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尤曉鶯 三明治

最近十年的異鄉生活，我去過很多地方，見過很多人。

對于其中的大多數，我的記憶是模糊的；但也有那么一些人，即便是萍水相逢，也讓我印象深刻。也許，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緣分。

這些普通人來自不同地方，操著不同語言，做著不同工作，但其人性中的柔軟、純真與善良卻讓他們在我的世界里發光發亮，成為點綴我生命的“那些花兒”。

他們沒有氣貫山河的壯舉，是一群小的不能再小的人物，但就是那份簡單和樸實，讓這群“世界公民”的故事變得那么迷人。我試圖把他們的故事寫下來。

“你好，你需要幫忙嗎？”一個大眼濃發、戴著黑框眼鏡的男人從寬闊的大理石樓梯上走下來，看著我用英文問道。

“我找羅馬先生。”我警惕地環顧著四周，又下意識地摸了摸背在胸前的小挎包。

“我就是。”對方笑了，招手示意我跟著他向上去，又不忘很意大利式地加上一句：“放輕松。我叫馬里奧斯，來吧。”

馬里奧斯帶我上了三樓。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意大利的民宅，樓梯間很寬大，地上鋪著光滑的大理石，樓道間的墻壁刷著清雅的淡綠色，雖然一切已老舊，但仍很氣派。他打開一扇棕色的木門，眨眨眼對我說：“歡迎來到 Mr. Rome 青年旅舍。”

那是 2014 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歐洲獨自旅行。

馬里奧斯的名片上寫的抬頭是銷售主管，但住了兩三天的“熟客”告訴我，他就是羅馬先生的老板，是個“反旅游業”的旅游業者，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一個不能再羅馬的羅馬人。

馬里奧斯和我說過的“至理名言”包括：“沒必要去古羅馬斗獸場，也別去古羅馬廣場，站在外面看看也一樣”和“在羅馬坐車不用買票，直接上去就好”。事實上，和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城市一樣，在羅馬上車不買票屬于違法行為；而且車上會有檢票員，如果逃票被抓會被罰款六七十倍的票價。“你看我都三十三歲了，從來沒買過票，也沒遇到過檢票員”，這是馬里奧斯的解釋，他另外再加上一句“實在不行，你就裝聽不懂”。

馬里奧斯并無惡意，只是很喜歡開玩笑，同時也極討厭商業化的旅游指南。如果住客能夠接受馬里奧斯的“地道”景點推薦，他會很認真地給他們一張免費地圖，并用筆在上面劃出路線。我的地圖上有鮑格才別墅的步行前往方式，“特萊維噴泉那兒都是游客，你聽我的，明天去鮑格才別墅看看”。

馬里奧斯看上去很拉丁，一米七左右小小的個子，身材精瘦，黑發黑眼，說起話來喜歡不停比手勢。但其實，他的媽媽是匈牙利人，早年搬來意大利，在這里成家扎根。

青年旅舍的早飯每天由馬里奧斯的媽媽負責，對總共大概十來個住客免費提供。馬里奧斯的媽媽每天會定時從附近的面包房里拿來一籃新鮮的羊角面包，上頭用白布遮著，然后對每位走進客廳、仍然睡眼惺忪的住客問道：“卡普奇諾？”

除了匈牙利語和意大利語，她不會說其他的語言。但和本地人一樣，她對肢體語言的運用與理解是“高階級”的。

旅舍除了提供早飯，馬里奧斯還會偶爾給大家親自做免費的晚飯。當然這項服務不包含在房費里，一切看老板的心情。一晚，旅舍新入住的客人稀少，舊客大都聚集在客廳里聊天，百無聊賴的馬里奧斯說：“我給你們燒意大利面吧。”

打開冰箱，馬里奧斯隨意找了幾個碩大的番茄和甜椒，外加一塊硬奶酪，然后指著我命令道：“你給我去買點意大利面。出門右轉再右轉的超市里有。你去買兩包 linguine 。記住了，是 linguine ，不要買 spaghetti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羅馬本地人似乎更喜歡吃扁面 linguine ，而圓面條 spaghetti 則是給游客吃的。那頓晚飯很美味，充滿了家里的味道。

馬里奧斯也有煩惱。我住在羅馬先生的時候，他正在鬧離婚。白天滿面春風地迎來送往，晚上則偶爾和相熟的住客發發牢騷，雖然大多數人在這里住不過兩個禮拜。馬里奧斯會向他們抱怨一下他的太太不愿爽氣地離婚，也向他們訴說自己對八歲女兒的不舍。

有一天早上，馬里奧斯說要帶我去看看羅馬人是怎么喝咖啡的。他帶我走出旅舍的樓，穿過兩三條小電驢橫行的小馬路，忽然一拐走進了一間簡陋的門面“咖啡館”。他熟門熟路地敲了敲吧臺，比了個“二”的手勢，嘴里嘟囔著什么。不一會，吧臺后面的咖啡師就端來了兩小杯濃縮咖啡。

“在這喝吧，這兒的人都喝這個。”我不太確定地從吧臺端起杯子，加了一整塊糖，趁著思維還未被猶豫不決“征服”，猛地把咖啡給自己灌了下去，還是苦。這時，馬里奧斯早已經把他的杯子給退了。

“我準備離開羅馬了。”他單手叉腰，站著說道，“徹底離婚后，我想出國，去亞洲看看。”

“那你的旅舍怎么辦？”我問道。馬里奧斯流露出了難得的嚴肅表情，他回答：“這就是生活。“

他在吧臺上放了 1.5 歐元，向咖啡師打了個招呼，邊走邊搖頭地說道：“關了吧。也許就把它關了。”

四年后，馬里奧斯定居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在那里經營著自己的燒烤和雞尾酒餐廳，取名叫“巴爾干”。這位“反旅游業”的旅游業者重新組建了家庭，有了一個可愛的混血兒子，但也不忘偶爾賣賣親手做的意大利薄底披薩，似乎一切照舊，一切“看心情”。

在倫敦有很多愛爾蘭人：不是愛爾蘭裔的英國人，而是從小在倫敦土生土長但只有愛爾蘭共和國護照、沒有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護照的人。他們都可以申請英國護照，但很多人都因為“沒有必要”而選擇不拿，且愛爾蘭是他們的身份標識。（按照現行的英國法律，愛爾蘭人在英國可以暢通無阻地工作、生活、選舉與享受社會福利。）

湯米就是這樣一位“倫敦土著”愛爾蘭人。七老八十、身材圓滾的他在東倫敦的哈克尼出生長大，小時候的鄰居有很多都是愛爾蘭家庭。如果他不說明身份，光和你聊天的話，聽他舒緩中略帶卷舌的口音不會有人相信他是東倫敦的“原住民”。

湯米在哈克尼的肯寧荷路上有一間愛爾蘭酒吧，做了三十年了。他的獨生子詹姆士說過：“我小時候，有一天我爸和我說：‘我買了間酒吧。’就這樣，我們從那時開始就一直在這兒。”

在潮流酒吧遍地的哈克尼，湯米的“倫敦酒館”與眾不同，做的是一幫同樣七老八十的熟客的生意，絕大多數也都是愛爾蘭人。他們和湯米一樣，從壯年起每天來酒吧，見證了這里從犯罪率極高的“法外之地”搖身變成房租猛漲的潮流區域，滿屋子的人現在都已白發蒼蒼。

這里也有四五十歲的“新生代”，大多是住在附近的以建筑、駕駛或搬運謀生的勞動人民，有的人甚至就住在酒吧樓上。一條不成文的規矩是：進了酒吧不談工作、不談身份。

“倫敦酒館”的一切都是老式的，三十年來沒有翻新過。酒吧里的桌椅全是深色的，墻上掛了很多照片，除了湯米一家幾十年來的照片外，還有熟客們不同時期在酒吧里的影像。吧臺上有五六種便宜的艾爾、拉格和西打酒，外加放在中央位置的愛爾蘭黑啤酒健力士。不遠處的文青酒吧一品脫要賣7英鎊，而這里一品脫只要4鎊2。

酒吧的角落有一臺老虎機，那是塞浦路斯裔的熟客拉維的地盤。老虎機旁有一臺點唱機，身高超過兩米的喬治每天抱怨：“只有我一個人放錢點歌，但大家都喜歡聽歌。”

頑固的湯米從來沒考慮過翻新酒吧來吸引年輕人，他覺得酒吧就應該是這樣的。有時候，穿著仿老舊工裝的小文青走進酒吧，吵吵嚷嚷地問奶奶級的酒保哈莉艾特有沒有這個或那個，坐在吧臺旁監工的湯米會很直接地對他們說：“對不起，我們這里沒有你們想要的。”

疫情前一年，湯米那雖然比酒吧還小八歲、但很有商業頭腦的孫女杉能想要給酒吧裝刷卡付款系統，約好了刷卡機公司的代表在酒吧見面。湯米一見那人便大聲“拷問”道：“你來這里干嘛？”然后便板著個臉回到了他的老座位，不看對方一眼，連酒水都沒招呼。杉能無奈，只能點頭哈腰地反復道歉，至少刷卡機勉強裝成了。

還有一次，仍然堅信酒吧在文青中有巨大潛力的杉能背著湯米買了一臺咖啡機，以滿足年輕客人的“拿鐵”需求。七十出頭的酒保哈莉艾特看著咖啡機每天皺眉頭。熟客約翰是一名家具磨光師，他會故意用年輕人的口吻對哈莉艾特說：“哈莉艾特，請給我一杯拿鐵，要加溫的燕麥奶。”咖啡機在酒吧只幸存了兩周，然后就神秘地“壞了”。湯米與熟客繼續很滿足地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喝酒聊天。

疫情期間，“倫敦酒館”關了很久，但只要政府的“足不出戶”政策一松動，就能看到熟客們三三兩兩地自帶罐裝啤酒坐在酒吧外聊天。湯米有時候也會來，也帶著自己的啤酒。

再過了一陣，政府開始慢慢允許餐飲酒吧開展“外賣”業務，于是“倫敦酒館”開始提供裝在塑料杯里的生啤。熟客一下子全回來了，圍坐在酒吧的墻外，一杯接一杯的喝著“外賣”健力士。

也許是外賣的生意實在太好了，好到最終把警察吸引上了門。有一天我散步經過酒吧，看到湯米很失落地一個人坐在酒吧外面。“I am barred from my own bar”，他一見到我就開始“申冤”。警察說他的酒吧違反了防疫政策，勒令他關了酒吧，任何人員都不能出入，只能等待通知。他在家里悶得慌，還是來這里坐著看看為好。

在倫敦兩次所謂的“封城”結束之后，湯米雇了一群工人在酒吧外面搭了一整排帶遮雨棚的“戶外包廂”，結果引來了一大群報復性上酒吧的年輕人。湯米徹底無法對付，于是只能拜托孫女找了她的年輕朋友們來做兼職經理。有幾個月，酒吧甚至開起了“印度咖喱 + DJ之夜”。

雖然地盤漸漸被文青們侵蝕，但熟客們總是坐在一起。有活動的晚上，他們會坐到活動即將開始才慢慢散去，留下一群叫喊著“夜仍然年輕”的年輕人在老舊的酒吧里跳迪斯科。

接下來的一年里，倫敦人的生活慢慢恢復了正常。似乎每過一個月、社會就會更開放一點，酒吧里的年輕人就更少一點。最近半年來，酒吧基本恢復到了以前的狀態。

上周，我經過酒吧時，忽然聽到里面人聲鼎沸、偶有尖叫。走進一看，住在附近的愛爾蘭老奶奶愛琳竟然在這里開派對。“今天是一個悲傷的日子，我的丈夫去世一周年。但是我很開心，因為我的家人全都在這里陪我紀念他。”愛琳對我說。參加派對的有她的妹妹、妹夫和外甥女，有她的老朋友和干女兒，還有她門牙全都掉光了的“閨蜜”潔基。

愛琳和丈夫以前每天來酒吧，風雨無阻。去年她的丈夫去世時，湯米免費把酒吧空出來舉辦他的祭奠儀式。

沒了年輕顧客的酒吧在那天響起了久違的舞曲，湯米坐在他的老板椅上挺著肚子扭著腰。我去吧臺點酒時，才被告知愛琳的妹夫已經提前買單了，請酒吧里所有的人都喝一杯。當我跑去感謝他時，他擺了擺手，說道：“要感謝的是湯米，要謝謝他把這個家一樣的酒吧開到現在。”

在倫敦，很多辦公大樓的清潔工都講西班牙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自拉丁美洲：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秘魯、玻利維亞……當初我決定業余學習西班牙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經常有機會和他們聊天。我想認識他們，了解他們。

這是在倫敦的南美清潔工的典型形象：他們穿著深色的工裝（藏青或深紅），推著堆滿了各種刷子、卷筒紙和瓶瓶罐罐小車，搭乘貨運梯不動聲色地出現在“奧菲斯”的各個角落。他們總是戴著藍牙耳機，嘴里總是在說話。

后來我才知道，他們熱愛和家人朋友聊天，偶爾也會用耳機相互實況“八卦”一下辦公室的所見所聞。總之，他們是倫敦大公司里的“隱形全知道”。

倫敦的南美清潔工一般都在早年從老家搬到西班牙，擁有西班牙護照，并借此在英國正式脫歐之前搬來這里。我知道至少有一家勞務派遣公司，專門招募這樣有歐盟護照的南美清潔工，將他們派遣到各大辦公樓。畢竟相比本地勞工，他們對薪資的要求低很多。

何塞就是其中一位這樣背景的清潔工，他的老家在哥倫比亞南部的城市卡利，來英國之前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島住了 20 年。戴著一副眼鏡的他約莫 50 多歲，皮膚黝黑，臉上總是笑盈盈的，見到人就會友好地說一聲“hola”。

南美人和他人打交道都是天生八級水平的“自然熟”。他們很快就能和陌生人交上朋友，也會大方地介紹自己。

“你知道卡利嗎？那里天氣好、吃得好，還是‘莎莎舞首都’。”何塞站在廁所外和我說道，邊說邊靈活地用腳打出了“莎莎舞”的節奏。“你下次去旅游可以住我親戚家，他們會照顧你。”何塞微笑著告訴我，并伸出手來要和我握手。他們就是這樣的熱情好客，這也是我喜歡和他們打交道的原因。

有一天，何塞問我周末是否有空，要帶我去一個“好地方”。我一口答應。

以當地七棵老榆樹命名的“七姐妹”在倫敦的北部，離我家不遠，但那個周末卻是我第一次知道那里有一個“小哥倫比亞”。

每周末，操著清晰易懂的西班牙口音的南美人會和家人朋友在同鄉開的餐廳里聚會，全程沒有菜單、不說英語，也不需要客氣。熟客入座后會向身旁走過的人大聲喊些什么，算是點單了。淹沒在客人堆里的服務員不得不指著大盤肉向所有人嚷道“a dónde, a dónde（送到哪桌）”。

何塞就帶我去了這么一家老鄉餐廳。門面裝修很樸素，只掛了一個大大的卡片，上面有一些大盤的菜和一個 ￡7 的價格標識，在人來人往的七姐妹大街上很不起眼。但打開大門，熱鬧的氣氛就撲面而來。

進了餐廳的何塞馬上切換到了“八卦”模式，非常把我當朋友地說道：“你知道六樓的辦公室嗎？有一天大清早我去打掃浴室，居然撞見了一男一女。”對一般辦公樓里的人，何塞和同事的口風都很緊，不會隨便說話。顯然，他現在是進入了周末狀態。他喝了一口我已忘了名字的特色飲料，繼續道：“我愣了一下，只能不斷道歉，然后說‘請繼續’。女的是 big boss！”

同時他也小聲的提醒我：“在這里千萬不要大聲談什么‘narcos，narcos’（當時，奈飛的同名連續劇正火爆）。要是你是哥倫比亞人，聽到別人老是說什么毒品和narcos，你會怎么想？”

在另一幢辦公樓做清潔工的丹尼斯是巴拉圭人，看上去 40 幾歲。我對他說，丹尼斯聽上去不像傳統的西班牙語名字，他說：“對，但丹尼斯在巴拉圭很流行。”

丹尼斯以前在搬場公司做過。南美清潔工一般都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他們也不會介意一直在那些在“成功人士”看來沒什么出息的行當間游走。對他們而言，工作只是他們生活的途徑，一切“放輕松”。

我有時會和丹尼斯“吐槽”工作上的壓力。“我很能理解啊。我以前也一樣。”他和我說，“教你一個最好的方法：做完工，去喝一杯 tequila，然后忘記一切。”他又繼續道：“我媽媽和我說。除非你做老板，否則到哪里都一樣。”

圣誕節對南美清潔工而言是大事。當年西班牙殖民者為了“馴服”拉丁美洲，將羅馬天主教嚴格地移植到了這片新大陸。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如今的南美人在宗教信仰上比歐洲人更虔誠。由于是外派勞工，清潔工無法參加所服務公司的圣誕節派對。但這不妨礙他們的好興致，這可是一年一度讓他們展示舞姿的好機會。

何塞和他的同事每年都會在他們位于地下車庫旁的休息室里慶祝。女同事負責在家里烹飪大盤大盤的美食，當天帶來公司；男同事則負責準備酒水。

同樣來自哥倫比亞的約翰在工作之外是一名 DJ，在大波特蘭街上的拉丁酒吧里每月有駐場打碟夜，圣誕派對的音樂自然由他負責。“約翰，請來點‘莎莎’舞曲。”大家叫道。約翰邊吃雞翅邊說“馬上”，隨后快步走到他的電腦前，找到了馬克·安東尼的歌曲。

“圣誕快樂！”所有人一起喊道，接著便很自如地在小小的房間里集體扭起了屁股。

“你也來吧。”胖胖的胡安一把拉起好奇旁觀的我。

“可是我不會。”我尷尬地說道。

胡安看看我，擺了擺手。“放輕松啦！你跟著我就行。歡迎來到我們的派對。”

我和何塞

我一走進扎西天坑（Cenote Zaci）的大門，就看到一個微胖的年輕人。他穿著一件印有“必勝客”圖案的文化衫，必恭必正地坐在一張棕色小桌后面，桌上放了一臺計算機和一本讀到一半的書。

“這里是扎西天坑嗎？我想游泳。”我用西班牙語問道。

年輕人立馬眼睛一亮，開始很努力地用西班牙語進行“長篇“回答，語速很快、信息量似乎很大，把我一下子說懵了。

“一張票，謝謝。”我尷尬地忽略了他的熱情言論，付了 30 墨西哥比索，徑直向溶洞走去。

“嗨，我叫丹尼爾。”年輕人“誓不罷休”地在我身后朝我大喝道。我笑了笑，沒有停步。

在沒有人的天坑里自稱“蛙泳霸王”一小時后，我從溶洞走了上來，丹尼爾竟然在石階頂端等著我。

“嘿，游得怎么樣？”他切換到了英語，隨手指向不遠處、在一個小賣部后面的小平房，“那里有廁所，可以去擦干，一個比索。”丹尼爾的臉上仍然掛著微笑和一股天真的熱情，絲毫沒有被我的“冷漠”所影響。

“我要問問，他一大早到底跟我說了什么。”我邊收拾邊默想，接著就走出了簡陋的廁所，去找丹尼爾。

那是2018年的夏天，我在墨西哥尤卡坦省的小鎮巴亞多里斯。

“丹尼爾，你早上和我說了什么呀？我的西班牙語不是很好，對不起。”我走到丹尼爾的桌前，找了一塊大石頭坐下，想和他用英語聊聊。

“哎，沒關系，放輕松啦！”丹尼爾的眼睛又亮了，接著快速地從桌子的抽屜里拿出一臺相機和一個錄音筆，“你喜歡我們瑪雅的天坑，我已經很開心啦！”

住在這片半島的瑪雅人自古就把天坑里的水作為圣水供奉，瑪雅金字塔基本都造于天坑附近。扎西天坑位于巴亞多里斯市區，附近并沒有金字塔，但這里的一切美極了：一汪碧綠的池水靜靜地存在于旋轉的石階和優雅的瀑布之下。

丹尼爾黑發黑眼，皮膚黝黑，看上去有瑪雅人的血統。

丹尼爾擦了擦頭上的汗，開始用英語解釋：“我叫丹尼爾，我正在收集全球各地游客的照片，想收集地越多越好。我想知道你是從哪里來的，我能和你拍一張合照嗎？”

我為自己之前的“粗魯”感到了小小的羞愧。“那當然呀。我是中國人。”

看到我同意了之后，丹尼爾興奮極了，馬上環顧了一下四周，尋找“完美”的拍攝地。

“那就站在天坑圍墻邊吧，希望能把天坑拍進去，試試。”他朝我們的左前方指到，“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中國游客，簡直太棒啦！”

“咔嚓”之后，丹尼爾又把他的錄音筆遞給了我，問道：“能把你的名字發音錄到這個錄音筆嗎？”我點了點頭。

拍完照后，我和丹尼爾繼續聊了會。丹尼爾 23 歲，在巴亞多里斯攻讀旅游管理專業，在天坑作售票員差不多有一年時間，但即將離開。

由于在墨西哥的所有景點，本地人與國際游客所要支付的門票價格不同，所以每到一處，游客都會被詢問“你從哪里來”。于是，丹尼爾萌生了與不同國籍的游客合照的念頭。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辦一個攝影展”，他邊給我看我們倆的照片邊說道。

墨西哥之旅的兩年后，我對丹尼爾進行過一次郵件采訪。當時，他已經是一間餐廳的經理，并兼職擔任中學生的英文家教。他對我說，他在天坑工作時共收集了來自 35 個國家的游客的 21 張照片。

“我還在繼續我的‘世界公民’攝影項目，希望可以收集到來自全球所有國家的游客的照片。”丹尼爾在郵件中寫道。

“雖然我可能無法親自拜訪全球所有國家，但是通過與來自不同國家的游客交流、和他們合照、并聆聽他們的故事，我能夠感受到這個地球上文化的多元性。”

原標題：《十年異鄉生活，我遇到的世界公民們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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