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章太炎于1922年4月1日至6月17日期間，在上海舉行了十次公開演講，并由《民國日報》派去的年輕記者曹聚仁記錄整理。記錄稿最初在《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上連載，修訂結集后以“國學概論”的名義由泰東圖書局于當年11月正式出版。盡管面對的聽眾并非專業人士，使得章太炎在演講時只能點到即止，其博洽精深的程度遠不及《國故論衡》《菿漢微言》等同樣源自日常講學的著作，然而卻成為他畢生著述中流傳最為廣泛的一種。正如曹聚仁后來所說的那樣，在近現代問世的大量國學入門讀物中，“全國大中學采用最多的，還是章太炎師講演，我所筆錄的那部《國學概論》，上海泰東版，重慶文化服務版，香港創懇版，先后發行了三十二版，日本也有過兩種譯本”（《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第一部分《從一件小事談起》，三聯書店1986年）。迄至今日，各地仍有出版社在不斷翻印，足見此書盛行不衰。

最先披露此次系列演講具體內容的，除了曹聚仁的記錄本，其實還另有其他記者筆錄的《新聞報》本和《申報》本。《新聞報》有始無終，只報道了前五講便戛然而止，可以暫置勿論。《申報》館雖然從一開始就接受江蘇省教育會的委托，負責宣傳推廣，并自詡道：“所講述者，另有紀錄員紀錄，以便整理，送由章氏核閱，以便發布云。”（《章太炎講學第一日紀》，載1922年4月2日《申報》）原本應該最具權威性和可信度，不過據其后續報道，在第一次正式開講前，“報名者竟有六百余人之多，臨時到會者又有一二百人”（《愿聽章太炎先生講學者注意》，載1922年4月4日《申報》）；慕名前來的聽眾隨后“爭先前往索取聽講券，至昨日下午，已滿足一千人，可謂盛矣”（《章太炎今日繼續講學》，載1922年4月8日《申報》）；可是能夠持之以恒聽完全部演講的并不多，最后數次竟然人數銳減，“到者不下七八十人”（《章太炎九次講學紀》，載1922年6月11日《申報》）。章太炎親眼目睹前后如此懸殊的景象，恐怕也免不了意興闌珊，未必會仔細核查訂正報社的記錄稿。因此《申報》上每次刊登的演講內容繁簡不一，有時洋洋灑灑數千言，有時則寥寥數十語，顯得敷衍潦草，彼此并不相稱，當然也不便匯集成書。曹聚仁后來追憶說，《新聞報》和《申報》派去的記者根本聽不懂演講內容，“他們所筆錄的大錯特錯，錯的太可笑了。結果，幾乎只能讓我這個對考證學有興趣的人，一直寫下去。這便是我的《國學概論》記錄本的來由”（《我與我的世界》四一《國學與國學概論》，三育圖書公司1972年）。盡管略帶幾分同行相輕甚至自我標榜的意味，但這兩家報社派去記錄的人員未能恪盡職守，確實是不爭的事實。

曹聚仁：《五版自序》

《國學概論》付梓僅半年，就連續印行了五版。曹聚仁對此相當得意，在《五版自序》（載曹聚仁編《國學概論》，泰東圖書局1923年5月第五版）中故意調侃道：“我曾期待江蘇省教育會底文言本出版，或者會使我明白自己有什么缺點而使我得以修正；但是這期待到現在還只是期待。”到晚年撰寫回憶錄時，他更是直言不諱：“省教育會所請的兩位記錄，雖是老年人，他們也不懂，所以記不下去。”（《我與我的世界》四一《國學與國學概論》）。然而就在1923年4月，一部題為“張冥飛、嚴柏梁筆錄加注”的《章太炎國學講演集》由中華國學研究會印行，內容正是此次系列演講的文言記錄稿。該書的版權頁除了明確交代筆述者為長沙張冥飛、加注者為湖州嚴柏梁外，還列有嘉善鮑定一、青浦魯承莊、德清虞悟旭等一眾校閱者。其中僅身為南社成員的張冥飛略微知名，“一度任南方大學教授，為文主切實用，不主張浮夸虛飾及詭怪瑰奇以炫世俗”（鄭逸梅《南社叢談》九《南社社友事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其余諸人的生平行事則難以詳考，但籍貫都屬江浙一帶，而江蘇省教育會的成員主要就來自江浙地區的政、學、商各界。據此推測，此書應該就是曹聚仁所期待的由江蘇省教育會主持整理的文言記錄稿。

盡管《章太炎國學講演集》的出版比《國學概論》遲了半年，可依然很受讀者歡迎，平民印務局（1924年）、梁溪圖書館（1926）、新文化書社（1935年）、文海出版社（1973）等都先后多次翻印過此書。究其原委，其實也不難推知。雖然章太炎在演講時已經力求淺近，可內容遍及經學、哲學和文學等多個門類，對絕大多數聽眾而言仍顯得艱深費解。張、嚴兩位對演講內容詳加注釋和評議，全書雖以淺近文言撰就，但較諸曹聚仁僅錄講辭而毫無評注的白話本，似乎更容易滿足普通讀者的需求。但據章門弟子沈延國所述，章太炎晚年曾提到：“昔在江蘇教育會演講，曹聚仁所記錄（即泰東書局出版的《國學概論》），錯誤較少；而另一本用文言文記錄的，則不可卒讀。”（《章太炎先生在蘇州》，載《蘇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政協江蘇省蘇州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4年）盡管并未明言，可矛頭所指顯而易見正是張、嚴兩位的評注本。章氏嫡孫章念馳在搜集其演講稿時曾大費躊躇，因為“大多演講是別人記錄的，有的演說沒有經他認定，記錄者水平又有高下，文章的質量會受影響”（《章太炎全集·演講集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有關這次在上海的系列演講，他經過一番篩選別擇，最終采納了曹聚仁的整理本，并改題為《國學十講》（收入《章太炎全集·演講集》，按：章念馳謂此次演講時間為4月1日至6月7日，又稱《國學概論》出版于1929年，并誤），而舍棄了張冥飛、嚴柏梁的評注本，毫無疑問和章氏本人的意見有關。

不過評注本究竟如何“不可卒讀”，還是令人頗感好奇的。與曹聚仁的整理本相較，兩者最大的差異即在于語體上的文白之別，而從中似乎又能折射出邀請方和演講者之間的微妙分歧。在1922年3月29日《申報》上刊登的新聞《省教育會請章太炎先生講國學》中，合盤道出了主辦者籌劃此次演講的初衷，乃是痛感“自歐風東漸，兢尚西學，研究國學者日稀”的現狀，認為“西方之新學說或已早見于我國古籍”，因此“同人深懼國學之衰微，又念國學之根柢最深者，無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請先生蒞會，主講國學”，顯然是想倚重章太炎的威望，達到鼓吹舊學而貶抑新學的目的。這番宣傳在學界迅速激起了很大的反響，章氏早年的弟子周作人在尚未知悉具體情況之下，于4月10日撰寫《思想界的傾向》（載1922年4月23日《晨報副鐫》，后收入《談虎集》，北新書局1928年），一開篇就憂心忡忡地指出：“我看現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測將來的趨勢，不禁使我深抱杞憂，因為據我看來，這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他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復古與排外。”隨即深為惋嘆地提到：“聽說上海已經有這樣的言論，說太炎先生講演國學了，可見白話新文學都是毫無價值的東西了；由此可以知道我的杞憂不是完全無根的。”在最先刊布的演講內容中，除了《民國日報》之外，《新聞報》和《申報》上的連載都使用文言，或許正是由此造成了周作人的誤會，以為章氏在演講中反對“白話新文學”。其實章太炎雖然對方興未艾的白話新詩頗持異議，卻并未一概否定白話的價值。根據曹聚仁的記錄，他在演講時還專門提到：“白話記述，古時素來有的，《尚書》的詔誥全是當時的白話，漢代的手詔，差不多亦是當時的白話，經史所載更多照實寫出的。”（《國學概論》第一章《概論》）有意思的是，在張冥飛、嚴柏梁的文言評注本中，這段議論卻蕩然無存，表明記錄者并不認可這番對白話的褒揚。曹聚仁后來撰有《文白論戰史話》（收入《筆端》，天馬書店1935年），其中有一節“上海的復古傾向”，順帶提到過此事，也可資參證：“民國十一年，江蘇省教育會請章太炎先生演講國學，本是沈信卿他們有計劃的復古運動；太炎先生個性很強，他的講演并不利于復古，社會的反應也很輕微，那回復古，可說是完全失敗的。”更直截了當地指出章太炎演講的旨趣不盡符合主辦方的要求。評注本故意隱沒這段針對白話的講辭，無疑是事出有因的。

文言與白話雖然是語體的差異，可往往也關乎文章的豐神意韻。曹聚仁稱道章氏“論學論事，如說家常，時常插入風趣的談話，淺易處常有至理”（《章太炎先生》，收入《文思》，北新書局1937年）。如此駕輕就熟、收放自如的風采，在白話版《國學概論》中就很能彰顯，到了文言版《章太炎國學講演集》中就大為遜色了。比如前者記錄了這樣一段講辭：“凡稱之為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只應歸入散文，不必算詩。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說他們可稱居士等等，何必稱做和尚呢？詩何以要有韻呢？這是自然的趨勢。詩歌本來脫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風韻，這種韻，可達那神妙的意思。你看，動物中不能言語，他們專以幽美的聲調傳達彼等的感情，可見詩是必要有韻的。‘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幾句話，是大家知道的。我們仔細講起來，也證明詩是必要韻的。我們更看現今戲子所唱的二黃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也因有韻的原故。”（《國學概論》第一章《概論》）先用日本和尚能夠娶妻食肉來嘲諷白話詩的名實不副，又以鳥獸啼鳴和優伶唱戲來佐證詩歌必須用韻。后者則將這段演講記錄如下：“《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云云，可見詩必有韻，方能傳達情緒，若無韻亦能傳達情緒，則亦不必稱之為詩。譬如日本和尚吃肉娶妻，可稱之為居士，不必稱之為和尚。今之好為無韻新詩者，亦是吃肉娶妻之和尚類也。”（《章太炎國學講演集·第三日講學記》）且不論未能保留“你看”“我們更看”等容易營造出現場感的口語詞，因而失去了口吻畢肖的效果，單以內容而言，也只剩下日本和尚一例，而將其他兩例略去不提。章太炎早年流亡日本，“就想披起袈裟做個和尚，不與那學界政界的人再通問訊”（《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收入《章太炎全集·演講集》），對日本和尚的情況自然不會陌生，演講時信手拈來，必定能使氣氛顯得更為輕松活潑。而用來強調詩歌必須有韻的另兩例，論證的邏輯并不嚴密，甚至顯得有些枝蔓蕪雜。即便是曹聚仁本人，后來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轉錄當年的記錄稿，也只節引至日本和尚即止。不過如此毫不經心、自由散漫的閑談，卻頗具傳神寫照的功效，別有任意揮灑的意趣可供讀者仔細玩味。

章太炎在演講中時常會興之所至地大跑野馬，在概述漢代以來今文、古文兩大經學派別的發展演變后，就興致勃勃地插敘了一段往事：“自孫詒讓以后，經典大衰。像他這樣大有成就的古文學家，因為沒有卓異的今文學家和他對抗，竟因此經典一落千丈，這是可嘆的。我們更可知學術的進步，是靠著爭辯，雙方反對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報》筆政，梁啟超主《新民叢報》筆政，雙方為國體問題辯論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后來《新民叢報》停版，我們也就擱筆，這是事同一例的。”（《國學概論》第二章《國學的派別（一）——經學的派別》）《章太炎國學講演集》也沒有記錄這段內容，或許認為此類有關私人恩怨的軼事瑣談無關宏旨吧。不過中規中矩地圍繞設定的主題來確定記錄的內容，所呈現的章太炎的形象終究顯得過于拘謹嚴肅，失去了嬉笑怒罵、莊諧并出的本來面目。當然，現場的聽眾對此大概也并不感興趣，恰如曹聚仁所感嘆的那樣，“這五六十個聽眾中，并沒有皮錫瑞、康有為其人，老實說大家并不關心今古文家的爭辯，甚至連什么叫做今古文家都不明白”（《關于章太炎先生的回憶》，收入《文思》）。可幸虧有他這些細心的記錄，后人才能藉此遙想章氏究竟是怎樣“如唐·吉訶德一樣向羊群舞矛”（同上），體會到他當時落寞孤寂的心境。

張冥飛、嚴柏梁的評注雖然旨在為讀者掃除閱讀障礙，可有時卻與章太炎持論相左。例如他們記錄章氏解釋“經書”時說：“‘經’字原意，乃是‘一經一緯’之‘經’，即線是也。所謂‘經書’，無非是一種線裝書之謂。……古代記事書于簡，不及百名者書于方。事多一簡不能盡，遂連數簡而記之，連各簡之線，即‘經’是矣。蓋‘經’之為書，特當代記述較詳而時常備閱者。不但不含有宗教意味，即漢時訓‘經’為‘常道’，亦非本意。”在評注中先概述歷代載籍形制的遞嬗遷變，最后強調說：“用線裝訂成書，始于宋季鋟版印書之后，古書編之可考者如此。今謂‘經’為線裝書之意，似仍不如訓‘經’為‘常道’之說為長。”（《章太炎國學講演集·第一日講學記》）平情而論，評注的意見更近于事實。可章太炎如此詮釋并非信口亂道，而是他一以貫之的主張。晚年在章氏國學講習會授課時，他仍然堅持：“經之訓常，乃后起之意。……今人書冊用紙，貫之以線，古代無紙，以青絲繩貫竹簡為之。用繩貫穿，故謂之經。經者，今所謂線裝書矣。”（王乘六、諸祖耿記錄《經學略說（上）》，載《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之所以有這樣的界說，其實也別有用意。章太炎雖然大力提倡讀經，甚至認為“于今讀經，有千利無一弊也”，可并不像康有為等今文學家那樣奉經書為圣典，甚至大肆鼓吹尊孔復古，而是要將讀經落實在“修己治人”之上（王謇、吳契寧、王乘六、諸祖耿記錄《論讀經有利而無弊》，載《章太炎全集·演講集》），因此自然要以平實切近之語來開示引導后學。評注者未能仔細體察章氏用心所在，當然不能令他滿意。

興許是出于個人的喜好，評注者有時還會有意歪曲講辭的原意，勢必會引發章太炎更多的不悅。例如章氏主張撰作文章者必須通曉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在評注本中有這樣一段記錄：“清桐城派略通小學，所引古書，知者則用，不知者仍不敢用，故尚無貽笑處。”隨后有評注云：“清古文家，有桐城派之目，始自方望溪（苞），盛于姚惜抱（鼐），至曾滌生（國藩）極推崇之而名愈震。其作文也，格律謹嚴，非經史中雅馴之字不敢用，故為斥弛之士所不喜，然理法井井，終不可沒。”（《章太炎國學講演集·第二日講學記》）乍讀之下，似乎會以為章氏對桐城派頗為許可，實則大謬不然。章太炎對桐城派并無好感，甚至直斥道：“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訄書重訂本·清儒第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反觀曹聚仁當時的記錄——“桐城派也懂得小學，但比較的少用工夫，所以他們對于古書中不能明白的字，便不引用，這是消極的免除笑柄的辦法，事實上總行不去的”（《國學概論》第一章《概論》）——顯然更能代表章氏的真實想法。

當然，評注本雖因種種原因而導致“不可卒讀”，但也并非一無是處。就體例而言，正式付梓的《國學概論》已經依照章節體重新整合，將演講內容分為五章。盡管結構上更為整飭明晰，可演講的具體進程卻無從追索。而《章太炎國學講演集》則依照“第一日講學記”至“第十日講學記”的順序逐日編排，雖然不免有割裂之弊，比如在講到“治國學之法”時，所列“辨書籍真偽”“通小學”和“明地理”“知古今人情變遷”“辨文學應用”等五項內容居然分屬第二、第三兩次演講，不過倒是可以由此了解演講時的進度安排，并進而考察章太炎的興趣所在。就內容而言，《章太炎國學講演集》雖多錯謬疏漏，可普通讀者其實還是需要借助注釋才能讀懂原文。曹聚仁就提到日譯本《國學概論》附有注解，以致他“原想翻檢《章氏叢書》，也作一回箋注工作；可是動起手來，非三五年不能完成”（《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第十一部分《述學》），最終只能放棄。《國學概論》雖然附錄了邵力子、裘可桴、曹聚仁的數篇文章，針對演講內容提出商討，但涉及的問題畢竟有限。倘有學者參酌評注本再做一番刪汰繁蕪、補苴隙漏的工作，甚至將這些不同的記錄稿相互比勘以見其異同取舍，必定能裨益后學，甚至嘉惠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