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經典最初靠口頭傳播，后來，在長時期內，口頭傳播與文字傳播并行。由于印度造紙術興起較晚，直到四世紀時，法顯到印度求法，還深感寫本不易得。佛教典籍增多，總稱為“三藏”，即經、律、論三大部類。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結合中華民族及各地區文化的特點，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佛教文化。中國佛教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前后差不多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南北朝時期中國建立了“佛教經學”，佛教經學與中國本土的儒家經學占有同等地位，就它的社會覆蓋面看，還超過了儒家經學的影響。隋唐時期，佛教與儒道兩教并列為三教，釋迦、孔子、老子同樣被尊為“圣人”。人們早已忘了佛教為外來宗教，釋迦牟尼也不被看作外國人。誹謗“圣人”有罪，謗佛與謗孔子都為社會所不容，佛教社會的影響廣泛而深遠，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歷史都離不開佛教。

1982年國務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把“中國佛教全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列入規劃。我們沒有把佛經整理看作是宗教界的少數佛教徒的事，而是看作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遺產事業之一。這正如中國文化界、學術界把敦煌莫高窟佛教藝術當作全民族的文化寶庫而不把它僅僅看作佛教徒的宗教遺跡的道理一樣。凡是有價值的文化遺產，理應為全人類所共同享有，共同關心，共同愛護，共同研究，而不能視為少數信奉者的私事。中國的佛教典籍，內容浩繁，不止是佛教的經典，既是佛書，也涉及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天文、歷算、醫藥、建筑以及保健氣功等領域的包羅宏富的古籍，對中國和世界文化都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中國歷代刊印佛教大藏經，都不外為國家祈福，為國君增壽，為刊印者祈求帶來好運氣。唯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編輯宗旨與過去不一樣，它是作為中國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部分而上馬的。編輯者是為了建設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才下決心徹底整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遺產的。

不同于歷代刊印的大藏經

漢譯佛教典籍，絕大部分是東漢、魏晉南北朝、唐朝時期譯出的。從兩晉南北朝開始，中國僧人及佛教信奉者寫下不少著作，有經序、注疏、論文、工具書、史料編輯，還有一些假托譯出的佛經，正統佛教徒稱為“偽經”。這些大量的中土著述，豐富和發展了佛教傳統的“三藏”（經、律、論）的內容，使大藏經成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百科全書。

隨著漢譯佛經和華人著述大量涌現，約在公元2世紀后半期即有人從事目錄整理。隋以后，手抄佛經盛行，經錄之學發展起來，出現了各種體例的經錄，體現了當時編輯者對佛經分類標準的分歧。對后來影響最大的是唐代僧人智昇的《開元釋教錄》，它正式承認中國學者的佛教著述的地位，列入目錄，并分類排定次序。

《開元釋教錄》（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漢文大藏經的編輯、雕印，以它的鴻篇巨制、版本眾多、歷時久遠聞名于世。雕版印刷發明以前，佛經主要靠手寫流傳。北朝已有石刻佛經，雕鑿在巖石上，與造像一樣，都以祈福為目的。隋以后，佛教徒中為了保存佛教文書，以防兵火戰爭的破壞，系統地雕造石版佛經。公元十世紀，北宋開寶年間始以木版雕印佛經，世界上第一部大藏經問世。后來，遼、金、元、明、清，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雕印藏經。現存公家私家刊印的大藏經達十七種之多。民國以后還出版過兩種鉛字排印本《頻伽藏》和《普慧藏》。在國外，漢文版藏經有《高麗藏》、《弘教藏》、《卍續藏》、《大正藏》。綜觀國內外刊印的各種版本大藏經，都有收錄不全、排印錯漏等缺點，都不是理想的版本。

為避免過去刊印的許多種大藏經的缺失，《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力求做到版本要“精”、內容要“全”。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共用了八種版本（《房山云居寺石經》、《資福藏》、《影宋磧砂藏》、《普寧藏》、《永樂南藏》、《徑山藏》、《清藏》及《高麗藏》）與《趙城金藏》對校。《趙城金藏》30年代初被發現后，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它是《開寶藏》的復刻本，裝幀、版式保留著《開寶藏》的基本特點，在《開寶藏》幾乎散佚殆盡的情況下，不論在版本方面或在校勘方面，都有無可比擬的價值。在我國現存藏經中，未經傳世的孤本還有《房山云居寺石經》、《遼藏》、《元官版藏經》、《洪武南藏》、《武林藏》和《萬歷藏》六種。這幾種大藏經，除殘缺嚴重者外，多為《磧砂藏》和《永樂南藏》的復刻本，所收經籍少于《趙城金藏》，不宜作底本使用。《趙城金藏》收錄經籍近7000卷，現存5380余卷，雖有缺佚，可用《高麗藏》補入。《高麗藏》和《趙城金藏》同屬《開寶藏》系統的復刻本，版式完全一致，用《高麗藏》補《趙城金藏》，可謂“天衣無縫”。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部分品種

不同于過去的校勘方式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以《趙城金藏》為底本，與上述八種版本的大藏經對勘，逐句校對，只勘出各種版本的文字異同，不加案斷。我們采取這種方法，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校勘版本，學界習慣于崇信古本。我們經過實際勘察，發現任何版本都不是十全十美，都有差錯。善本中（包括《趙城金藏》在內）各有優缺點。因此，我們要求集諸版本之長，不主張“定于一尊”。

《趙城金藏》以外的八種版本都有它的特點，有的屬于海內珍本，有的是世界孤本，都可稱為善本。眾多善本不但專家學者個人無力備齊，即是國家大圖書館也不能八種善本具備。我們借這次編輯整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機會，集諸善本于一編。有了這一部《中華大藏經》等于同時擁有九種版本的大藏，為庋藏者和使用者、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國家圖書館藏金代《趙城金藏》復制卷

我們校勘的目的，不在于勘誤而在于會同。經過檢查，這些不同版本出現的文句異同，多半不涉及義理，往往各有道理（當然也有明顯錯誤的），如果一定由編輯者決定取舍，難免失之武斷，徒耗人力，并不科學。還應指出，每一種善本的特殊價值并不是由于它的至美至善，而在于它體現了各自時代的某些特征，這類特征是別的版本不能取代的。如《房山云居寺石經》可謂善本，其中有些石刻佛經體現了《遼藏》的面貌，但其中也有刻工貪圖省工，出現許多上下文不相連屬的“一”字。從一般校勘原理看，這與字形、字音、字義或上下的錯簡毫無關系，只是由于刻工按版計酬，為了省力，又能占滿版面，才出現了不應出現的許多“一”字。漢字中只有“一”字筆畫最少，刻起來又省力，用來充字數最方便。像這類缺點，并不能動搖《房山云居寺石經》的歷史地位，瑕不掩瑜。這里只是說明中國過去雕印的眾多版本的“大藏經”，沒有一種是盡善盡美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出版，博取眾本之長，避免眾本之短，會同諸本合校，標出異同，不下案斷，正是極端負責的客觀精神。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編定《趙城金藏》為底本的第一輯以后，還將編輯過去未入藏的許多佛教典籍為第二輯。為此，我們一開始就從最大數量的手寫卷子本中進行了普查。敦煌卷子寫本中佛經所占比重極大，比俗書的經史文書多得多。半個世紀以來，敦煌學者集中注意于搜求寫本中關于社會、經濟、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資料，研究者利用的多為世俗文書，而對其中占絕大多數的佛教典籍注意得不夠。手抄卷子一則數量大，二則內容專業性比較強，其中斷裂的、殘缺的，要找到它的歸屬；有的卷子分裂成幾段，有的上段在英國，下段在法國，也有頭尾不全，不易判斷歸類，這都是很艱巨而又必須做的工作。我們幾年來已經一篇一篇地逐件審查，現已初步有了眉目，確實可以從中找出應當收入大藏經的佛教典籍。我們還可以從佛教手抄卷子中推斷出佛教在河西走廊傳播的基本狀況和唐代佛教經典大體流行的狀況。我們在編輯中務期不發生遺漏，使《中華大藏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佛教全書”，成為超過前人編輯的任何版本。

我們編輯大藏經，主要供學術界研究者使用。校勘原則，力求準確、客觀。為了使讀者便于閱讀和檢索，開始印行的前幾卷中，為保持《趙城金藏》的古籍文物面貌，把每卷之后漶漫不清的部分，作為附錄，置于各卷之末尾，以保存文物的原貌；經文正文所缺部分，則用其它版本補足。因此，讀者所看到的經文原文都是清楚的，經文也是銜接的。有些讀者對這種安排的辦法未曾細看，也未讀原書的說明，只看到每卷后面附有漶漫不清的片斷，認為妨礙閱讀和諷誦，這是出于誤解。附頁不與正文相連，不是供閱讀的。為了避免這種不必要的誤解，后來印行的各卷，即不再附印《趙城金藏》的模糊部分。這也節省了人力、物力。這一改進曾得到海內外讀者的支持。

為了使我們的編輯工作做到心中有數，我們花了兩年的時間，在國內外開展了一次版本普查。南到蒼梧，北極紫塞，西渡流沙，東泛遼海，對國外幾處東方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也都進行了考查，從而對海內外所收藏的值得注意參考的版本，做到心中有數。在初步探索的基礎上，我們有了初步計算，《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種類總數可達4200余種，卷數可達23000余卷。這可以說是從古以來，收羅最全的一部佛教全集。工作中還會有新的發現，也可能進行一些調整，但大體規模已經定下來了，不會有大的增減。

任繼愈（1916—2009）

整理的目的為了研究

佛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佛教文化不限于漢族。佛教大藏經，除了漢文部分已開始工作了六年，藏文部分也于去年著手編輯，這也是《中華大藏經》。由于中華民族包括多種民族成分，不同的文種的大藏經將會給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帶來新的繁榮昌盛新局面。比如，佛教漢譯本中，有關因明的部分比較薄弱，而藏文大藏經則保留得較多，因明在藏傳佛教中有所發展。將來隨著研究工作的開展，漢藏兩種大藏經得以互相補充，必將使中國的因明有所突破。又如，《中華大藏經》體現了中華民族對外來文化的高度融化吸收能力。華人著述在《中華大藏經》中所占比例越到后期越大。漢地佛教如此，藏傳佛教也有同樣現象，如宗喀巴的著作在原有的佛教理論基礎上有所建樹，有所創造，不但豐富了佛教文獻，也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以上只是舉幾個例子說明各種《中華大藏經》可以互補，相得益彰的好處。

人們習慣地認為，佛教來自古印度。從地下發掘資料和文獻記載來看，中國的佛教最初來源不在印度，而在中亞（古稱西域）。新疆地下發掘文物中，有不少殘存佛經，文字也多為當地語文。晉朝名僧、翻譯家道安指出“譯胡為秦”的種種困難。胡語非梵語，當時譯經僧人都明白這一點。他們多自西域來華，用口誦記憶來提供譯文；后來，中印交通條件有所改善，才有較多的梵夾攜來，供中國僧人筆譯。如果我們資料工作做得好，即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前提下，開展科學研究，我們新中國的文化史將會比過去充實得多。它不但對中國文化有貢獻，也將對世界人類文化有貢獻。

（原載《書品》1988年總第10期）

原標題：《任繼愈：關于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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