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經歷了明清兩代的迅速發展，在近代歷史的洪流演替中走向終結。祠堂是基于社會基層祖先崇拜所演化出來的圖騰，又在不斷結合宗法制度中逐漸形成獨立的功能，但隨著民眾信念和社會組織翻天覆地的變化，祠堂的存在終將面臨不同時代下的不同命運。

尷尬的存在

建國以后，祠堂因為代表著封建社會的產物，在破四舊中，大部分祠堂被拆毀或改造。據地方志記載，僅婺源一縣，祠堂最盛時達2000多座，一村之中，少則兩三座，多則二三十座。整個徽州一府六縣，祠堂不下萬座。不過，今天能看到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在紅色年代里，所有祠堂被投入“為人民服務”的社會熱潮中。大部分祠堂被改造成為當地的學校或農業加工廠、倉庫。一些祠堂受到了破壞性改造，一些則被相對完整地保存下來，但大部分祠堂被拆毀，以表示“新”社會對舊事物的徹底決裂。

如今，祠堂仍是一個尷尬的存在。因宗族制度而誕生的祠堂，在新興開放的社會里，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祠堂的存在對于我們又有多大的意義呢？其實，無論如何研究和討論祠堂的再利用，保護和保存好歷代文物始終是當下最緊要的工作。祠堂的歷史功能走到了盡頭，但祠堂的文物價值沒有終結。

四種保護狀態

一座祠堂被評定為國家級、省、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取決于很多因素，歷史的、藝術的、科學的、文獻的、人類學與美學的價值，此外還有保存現狀與利用價值。整個徽州地區祠堂目前現存遺構約有515座，被指定為文保單位的有141座。

現在的徽州祠堂主要呈現四種保護狀態。

1）第一種保護狀態，是被指定為重要的文物保護單位。

其中，一些祠堂位于被旅游開發的景區鄉村，祠堂作為一處重要景點被很好地保存了起來，如績溪縣龍川村的胡氏宗祠和徽州區呈坎村的羅東舒祠，這些都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而龍川和呈坎也都是目前徽州有名的旅游景點，其村落結構保護亦相對完整。這類祠堂大多規模大、規格高，保存狀況最為完整，也是普通游客最常接觸到的。

另一些祠堂的所在地并非旅游景區，因此即便是國保單位也鮮有游客。附近的村民被委托保管著大門鑰匙，進門參觀的多是考察工作的政府領導或研究人員。這類祠堂被以一種“隔絕”的方式保護起來，一般村民平時不被允許進入。祠堂可能有過幾次大修，但因常年無人使用，荒草雜生，略顯凄涼。在文物保護機制中，任何一座國保單位都有專款維護，因此，這類祠堂建筑的主體結構大都得到了較好的維護。

如歙縣鄭村的鄭氏宗祠，始建于明成化丙戌年（1466年），清康熙癸巳年（1713年）大修，其建筑的主體結構仍多為明代遺物。祠堂布局以牌坊、門屋、享堂、寢室為序列，沿中軸線呈對稱布置。各進之間連以廊廡，是典型的徽州廊院式祠堂。巍峨的享堂空間高敞，用材粗碩，梁架結構古樸。推儀門而入，有如置身一座被荒棄的宮殿，宏偉的建筑外形顯示出昔日的輝煌，與所處略顯破敗的鄉村形成強烈的反差，這大概是筆者見過最有氣勢的徽州祠堂了。

2）第二種保護狀態是古物新用。

這里又可區分為兩種再利用方式，一種是在對祠堂實施了保護性修復的基礎上，賦予舊祠堂新的功能，使其從宗族的公共空間變為村民的日常活動空間，從一種儀式性的神圣場所，轉化為日常性的開放活動中心。最普遍的功能設置是“老人活動中心”，如富堨鎮仁里村的程氏宗祠。這種功能的轉化，充分反映了鄉村的基本社會面貌，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成為鄉村主要人口，而年輕人多半進城務工，一切惠民政策的對象只有老人兒童。

一座建筑的生氣取決于人氣，而人的日常使用也是對一座建筑最好的保護，除了個別極為稀有而珍貴的建筑需要以博物館的保存方式被特殊對待，大部分的古建筑只需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以人養建筑，就不會有侵蝕它的白蟻，也不會有恣意生長的雜草。我們應當以一種敬畏的心去面對祖先的文化饋贈，亦當以一種平常心去面對人類的文明創造。在不破壞祠堂原有建筑風格和結構的基礎上，對失去原有功能的文物建筑賦予新的功能，使之適應當代鄉村發展的需求，不失為激活祠堂的一種有效途徑。

另一種再利用方式，是在一些有財政實力的村子里，讓祠堂恢復往日的功能。祖先牌位被重新供進祠堂，村里過世的老人也會按輩分制作新的牌位。同時，這里也被用來舉辦村里人的紅白諸事，村民們以一種自己對祖宗的理解和崇敬，去使用這塊村里占地面積最大的公共場所。如在《村治中的宗族》一書中，對目前鄉村社會現狀所記錄的一樣，改革開放以后的南方村落，村民對宗族的認同和重視有不斷復蘇的跡象。這一狀況在徽州也偶有所見。

3）第三種狀態是荒廢的祠堂變成了公共倉庫。

一般村里老人會把生前就預備好的棺木存放在此（許多鄉村的習俗，老人會在生前就為自己預備好棺木），村里干部對此種現狀多半表達無奈，因為財政無力支持，村落隱在蔽塞山群里，只剩下零星的孤寡老人。平時一些民宅里無處存放的大件，便通通堆進祠堂里。

村里偶爾迎來我們這樣的外鄉人，一些村民也隨之湊進平日難得光顧的祠堂，好奇地觀望我們的工作。印象頗深的是，我們在測繪屯田村宋氏宗祠時，一位80多歲的老人搖晃著進入祠堂，把自己的棺材仔細撣去灰塵，蓋好塑料紙膜以免受風雨的破壞。

祠堂所供奉的祖先離他們已經很遠，紅色年代里的小學和工廠也只留下模糊的記憶。這類被荒廢的祠堂，雖是文物保護單位，但不知道目前的狀態能維持多久，亦無人去改變它們的命運。

里方村的胡氏宗祠，規模較大，為清代早期木構。“文革”時期改為小學，未有結構性的破壞，近幾年也因疏于日常維護而日漸殘破。第一進儀門的大梁，在我們造訪前的幾周里倒塌下來。后進寢室部分也是近幾年才在風淋日曬里坍圮，祠堂平日大門緊閉，若不是專門造訪，鮮有人知道這座清代宗祠的存在。

即使政府每年都有文物保護的專項補助，但因資金有限，一些祠堂的修復和日常維護工作，只得處于半停滯狀態。

4）第四種狀態是，祠堂僅剩下殘存的一部分。

主要是在近幾十年內被人為拆毀，或因年久失修而完全坍塌。過去許多祠堂的舊物件，被以極低的價格出售，其中一些是精致的石雕欄桿、木雕牛腿，一些干脆整棟木結構被拆移，不知去向。大部分村民在今天是有保護意識的，明白其價值非金錢所能衡量，追悔莫及之余，有時會以一種粗糙的方式，新制一部分水泥仿制品拼貼回去。

在我們調研的所有祠堂中，最為惋惜的是歙縣紹村張氏宗祠，這座祠堂后進足達十一開間，這是屬國保的羅東舒祠才有的規模。據當地教師介紹，其中進享堂七開間，月梁、木柱粗碩，一人不可合抱。該祠堂是在十多年前被人為拆去的，今天已難以想象這座壯闊的祠堂原有的樣子。原享堂的位置現在是當地小學的籃球場，尚留存著一座明嘉靖二十一年的石碑，一座清康熙二十五年的重修碑。

紹村的王氏宗祠屬著名的瑯琊王氏之后，寢室須彌座上空空蕩蕩的臺基邊緣，原立有整排精致的漢白玉石雕欄桿，后被村里拆除售賣。下圖中，當地一位退休的小學校長在擦拭地上摔損斷裂的石碑，而他并不是本村的王氏后人。

《王源謝氏孟宗譜》中有記載：“朝夕聚于斯，出入由于斯，賓客燕于斯，冠婚喪祭之禮行于斯，若魯署然。肅而不嘩，粹而不悖，雍雍有序而不紊，誠不愧于斯堂之名矣。”

除了文物價值，祠堂是曾經宗族社會最重要的見證，是宗族文化的物質遺存。今天我們站在一座宏偉的祠堂建筑里，所緬懷和體驗到的是傳統文化中秩序井然的禮和忠孝仁信的精神。

以上是我們在歷次考察中，發現的普遍案例，能夠反應徽州祠堂目前的幾種現狀。祠堂的保護狀態不佳，遑論其他規模更小、數量更多的古民居。

（作者陳勃文系米蘭理工大學建筑設計與歷史學研究生，九樟學社成員；任麗系東京藝術大學文化遺產保存學博士生，九樟學社成員。本文經編輯刪減，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九樟學社”jiuzhang-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