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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 |《隱入塵煙》李睿珺：從土地里長出來的導演

2022-08-04 07:1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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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入戲是一檔由故事FM 出品的內容種草欄目，在這里，你將聽到我們對創作者的訪談，我們的制作人會輪流出場，向你安利一部我們喜愛的作品。

播客 |《隱入塵煙》李睿珺：從土地里長出來的導演

今天的講述人李睿珺，是一名導演。

他的新電影《隱入塵煙》講的是兩個被迫留守在農村的中年人的故事：老四木訥寡言，是村里最窮的光棍，貴英身體殘疾，因小便失禁而遭人嫌棄。他們被各自的家庭拋棄而走在一起，從冬天、春天到夏天、秋天，他們日復一日地在地里勞作，播種、收獲、失去。

整部電影有一種淳樸、天真的詩意，同時又有令人心碎的殘忍。

■ 電影《隱入塵煙》劇照

在現在的銀幕上，這樣的故事是比較稀缺的。而導演李睿珺本人的經歷也很獨特：影視廣告專業畢業，自費開始拍電影，并且發動故鄉的親戚、村民成為了他電影的主演。

比如《隱入塵煙》，除女主角貴英由演員海清扮演外，其他演員大多都是李睿珺的家人、老鄉，如男主角老四，就是由他的姨夫武仁林扮演，女主角的嫂子、賣衣服的老板，則分別由他的母親和妻子扮演。

《隱入塵煙》的故事發生地和拍攝地也在李睿珺導演的老家，甘肅省張掖市花墻子村。李睿珺在這里出生、長大，從一個光著屁股在河邊洗澡的小屁孩兒，成長為一名電影導演。

一個村里長大的孩子，到底是怎么成長為導演的？他為什么總是拍攝故鄉的人和事？又為什么總是讓村里人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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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魅力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隱入塵煙》的導演李睿珺。

我是 83 年的，我們村 90 年以前沒有大規模通電，所以我小的時候，每個月可能有一兩次看露天電影的機會。那時候覺得電影離我很遠，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去做電影。

■ 導演李睿珺 / 圖片來源于網絡

90 年以后我們家有了電視，但只能收到兩個臺：中央一臺和中央二臺。90 年代初，中央二臺周末經常會放歐美的老電影，電影里的人都戴著假發，穿著那樣的衣服，尤其是都是譯制片，我們用夸張的語氣給外國人配音，我覺得很討厭。

但是在大學，你看到那些原聲的、帶字幕的影片，你才發現國外電影里，他們不那樣說話。

漸漸地我發現，比如在大學里看到維托里奧的《偷自行車的人》的時候，明明自己沒有去過意大利，也不認識這對父子，甚至不知道這個故事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但在那樣一個歷史時期、那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對父子的命運，因為一輛自行車而改變，變得不可琢磨。你會深深地為這對父子的命運擔憂，好像這對父子的形象住在了你的心里。

你會覺得，原來電影有這么大的魅力。

所以大一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想做電影。畢業后我就來了北京，想從事這個行業，因為做電影的大部分人都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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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處女作《夏至》

我 03 年畢業，6 月 28 號來的北京。那個時候，我想先找專業對口的工作，比如說先去影視廣告公司應聘，積攢一些積蓄，我可以寫我想拍的劇本。如果有機會認識一些做電影的人之后，我再進入這個行業。

但是應聘了兩個月，沒有一家廣告公司要我，因為他們覺得你沒有實際的廣告拍攝的經驗。

兩個月時間，我身上的錢都花光了。我有很多校友在電視臺工作，他們說，要不你來電視臺欄目組做編導吧，反正都是為了生活。

因此，我就跨入電視臺節目組的系統里，一直在做編導、攝像、剪接這些工作，以此維持自己正常的生活運轉，然后等待一個認識電影行業從業者的機會。

但是等了好幾年，也沒有這個機會。工作到 06 年，我就想明白了：那么多電影學院，比如像北京電影學院、廣播學院，這些專業院校每年畢業那么多導演專業的學生，什么時候這個機會能落到我的頭上，憑什么落到我的頭上？

我覺得我不能再等了，好像只有你自己能給自己創造一個拍攝的機會。

我當時在北京臺的欄目組工作，主編是從國外回來的，也很喜歡電影，我們有的時候會一起吃飯。我說我一直想做電影，正在寫一個故事。她聽完之后覺得挺有意思，說可以幫我問問加拿大的朋友。

她問了之后，一個加拿大的朋友真的有興趣。我很興奮，就把報紙上看到的一個新聞改編成了劇本。但等我寫出來很久之后，她再去問這個朋友，人家就沒興趣了。

我就找國內的朋友，找到一個人說有興趣。我們就打算用 40 萬拍完這部電影。結果我去上海見這個人的時候，他正好在裝修一個酒店，他說，錢都投酒店里了，等酒店開始營業有現金流回來的時候，可能才能幫我們投一些錢。

這時候我們主創團隊已經空出了檔期，覺得也不能不拍。

我父親就打電話問，你們怎么樣了？我說，好像那個錢又不行了。他說，你最少最少多少錢能拍？我說，最少可能也得二三十萬。

我父親說，這個錢多久能回來？

我那個時候想得很簡單，并沒有欺騙我父親的意思。我很真誠地跟我父親說，可能電影今年拍完，明年發行賣掉就回來了。

我父親說，既然是這樣，我本來跟你媽攢了一點錢，要在縣城買房，我們把這點積蓄先拿給你們，你們先啟動，不夠咱們再找親戚朋友們借一點。

他們覺得，你們要做這個事，別人不支持，我們也沒法不支持。反正隔一年這錢就回來了。

所以我們就這樣拍了。

那個時候就是為了拍一部電影而拍一部電影，電影講什么沒關系。但是做到中間你就發現你做不了。一切都沒有準備好。所以劇本寫得有問題，然后著急忙慌要拍，就拍得一塌糊涂。

我一邊拍，一邊在借錢。有的時候，明明知道這個還可以再拍幾條，但是看到大家都很累了，我就不好意思再拍。因為我心里面知道自己沒給人家很多錢，人家是來幫忙的。

中間不停地在發生變故，甚至劇組的人因為一些矛盾打架。因為大家都沒有經驗，有的劇組工作人員就覺得，我既然是副導演，為什么要看設備？他覺得副導演在現場應該有更高的地位。

但是在這樣的劇組里，可能一個人要身兼數職。其實我也還在扛設備看設備。因為這些小摩擦，就吵起架來了，吵著吵著兩個人就開始動手了。最后一看這種情況，那就報警處理。

當時我非常沮喪，覺得好像沒有人能夠理解我。都是朋友，為什么會為這些雞毛蒜皮的事發生口角，還動手？因為是對方先動手，動手之后他還要報警，乃至后續發展到他要各種干預我們的拍攝，試圖分裂劇組，給每一個人說要離開這個劇組。

我就覺得不能夠接受這件事。拍攝之前明明說那么熱愛電影，為什么后續發現他是另外一個人？

在那個時候，我就決定要放棄了，不拍了。

我一個人去山上坐了一下午。當時我的攝影師是我的校友，他在中央臺的欄目組做攝像，也很喜歡電影，就向領導請了假。

他就說，哥們，我向領導請假也不容易。領導批給我假，同事們都知道我去拍電影了，我這沒拍完回來了，我怎么向領導解釋和交代？你得給自己一個交代，也得給我一個交代。

后來我就覺得，那就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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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債

拍電影之前，我以為拍完一年之后就可以收回成本。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讀了很多第六代導演的故事，說第六代導演的影片在哪里發行，有多少收入。我們會幻想自己也有這種可能性，可以在國際上賣版權。哪怕是賣一個電視臺的播放權，或者賣一個地區影院的播放權，應該是有可能的。

但實際上這需要專業的發行去做。我們不認識專業的發行，而且我也不會說英語，雖然電影送了一些國際影展，也得了獎，但我去電影節只能看看別人的電影，和誰都沒法交流。

我們就發現其實不那么容易。最后片子沒有發行出去，拍電影花的差不多 30 萬沒收回來。

那時候當然會有挫敗感，但我覺得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趕緊掙錢還錢。

有的時候我焦慮到半夜三四點睡不著覺，就一個人在馬路牙子邊溜達到天亮。

因為有的時候我和父母打電話，想問問家里的情況，聽到他們的語氣好像沒那么開心，我就很快會想到，是不是有親戚催債了？所以那個時候攢個整數，比如攢個 1 萬、2 萬，就趕緊打回家。

當時我在一些電視臺的欄目組工作，在一個地方待一段時間就會有辦公室政治，一有這種苗頭我就會辭職。我把自己定義為一個手藝人，我也不想在這種地方當領導，那我為什么要參與這些事？我很反感。

但是辭職之后，可能半年都找不到工作。所以有的時候還會去拍會議、婚禮、車展，有什么活干什么活。

比如說拍會議，就是在那把機器開了，保證聲音錄到、畫面帶到，然后想多移動一下就移動一下，不想移動就把機器架在那錄。你就在那盯兩三個小時，完了反正是 300 塊錢。

有時候也去拍那種，就是人家弄了個滑翔機，我坐在滑翔機上航拍。這種給的錢多一點，拍一天可能給個兩三千塊錢。

雖然不太喜歡，但做這些，一個是為了還錢，一個是為了生存。

那時候，我生活成本被壓得很低。我每天去胡同里面，同樣的飯可以連續一兩個月不換。你到那兒，使個眼色人家就知道你要點什么了。比如回鍋肉蓋飯，便宜的時候七八塊錢，后來漲價到十來塊錢，那一天也就是二十來塊錢的生活成本。平時也沒什么其他生活上的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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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村里老人現狀的不滿

09 年，我想拍第二部電影。那兩年我們村里，出現了老人沒人管的情況。這些老人一輩子都在為自己的父母養老，為自己的兒女奉獻這一生，無非就是想養兒防老，但現在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不回來了，也不給家里面寄錢，老人完全是絕望的。

而且因為大量年輕人離開土地，政府就實行了一個新政策叫「土地流轉」，就是讓有耕種能力的人把所有村里的土地集中起來，剩下的人去給他打工。那些沒有耕種能力的人一畝地一年拿 500 塊錢土地轉讓金，你跟他簽一個 30 年的合同。

這些老人在面臨這樣的情況下，堅決不想把自己的土地流轉給別人，因為他們怕流轉給別人，萬一這一年 500 塊錢不給你怎么辦？他們就徹底沒有任何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有的時候我跟父母打電話，父親就跟我說誰去世了。有的是生了病怕拖累兒女，想讓大家別因為這點醫藥費相互推諉，引起家庭矛盾，老人就自殺了。有的是因為精神上的孤獨，就自殺了。

我就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經歷這一切。他們也是看著我長大的，為什么他們老年會生活得這么凄慘？

作為一個人，我們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就帶著這一系列「為什么」和對現實的憤怒、不滿，我要去拍攝這些老人的境遇，我要把它變成一部電影，我想讓更多人看到。

那時候，家里人的壓力都很大。你第一部都賠了那么多錢，又要拍第二部，大家就很絕望，覺得這是個無底洞。

但有一些朋友聽完第二個故事后覺得很好，比如我那時候的攝影師，他已經是導演了，但他說，我可以免費幫你做攝影師，你跟你愛人兩個人去掙一點錢，我們用最低的成本把它拍下來。

他還說，我小舅子在電影學院錄音系進修，他可以免費幫你做錄音師。

主創都有了，我為什么不拍呢？

我跟我愛人就去了中央六臺的一個真人秀節目，她做編導，我做剪接。我們攢了七八萬決定要開始的時候，這個劇本又得到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一萬歐元的獎金。

當拿到這一萬歐的時候，我給我媽打電話，她當時在院子里燒了一盆水，在太陽底下洗頭，聽到這個電話的時候，她高興得都流出了眼淚。她覺得好像終于有一絲絲希望了，她對我們的未來沒有那么擔憂了。

我也松了口氣。我就拿了一半去還賬，一半又擱在了新電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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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里拍電影

從這部電影《老驢頭》開始，我回到了村里拍攝，也第一次請村里的人當主演。

因為第一，我們沒有錢請別人；第二，這都是他們熟悉的故事，他們演起來會更自然。

我們一開始請了村里其他的人來演，但是因為村子里從來沒有人見過拍過電影，他們覺得這事很荒誕。而且我從小在這個村子里出生長大，我跟一群孩子光著屁股在橋頭游泳的時候，他們都見過，我離開若干年之后回來，說要拍一部電影，關鍵是讓他們去演，他們覺得太荒唐了。

電影籌備期間，我戴了頂帽子。那是我 08 年第一部電影去首爾參加電影節的時候買的一頂棒球帽，它的帽檐是兩層的：帽子是棗紅色，帽檐磨破露出里面的黃色。其實這是一頂新帽子，但村里的人就說，「你看就連他戴的那頂帽子都是破的，他能拍什么電影？」

村里面冬天沒事，男人們都聚在村口的一個商店門口聊天，曬太陽，答應我出演的那些人每天跟著我從那兒路過，所有人都會直刷刷地用目光注視著你，直到把你送走。他們在等待看這樣的笑話。

答應我出演的人就有壓力，很多人就不演了。

我父親最后建議我從親戚里面選，因為親戚比較牢靠，不會演到中間突然不演了。

我就找了我舅爺爺。舅爺爺年輕的時候演過樣板戲，在村子里面也比較受歡迎。而且還有一點，舅爺爺是村子里少有的在他那個歲數還能識字的人，他至少能看懂劇本，能背臺詞。

于是我每天訓練舅爺爺。他一開始覺得，我能演什么電影？我們看到的所有影視劇都是明星演的，我們的形象怎么可能上電視？

我說，上電視是很容易的，不是某些人的特權。我現在就拍你，接上視頻線，馬上你就能在電視里面看到自己。從物理上這是一件特別容易解決的事。

我就每天用 DV 拍他，然后回放給他看，像照鏡子一樣。我說，你要調整你的狀態，你的腿哪里不對，你的腰要塌到什么程度。

他演的是一個生了病的老頭，但是他在生活中很硬朗，還種著十幾畝地，說話聲音很洪亮，干活很麻利。他演著演著就說，太難了，我不是這樣子的人。

我說，那就是演戲。村子里面誰是這樣的，我帶你去觀察。

■ 電影《老驢頭》劇照

就這樣一點點幫他建立自信。

還有我愛人，她要演一個西北女性。雖然她是學表演的，但她在貴陽市出生長大，從來沒在農村生活過，更沒在西北生活過。我就覺得，得讓她體驗一下西北女性平時干什么。

除了學語言，每天我就讓她騎著摩托車在那兒訓練，甚至我說你不要用護膚品，時間久就會裂口，從天然的疼痛感里，你就會體會到鄉村世界的女性的那種艱辛和不易。

包括我教她怎么鏟沙子，因為她從來沒干過這個活，從來都鏟不對。

最后我說沒辦法，只能花大量的時間去變成肌肉記憶。她每天開著拖拉機去沙漠里鏟沙子，有的村里人很氣憤地對我說，你一個小伙子，站在這插著手，你不幫忙，讓一個姑娘在這鏟沙子，你干嘛呢這是？

我說我們其實是在訓練，她是在學習。他們就說，這有什么可學習的！他們以為我是在找借口偷懶。

■ 電影《老驢頭》劇照

當時劇組就住在《隱入塵煙》的男演員，也就是我姨夫家，她就開著姨夫家的拖拉機訓練，最后，她開得倒車比我姨夫還熟練。

都訓練到這個程度之后，我們才開始拍攝。為什么后來大家都還比較滿意，就是因為前期做足了準備。這其實都是第一部電影《夏至》給我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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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孩子

可能一切自覺的創作都是從《老驢頭》開始的。

從《老驢頭》開始，我的電影基本上都和故鄉那片土地有關，并且所有故事的由來都是現實中有相似的故事和經歷，另外還有你生命經驗和記憶的結合，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創作。

《老驢頭》講的是老人物質生活的困境，我就覺得關于西北鄉村老人的故事還缺失一半，除了物質，他們的精神面臨什么樣的困境？《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講的就是精神的困境。

之后《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講的是這片土地上另外一個民族的故事和生存的現狀。

《路過未來》和《老驢頭》也有著緊密的關系。拍《老驢頭》的時候我就在想：萬一這些放棄土地出去打工的年輕人，老了之后在大城市待不下去怎么辦？他們會不會考慮回來養老？回來之后，他們已經失去土地了，也沒有那么多積蓄，他們靠什么生活？

拍完《路過未來》，很多人說我要轉型了，我要開始拍城市了，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我為什么拍《路過未來》，其實它的根源從來沒有離開這片土地。

到現在的《隱入塵煙》，拍的是兩個沒有辦法離開這片土地的人。但凡能離開的都去城里面打工了，老四和貴英因為各種原因，家庭的、自身的，沒法離開這片土地去外面生存。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好像雖然被各自的家庭拋棄了，但是恰巧他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會像接納莊稼和植物一樣，無條件地接納他們，他們變成了這片土地的孩子。

而且正因為他們完全沒有辦法離開這片土地，需要靠這樣的方式維持生計，他們日復一日地在土地里耕種的時候，感受到的是土地無私的、博大的愛——土地是一個比人心更潔凈的存在，不會因為你在村里地位高，就讓你收獲 20 袋糧食，也不會因為你沒有錢、不受大家尊敬，你種一袋糧食就只能收半袋。土地看似對一切都是公平的，甚至驢在土地上啃草，撒尿，拉屎，土地也不會有任何反抗和怨言。土地好像變成了世間最善良的存在。

貴英和老四在這樣的生存條件和生產方式下，從土地的日常勞作里，汲取了土地和人的這種回饋的關系。不管是善意也好，所謂的愛也好，其實都是從自然界感知到的，然后它們逐漸滲透在了血脈里，所以他們也用土地接納他們的方式去接納周邊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