部標準化管理科。

妻子俞蘇燕，32歲，安徽池州人，2009年從安徽工程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畢業后到永聯工作，現為社會組織惠民服務中心社工。

兩人通過永鋼集團聯誼會相識，2012年底結婚，2014年3月女兒李惠萱出生，現就讀永聯幼兒園小班。

一家三口戶籍掛靠南豐鎮集體戶口，尚未購房，暫居專為雙職工提供的月租300元廉租房內。

早上7點，鬧鐘響過3秒，俞蘇燕快步走回屋內，叫醒睡夢中的丈夫和女兒，然后回到廚房繼續準備早餐。7點30分，離家，開車將女兒送至幼兒園后，夫妻倆分別奔赴永鋼集團和惠民服務中心開始一天的工作，直至下午5時許，再次出現在幼兒園門口，從為照顧雙職工工作而設置的“放心托管班”里，接回女兒。

“媽媽，我今天又幫同學收玩具了，老師說我乖。”一路上，女兒興奮地講述著自己在學校的表現。

“奶奶好！”到家，上樓，一路飛跑的女兒笑著和樓道里擦身而過的鄰居們打著招呼。

“回來啦，真乖”“慢點走”，見到小可愛，老人們笑得合不攏嘴，“下次你爸媽忙，再來奶奶家吃飯。”

這是李金梁和俞蘇燕在永聯定居多年里，每一天的“縮影”。

11年前，對于當時25歲的李金梁來說，各地鄉村大抵與老家連云港市灌南縣的農村并沒什么區別。因此，大四畢業那年，面對三份工作機會，他曾思考過：是留在城市但進入尚不成規模的小公司，還是冒險一把，選擇當時崗位與專業并不對口且在農村的永鋼集團。

抱著進入更大、更正規平臺鍛煉打磨的憧憬，2006年初李金梁第一次踏入了永聯村。

“當時就驚呆了，原來農村也有如此超前的現代化規劃，一幢幢正在新建的高層居民樓呼之欲出，不再受制于土地的村民有的在企業打工、有的自主創業，充滿朝氣的氛圍、宜居的生活環境，在當時甚至超過了部分城市，給人一種踏實感和歸屬感。”李金梁回憶。

更意外的是，初到永聯后的生活并沒有因進入鄉村而變得單調。白天，他會騎著科長的自行車，在工地老師傅的指導下，學習勘查施工現場；晚上空閑時間，則約上幾個年輕人到宿舍對面的休閑樓看書、健身、免費唱KTV，或乘坐公司隔日一次的夜間班車到市區看電影、購物。

“來前曾擔心的無聊、枯燥、被排擠，竟完全沒有發生。”李金梁說，原以為鄉村的封閉和排外會使外來者被邊緣化，從事的也是臟、亂、累的工作，卻沒想到一來就感受到平等的待遇，“這樣的包容開放是許多城市都不做到的”。

最讓他驚喜的是，自己竟會通過公司組織的聯誼會收獲愛情。

李金梁依稀記得那是2010年4月底一個周末的上午，俞蘇燕身穿一件紅色小西裝站在70多人中間格外醒目。借著自己是活動策劃人和主持人的小便利，回家后，李金梁撥通了手中名單上俞蘇燕的電話號碼。

“那天是我大學畢業到永鋼實習的第二個月，去參加聯誼會也是辦公室老員工和領導們慫恿的。”回憶起戀愛伊始的時光，開朗的俞蘇燕笑得羞澀而甜蜜。

因祖籍在江蘇，俞蘇燕的父親在給她和弟弟取名時，都用了一個“蘇”字，希望姐弟倆長大后能回到江蘇生活。

2012年底，交往兩年后，俞蘇燕和李金梁將家安在了永聯。因夫妻倆是雙職工，按照村里的福利規定，二人婚后從員工宿舍搬到了永聯小鎮的廉租房，與村民同住。

“說實話，開始有過擔心，會不會因為語言不通、生活方式不同而不適應。可沒想到村民們格外熱情，知道我們是外地來的，逢年過節會將自家做的月餅、粽子、餃子等送來。孩子沒人帶時，也會幫忙搭把手照看，感覺特別溫暖。”俞蘇燕說，幾年來從沒遇到過一起鄰里糾紛。

愛心的付出總是雙向的。

去年因機緣巧合，俞蘇燕從外貿崗位轉行，加入惠民服務中心做起了社工，目前手頭上正在進行的項目就是為社區老人提供免費“管家式”服務：買菜、送飯、咨詢、報修等，凡是老人力不能及的，志愿者們都會上門解決。

“雖然我們不是‘村民’，但在永聯生活就像在家一樣，這里開放、兼容的環境和透明公開、成熟完善的人事、待遇、晉升體系，讓人住得舒服、滿足，干得有盼頭、有回報。”這幾年，李金梁將老家的父母接到了永聯；俞蘇燕遠在浙江溫州的表哥，也被永聯的發展吸引，毅然辭職加入永鋼，一干就是5年，明年起準備將全家遷來居住。

“畢業十多年，同學聚會時也有人問過我，在農村怎么待得住，就沒想過去大城市發展嗎？”李金梁說，可在他看來，工作不僅是為了一份收入，更要看生活上的獲得感，永聯人性化的管理、溫馨宜居的環境、平等透明的競爭機會，都是“跳槽成本”，這是別處僅靠漲工資換不來的。

“就不擔心女兒將來的教育條件不如意？”

夫妻倆相視一笑。

“永聯小學的老師都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學校硬件又一應俱全，城里有的這里都有。”李金梁篤定地回答，最重要的是，這里還有家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