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新時代，領導治國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論斷新要求。他在不同場合的報告、演講、文章、講話、書信等中，形象巧妙地運用了大量社會生活的常理、哲理，及管理學、組織行為學、政治學、倫理學等的學理、真理，揭示了國家治理的道理、原理，在社會生活“小常識”與國家治理“大道理”之間建立起了聯系。對這些小常識與大道理進行總結歸納、傳播普及，是新時代學習新思想新理論、理解新實踐新作為的題中之義。

繼全國兩會關鍵詞、新中國成立70周年關鍵詞、“四史”關鍵詞、“百年共產黨人精神譜系”關鍵詞等專欄后，2022年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政治學會開啟“新時代治國理政小常識與大道理”關鍵詞，和大家一起學習新思想新理論、理解新實踐新作為。

這一期的關鍵詞是：破窗效應。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向縱向推進，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不斷完善，同時也對制度治黨提出了新要求。2015年6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法規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堅決防止“破窗效應”。

什么是“破窗效應”？

1969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飛利浦·津巴多做了一項試驗：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車牌摘掉，頂棚打開。其中一輛停在相對雜亂的紐約布朗克斯區，結果很快被破壞；另一輛停在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中產階級社區，一個星期仍安然無事；用錘子把車玻璃砸了個大洞，結果僅僅幾個小時，車就被偷了。

以上述試驗為基礎，1982年3月，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詹姆士·威爾遜提出了“破窗效應”理論：如果放任不良現象存在，人們就會效仿，甚至變本加厲。例如，公共建筑物的一扇窗戶損壞了，如果不修理，其它窗戶很快也會遭到損壞。

“破窗效應”說明了一個基本政治學常識：制度重在執行，執行必須嚴格。

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提出“破窗效應”？

強調制度治黨，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建的一個突出亮點。那么，我們黨內法規制度的執行情況怎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制度不少，可以說基本形成，但不要讓它們形同虛設，成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應’。很多情況沒有監督，違反了也沒有任何處理。這樣搞，誰會把制度當回事呢？所以，我說一分部署還要九分落實。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實，九分氣力要花在這上面。”

現有的黨內法規制度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黨內法規體系包括黨章、準則、條例、規則、規定、辦法、細則7類制度性規定，形成了一個完整體系。第一，在7類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中，黨章列在首位，是全黨必須遵守的“總章程”和“總規矩”，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章已經過兩次修改。第二，準則是對全黨政治生活、組織生活和全體黨員行為做出的基本規定。現行最重要的兩個準則是《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第三，條例是對黨的某一領域重要關系或者某一方面重要工作做出的規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制定或修訂了多個條例，如《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員教育管理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第四，規則、規定、辦法、細則是對黨的某一方面重要工作或者事項做出具體規定。第五，還有各類決議、決定等規范性文件，它們和黨內法規共同構成了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實事求是地講，我們的黨內法規并沒有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破窗效應”在黨內現實生活中并不少見。于個人而言，一些黨員干部認為“吃點喝點沒啥”，但許多人正是從一頓不該吃的飯、一份不可收的禮、一個不能接的紅包開始，胃口越來越大，最終淪為腐敗分子。于群體而言，個別干部的違法亂紀行為如果沒有受到懲處，甚至“帶病”提拔，那其他人就不會嚴格遵紀守法，從而形成“法不責眾”的局面。于法規本身而言，每一次違法犯紀行為都是一扇“破窗”，假如以權勢大而破規，以問題小而姑息，以違者眾而放任，長此以往，令人敬畏的制度就變成了眾人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制度定下了，就要不折不扣地執行；如果違反制度的行為得不到有效制止，制度之堤就可能潰于蟻穴。

怎樣堅決防止“破窗效應”？

防止“破窗效應”，關鍵是解決黨內法規在執行過程中的“寬松軟”的問題。制定黨內法規制度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貫徹落實。在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進程中，執行不暢、落實不力是一個老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狠抓制度落實，使落實不力的情況得到很大扭轉，積累了重要的實踐經驗：

第一，明確黨內法規問責的責任主體。原有的黨內法規中，有關問責規定雖然多，但沒有準確界定責任主體概念：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沒有體現權責對等。2019年9月4日，中共中央修訂并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這是首部關于問責方面的基礎性黨內法規，把問責作為從嚴治黨的利器，標志著黨的問責工作進一步規范和強化，使得全面從嚴治黨進一步細化和具體化。例如，新修訂的問責條例強調“終身問責”，打消了領導干部的僥幸心理，一旦失職失責并造成嚴重后果，即便是工作崗位變動、退休，甚至已經提拔了，照樣追究，終身追究。再如，問責主體不光針對領導干部個人，也針對黨組織，而黨組織中一把手承擔的責任最重。

第二，與時俱進地對黨內法規制度進行更新、清理和再修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新領域、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為了提高管黨治黨的規范化水平，需要不斷總結，逐步把相關管理經驗上升為黨內法規制度，以鞏固理論與實踐探索的成果。同時，也要對原有的黨內法規進行及時清理和再修訂。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黨的十八大以前出臺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進過兩次集中清理，共廢止322件，宣布失效369件，繼續有效的487件，從而保證了黨內法規的權威性和統一性。

第三，提高黨內法規建設的體系化科學化水平。制定黨內法規應當統籌進行，科學編制黨內法規制定規劃，盡量化解和消除各類黨內法規制度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形成相互協同的合力。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