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內蒙古律師苗永軍突然接到媒體的電話，從記者口中，他得知檢察機關“已經不再適用附條件逮捕制度了”。

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苗永軍介紹，他在2014年到2016年期間辦理內蒙古某銀行原支行長于某涉嫌詐騙案中，五次向法院提出“附條件逮捕”這一程序問題，均未獲支持。

“認為法律法規有錯該怎么辦？一定要提出質疑。”苗永軍說。

2016年9月，苗永軍代他的委托人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寄了一封掛號信提出：檢察系統兩份文件規定的“附條件逮捕”制度，涉嫌違憲違法，建議法工委對此進行審查。正是他的這份審查建議書，最終促成了這一備受爭議的制度的廢止。

委托人被“附條件逮捕”，律師五提程序問題

2014年7月11日，內蒙古某銀行原支行長于某涉嫌詐騙被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委托苗永軍為其提供辯護服務，向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上訴審理階段，苗永軍提出9點程序辯護意見，其中第3點指出：案件在審查批捕時適用“附條件逮捕”涉嫌違規。

“附條件逮捕”制度，可上溯至2006年最高檢制定的《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試行）》（2010年被《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取代）。2013年，最高檢又專門制定了《關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工作中適用“附條件逮捕”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

據上述文件，“附條件逮捕”是指在重大案件中，現有證據已證明嫌疑人基本構成犯罪，偵查機關認為進一步偵查能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證據，經檢察長或檢委會決定可以批捕。換句話說，附條件逮捕時，偵查機關很可能未掌握定罪所必需的證據。

2006年宣布適用以來，“附條件逮捕”就被一些學者質疑降低了逮捕的證據標準，有違“少捕慎捕”、“疑罪從無”的原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曾接受媒體采訪時對該制度提出明確反對：“刑訴法對逮捕規定了嚴格的條件，如果搜不到證據就應該堅決不逮捕，證據不夠卻逮捕了，發現錯了怎么辦？”

苗永軍介紹，于某2013年5月27日被“附條件逮捕”。到2013年7月27日，兩個月偵查羈押期限屆滿。案件材料顯示，“附條件逮捕”后，余某被移送審查起訴。公訴部門認為證據不足，兩次退回補充偵查。

2014年12月16日，該案因部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內蒙古高院發回重審。

2015年9月9日，呼市中院重審判決于某無期徒刑。11月30日，內蒙古高院終審裁定維持該判決。

“第5次提出對‘附條件逮捕’的質疑時，已經不抱什么希望了。”苗永軍說，因為一、二審期間，理論上講還有糾正的可能，終審裁定一出，希望是微乎其微。

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

5次對“附條件逮捕”提出質疑卻未得到支持，苗永軍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附條件逮捕”制度當時有相關文件的支持。

苗永軍覺得應該轉變思路，轉向對與“附條件逮捕”制度相關的兩個司法解釋性文件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他認為，“附條件逮捕”制度明顯違反了《立法法》第八條的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司法解釋性文件無權對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作出規定。”

這時，他想起自己多年前辦理的一起行政案件：某縣工商局對十余名銷售農機配件的個體工商戶銷售“三無”產品作出不同數額的罰款處罰決定，處罰依據是《內蒙古自治區質量監督管理條例》，其中規定銷售“三無”產品，有責令改正、罰款、沒收違法所得三種處罰措施。而《產品質量法》對部分銷售“三無”產品行為，只規定了“責令改正”一種處罰措施。

《立法法》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而該案處罰種類上，下位法與上位法有沖突。

苗永軍向該縣工商局提出下位法與上位法抵觸，應當適用上位法的意見，即其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不合法。該案最終以某縣工商局變更處罰決定少罰款折中處理。

這個案件的辦理給苗永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律法規有錯該怎么辦？上次是行政案件，可以變通，而本次是刑事案件，是不能變通的，出路只有一條，一定要提出質疑。”

2016年9月22日，苗永軍代于某連夜寫出審查建議申請，寄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將一如既往提出建議”

2017年7月11日，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頭條號轉發了一則消息，稱最高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廳于4月28日發布了《關于在審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適用“附條件逮捕”的通知》。通知顯示，從即日起不再執行《關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工作中適用“附條件逮捕”的意見（試行）》，今后在審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適用“附條件逮捕”。

爭議11年的“附條件逮捕”制度終于廢止了。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顧永忠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關于“附條件逮捕”的規定出自最高檢內部文件，其本意在于將沒有達到逮捕標準的有條件地逮捕進來，之后達不到逮捕標準再釋放，“可以附條件不逮捕，但是不能進行附條件逮捕。”

顧永忠稱，逮捕作為未決羈押的強制措施，是有嚴格條件的，按照法治原則應該堅持能不逮捕的就不逮捕，附條件逮捕顯然與這一原則相背離。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十九大報告則進一步明確，“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

這令苗永軍感到鼓舞。他說，我國的立法層級很多，上下級之間、部門之間的法律法規必然會有沖突。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法律法規之間的沖突，如何解決一直是個問題。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合憲性審查”，說明這個問題已經受到關注，作為保障憲法原則、憲法精神貫徹實施的備案審查制也將迎來進一步發展契機。

他預測， 律師群體提出審查建議的情形會增多。“因為律師在代理案件中，再出現類似問題，就多了一個救濟的途徑，我也將一如既往合理合法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