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T.格羅斯：《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張祝馨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240頁，48.00元

二十世紀上半葉對猶太民族而言是刻骨銘心的，特別是納粹德國統治時期，希特勒對德國本土以及占領區域內的猶太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迫害，導致六百萬猶太人死于非命。納粹的暴行不僅改變了歐洲猶太人的歷史，也動搖了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石。在過去的幾十年，無數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檔案學家以及大屠殺幸存者收集了大量的文獻和證據，建構了“大屠殺記憶”，以此來銘記歷史、警醒世人。

二戰前的波蘭是歐洲最大的猶太人聚居地，大約三百五十萬猶太人生活在這里，而戰爭中被迫害致死的高達三百萬。戰爭結束后，人們把災難的主要根源歸結于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德國的戰爭機器。然而，2001年，波蘭裔美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楊·T.格羅斯（Jan T. Gross）推出了《鄰人》（Neighbors）一書，作者以獨特的視角向讀者展示了另一種令人目瞪口呆的“大屠殺”，揭開了塵封多年的歷史真相，從而在波蘭及歐美社會引起了極大的反應。

二十世紀上半葉，猶太人與波蘭人之間雖然存在著許多矛盾，但并沒有釀成大規模的反猶浪潮，尤其在像耶德瓦布內（Jedwabne）這樣的鄉村小鎮上，種族、階層和宗教的矛盾更顯得弱化。正如鎮上居民所描述的：“猶太人與波蘭人關系十分和睦。他們依賴對方，彼此間都親近到可以直呼其名：雅內克，伊萊克……我敢說，在這里，生活就是田園牧歌。”（第28-29頁）

然而，1939年德國和蘇聯相繼進攻波蘭并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打破了耶鎮的寧靜生活。小鎮在被德國短暫占領后，又歸于蘇聯人的勢力范圍。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德戰爭全面爆發，耶鎮又重新被德國占領。6月23日，德國人進駐村子。從25日開始，鎮上的波蘭居民就開始進行反猶屠殺。他們“用磚塊砸死了雅各布，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維基的雙眼，割掉了他的舌頭……”（第11頁）波蘭暴徒在“猶太人的住房之間徘徊，拉著手風琴、吹著笛子，以此來掩蓋猶太婦女和孩子們的尖叫聲”（第10頁）。7月10日，幾名蓋世太保來到耶鎮，波蘭人和猶太人被分別召集至廣場一側，德國人與波蘭人很快達成共識，全面清除所有猶太人。

大屠殺隨即開始。波蘭人看守住鎮子四周不允許猶太人逃跑，然后挨家挨戶地抓捕。迫害的手段五花八門，包括將人活活溺死、用小刀捅死、石頭砸死、強奸婦女、用斧子或插著釘子的棍棒毆打，等等。暴徒們驅趕猶太人搬運巨大的列寧紀念碑，并且挖坑將石碑埋葬，之后殺死猶太人并丟入同一個坑中，“命令每個猶太人都挖一個坑，埋葬之前被殺死的猶太人，接著這些人又被殺死、被埋葬、如此往復”（第13頁）。有猶太婦女為了免受侮辱，將自己剛出生的孩子親手溺死，然后自己再跳河自殺。旁邊的暴徒目睹整個慘狀，還建議她“面朝下沒入水中，這樣就能淹死的快些”（第11頁）。暴徒們還強迫猶太人親手燒掉猶太經書和宗教物品，從肉體和精神上極盡侮辱。

后來，他們覺得以這些方式屠殺成百上千的猶太居民不夠效率，將剩余的猶太人全部驅趕至一個谷倉里，并且在路上“命令他們做一些可笑的體操動作”（第79頁），之后將谷倉澆上煤油并點燃。暴徒們“將小孩子的腳捆在一起，背在背上，接著用干草叉叉起這些被捆在一起的孩子，放在灼熱的炭上燒烤……大火過后，他們用斧頭劈開尚未完全肢解的尸體尋找金牙，極盡所能地破壞這些‘神圣殉道者’的肉身”（第15頁）。這場災難導致了一千六百名猶太人被殺害，耶鎮僅有七人幸存。

作者以眾多的證據、沉重的語氣揭示了一個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面，慘烈的情景確實超出了人們的接受力。然而，同樣讓人震驚的是，施暴者并不是盲從的法西斯軍人，而是普普通通的鄉村平民，是和猶太人長期相處的鄰人，是他們熟悉的鎮長、鎮政府辦事員、鞋匠、木匠……這是一群“擁有真實面孔和姓名的人們，這些猶太人所熟識的人：他們過去的校友、向他們買牛奶的人、與他們在街上閑聊的人”（封底）。施暴者就像野獸一樣瘋狂宣泄自己的獸性，仿佛那些千奇百怪的虐殺手法是與生俱來的。其中最小的參與者耶日·勞丹斯基（Jerzy Laudanski）僅僅九歲。

這些鄰人是被迫成為殺人兇手的嗎？不可否認他們確實受到了德國士兵的慫恿和脅迫，但是作者的調查發現，當天在場的只有幾位蓋世太保（另一種說法是有幾十名德國憲兵隊士兵），也就是說德軍士兵的人數并不多，他們自始至終都沒有直接參與屠殺，只是在旁邊拍照，而且德國士兵起初的提議是可以給每個猶太家庭留下一個活口，但竟然遭到了波蘭村民的拒絕，甚至有資料證明，德國人還親自救下了三名被波蘭人驅趕逃到德國前哨站的猶太婦女。

楊·T.格羅斯（Jan T. Gross）

為什么是猶太人？

毫無疑問，希特勒的猶太人政策和納粹德國對波蘭的侵占是大屠殺發生的直接原因，《鄰人》一書則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罪惡的施暴者并非單一群體——即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到耶鎮時，我們看到的是熟悉的鄰人一夜之間成為面目全非的暴徒，心甘情愿做了德國人的幫兇。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慘劇的發生？在作者看來，波蘭人對猶太人的不友好是有跡可循的，大致可歸納為三個方面。

第一，波蘭根深蒂固的反猶傳統。在波蘭，猶太人占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他們對波蘭社會的發展也曾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反猶因素始終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猶太教與波蘭人信奉的天主教之間的矛盾與隔閡。波蘭長期流行著“猶太人要用天主教徒的血做逾越節的薄餅，他們是世界上所有罪惡的源頭”這一說法，煽動教徒之間的矛盾沖突。另一方面猶太人由于其長期的經商傳統，大都生活比較富裕，而且替波蘭統治階級收取賦稅。這樣，宗教摩擦、仇富心理和階級矛盾所形成的社會氛圍共同塑造了波蘭人的反猶情緒。

第二，戰爭氣氛激發了人們心底的“惡”。波蘭的反猶傳統雖然長期存在，但依然處于國家法律控制和道德約束之下，所以并未出現大范圍的惡性事件。但伴隨著波蘭領土被侵占，國家機器禮崩樂壞，法律約束蕩然無存，社會秩序化為虛無。人民被戰爭和死亡的恐怖黑云所籠罩，戰戰兢兢朝不保夕。在極端恐懼之下，人性中貪婪、仇恨、妒忌、偏見等負面情緒一觸即發，許多人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和自控能力。同時這種情緒也被極權主義者所利用，正如作者所寫到的：“極權主義的政治方法與其政治目標一樣，會使社會徹底癱瘓……對‘憎恨’的制度化……人們總是受到慫恿敵視對方，如同獸性的本能，社會中任何細小的裂痕最終都會崩裂為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人們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第1頁）

第三、猶太人被看作共產主義的代理人。由于猶太人和共產主義之間眾所周知的密切聯系，很多波蘭人認為猶太人在戰爭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出賣了波蘭的利益。慘案發生初期，當猶太人向鎮上的天主教神父求助時，神父竟然表示：“眾所周知，每個猶太人，從最年輕的到那些六十幾歲的，都是共產主義者……是時候將這些害蟲和吸血鬼從波蘭大地上鏟除了。”（第50頁）

作者在書中描寫了這樣一個細節：耶鎮早前存在一個大型的反蘇地下組織，后來由于叛徒出賣而被蘇聯秘密警察搗毀，波蘭人普遍懷疑告密者就是猶太人，他們在內心認定猶太人勾結蘇聯侵占自己的國土。蘇德戰爭爆發后，包括耶鎮在內的相當一部分蘇占區被德國“解放”（最起碼當地民眾是這么認為的），波蘭人熱烈地歡迎了德國軍隊，并“迅速建立了與德軍合作的行政機關，并參與到了以‘消滅猶太人和共產黨人’為直接目標的滅絕戰爭中”（第130頁）。

對這一現象，作者分析道：戰爭“第一次將波蘭的鄉鎮暴露在極權主義政權的統治之下。一個飽受苦難的社會在面對挑戰時變得脆弱、動搖，而先后兩次侵占的集體經歷導致了極端的道德淪喪（demoralization）”（第132頁）。管轄權的幾度易手，使得耶鎮居民的神經更加脆弱；痛苦的回憶互相交織，更是加劇了他們心理的變化。通過積極參與對猶太人的迫害，他們不僅討好了新的當權者，還從暴行中獲得了物質利益，同時抒發了長久以來積壓在內心深處的莫名其妙的怨恨。

真相為什么得不到重視？

早在1945年，“慘案”幸存者之一施姆爾·瓦瑟什塔因（SzmulWasersztajn）就向猶太歷史委員會（Jewish Historical Commission）提交了相關證詞。但直到1949年，材料才被寄送到司法部，隨即司法部和安全部展開共同調查，逮捕了二十二位犯罪者，并于1949年5月16日在沃姆扎（Lomza）地方法院審理該案——這次的官方調查資料和庭審記錄是“慘案”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報告，也是作者的重要文獻來源之一。

然而，二十二人的庭審在短短的一天內便草草結束，八名被告被判無罪。從庭審記錄上看，大多數被告僅僅是被詢問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如“1941年7月你住在哪？”“你參與了7月對猶太人進行的屠殺嗎”等等。整個調查工作兩周就完成，一切都顯示官方純屬敷衍了事。更不可思議的是，在1953年的第二次審判中，一位屠殺者在自辯書中把自己對猶太人的迫害稱作愛國行為，并以此獲得假釋。

真相之所以被忽略，與波蘭戰后的大環境息息相關。

1947年波蘭解放，雖然盧布林政府在《七月宣言》中表示要給予猶太人平等的公民權利，政府也積極干預，使得國內的反猶情緒有所緩和，但平靜的表面之下，卻涌動著暗流。

一方面，種族之間的敵視不可能馬上消失，另一方面國家百廢待興，許多事情都浮于表面。當時，追究戰爭罪責也是很敏感的話題，許多涉嫌者在坦白時心有顧慮，或者盡可能把罪責更多地推給納粹德國，以此減輕對自己的懲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整個蘇聯境內“去斯大林化”浪潮的興起，讓“猶太人為斯大林的錯誤負責”也成為波蘭的政治話語，波蘭各階層的反猶情緒隨之抬頭，還出現了兩次大規模的反猶事件，直到八十年代迫于輿論的壓力，波蘭政府才逐漸放寬對猶太人的控制。

在這樣的環境下，波蘭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意識形態斗爭也錯綜復雜，對戰爭罪責的探討變成了社會的禁忌，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都不太愿意提及這一話題。

“耶德瓦布內慘案”所引發的思考

《鄰人》一書的寫作與出版凝聚了作者濃厚的情懷與擔當，正如歐洲著名學者托尼·朱特（Tony Judt）所說：“格羅斯憑借一己之力，強行撬開了波蘭現代歷史上緊閉的、沉痛的一章。”格羅斯所揭示的，是誰都不愿看到的黑暗歷史，對波蘭人來說，更是尤其難以啟齒的恥辱回憶。此書一經出版，立刻引發巨大關注，也督促波蘭政府對這一事件重新審查。官方的調查結果是：當年有四十名波蘭人參與了對三百四十名猶太人的屠殺，而遠非作者提到的一千六百人。由于數字的出入很大，作者本人也遭到波蘭政府的調查以及民眾的攻擊。

盡管有種種分歧與爭議，無可辯駁的事實是，《鄰人》一書掀開了沉重的封蓋，使“耶德瓦布內慘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并由此引發了學界對大屠殺與波蘭歷史的重新考量。格羅斯也尖銳地指出，應當“重新開啟‘二戰’期間波蘭——猶太關系的史學”，因為“五十余年來，歷史學家和記者們關于此事給出的鎮靜劑一般的說辭，如今必然不可繼續相信了”，“戰時在波蘭殺害猶太人的只有德國人”這一說法在慘案發生之后，就“再也不能用這種虛偽的套話來敷衍戰時波蘭-猶太關系的問題了”（第117頁）。

作者認為，應當“重新評估某些已經被廣泛接受的重要議題：對那些年月里人們的態度、官方的制度以及后果的解釋”。他特別強調要重視幸存者的證言，在沒有明確證據證明其虛假之前，應當承認其真實性，因為“災難越深重，幸存者越稀少，我們必須去傾聽來自深淵的孤獨聲音”（第141頁），“猶太人沒有任何理由——在他們對這場他們所親歷和目擊的浩劫的記憶里——將德國人犯下的罪行強加在波蘭人頭上”（第26頁）。《鄰人》一書無疑是大屠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對波蘭-猶太關系的歷史乃至社會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鄰人》打破人們對丑陋往事的刻意回避，引導讀者直面最赤裸的人性，拷問道德良知。正如我們不能認為希特勒應當承擔大屠殺百分之百的罪責一樣，也同樣不能把耶德瓦布內慘案的發生完全歸咎于波蘭村民的殘暴和丑惡。事實上慘案的幾位幸存者也正是得益于一位波蘭婦女的庇護，而猶太人與波蘭人精誠合作抵御侵略、共建家園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因此，我們不能得出非此即彼的結論，而是要盡最大可能去還原最真實的歷史場景。

格羅斯并沒有準確地回答鄰人與兇手之間的屏障何以如此脆弱，也沒有刻意去分析“鄰人之惡”的社會文化動因，但他的書依然觸及靈魂，拷問人性。這本書的真正意義，在于啟發人們思考如下問題：應當怎樣去面對自己不光彩的過去？應當如何去舔開因自身的惡而種下的傷疤？應當怎樣去思量非常環境下人性的突然變異？在前言中（第5頁），格羅斯呼吁人們要檢討自身的行為：

很多事情是人們本可以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他們本可以規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們根本不必去做卻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