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簡稱深雙）已于12月16日起向公眾開放。本屆雙年展的主題是“城市共生”（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主展場位于南頭古城的城中村內。雙年展既可以被視為一場“植入”城中村的建筑—藝術展，也可以被視為一次城中村“更新”的重要機會。誠然，雙年展能在城中村舉辦，絕非易事，策展團隊及組委會已經付出了兩年多的努力，本屆雙年展才得以在許多人日以繼夜“奮戰到最后”的精神驅力下順利開幕。然而，開幕前后的一些景象讓關心城中村本來的居住者和使用者的人，如本文作者，特別想為他們發出一點聲音。

“放，放，放，快放——” 作為一樓的放氣球志愿者的季阿姨大喊著，我抬頭便看見零零碎碎的氣球一束一個地在飄，隔著一面墻傳來“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開幕啦”的叫喊。霎時間，擁擠、來來往往的志愿者從樓上涌下來，背景是那個“瞪瞪瞪”的音樂，主持人在用她溫柔的聲音來表達對參與的嘉賓和工作人員表達謝意。還有從開幕式開始就不安且神情嚴肅的老太太，她家就在被組委會征用于深雙開幕的球場邊上，老太太不會講普通話，守在球場與她家連接的門口上，眼神直勾勾的，一言不發地看著深雙開幕晚會直到結束。她家有3位成員作為開幕嘉賓的村民代表出席，開幕前一直被組委會的工作人員催“你的家人去哪了”、“打電話催啊！” 其實她們不是趕不回來，而是沒有辦法進入家門，都被攔在了南頭古城外頭。

開幕晚會放氣球。 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 李欣桐 攝。

這是12月15號，是深雙的開幕日。從開幕的前一天開始，球場這一塊地方完全被封閉起來，有不少村民探頭瞧個究竟，特警一邊驅趕，一邊說：“走走走，這不是給你們看的”。從當天早上10點起特警就封鎖了南頭古城的東門和南門，只有攜帶深雙的相關許可證方能進入南頭古城，

而深雙主展覽館依舊有不少藝術家和工人在繼續工作，負責清潔的工人在收拾東西，地上滯留著清潔后的積水，此時離領導過來視察還有2個小時。我曾有幸地尾隨領導團體感受一把2015年深雙開幕當天領導人過來視察的速度，快，非常快，這種“快速度”體現在深雙的方方面面——確定展場、清空工廠、策展人進場、藝術家布展和作品展出。這種節奏里，開幕不到24小時，就在15號開幕式晚上，傳來消息說需要全面審查所有藝術家的作品以及相關文本資料，因為不可抗力原因，有二十多部錄像被停。還有原來設定的劇團也因為不可抗力的原因取消了在深雙的所有演出。劇團先是被換場地后是推遲演出時間，最后三場演出直接取消。具透露，取消演出原因之一還包括深雙組委會沒有提前與南山區報備。

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像是一場快時尚消費盛宴，短暫而時髦。而一個倉促的事件，能否加強南頭古城的共生和平衡？我翻開今年的深雙圖錄《城市共生》，里面講到“我們必須尊重城市生態系統的平衡，如同自然界物種之共生與動態平衡，城市中的矛盾混雜不應被肆意打破而平衡，而對于它者的尊重則是對城市的包容性考驗”。這些漂亮的話一旦對照著現實，讓人有點脊背發涼。我走在南頭古城的街上，越想越奇怪。

收保護費的城管和救濟租客的房東

我沒想到的是，雖然我到南頭古城已經許多次，但每一次來，都與前一次有所不同，每走幾十米便有一個施工現場，塵土飛起，似乎整個古城都成了建筑工地。不知道是辦雙年展的人，還以為正在新建樓盤。

一天下午我從主街拐進一個院子，發現里面擺著兩個檔口，一個是賣鞋的，另一個賣些襪子內衣睡衣等等。 檔口的位置并不起眼，經過的人流也不多。正當時，賣鞋的阿姨從院子旁一個房間里拿出一箱鞋子，擺在鞋檔上。抬頭一望，原來小小的院子里，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鞋襪衣物，有的擺在桌上，有的掛在吊起來的繩上。

“阿姨這里的東西挺多呀，最近生意怎么樣？”我向她問道。

“生意比以前差了很多啊。貨都堆著賣不出去。”賣鞋的阿姨姓韓，在南頭古城里做了十幾年生意。另外一位賣內衣的大姐姓張，和她是同鄉，看上去很年經，也已經在南頭古城做了多年的生意。

“現在搬到了這個院子里，每天傍晚才讓擺，生意能有多少。前幾天城管又過來啦，要我交1000塊保護費。我一個月就賺那么一點，哪里給得了。”

原來，韓姨和張姐過去一直在九街燈光球場商鋪做生意。但今年7月7日，商鋪的16家鋪主突然接到村股份公司通知，因政府舉辦雙年展，需要拆除這個地方作為展場，并要求他們在7月21日前全部搬離清空，僅僅留出13天時間。

生產隊的通知 圖片來源于網絡

“當時我們剛剛交完月租，還進了一大批貨，突然就說要拆，而且還是那么短的時間里叫我們走。積壓了十幾萬的貨，最后虧本大甩賣都沒賣掉多少啊。現在你看，我倉庫里全是當時的貨。”韓姨指向院子一旁的小房間，這是她租的一個一樓的單間，里面每個貨架上都放滿各式各樣的，夏天冬天的鞋都有。東西多得只能容許一兩個人走動。

除了韓姨，還有其他鋪主同樣積壓了大量貨物，有的甚至損失高達幾十萬。一家老小全部的生活來源都靠做這一點生意，一下子十幾家租戶全部失業。于是接到通知后的第二天，鋪主們立即聯名蓋手印寫了一份民意書，希望村股份公司能給予三個月清貨時間和更多的補償。

球場甩賣圖

然而，在鋪主的爭取和妥協后，村股份公司（也叫村生產隊）重申了一遍政府征用球場臨時鐵皮商鋪進行重建作為雙年展用途，只答應比原先多10天的搬遷時間和四個月租金的賠償，以及雙年展后的優先租賃權。而韓姨透露，商鋪之所以最后迫于妥協，也是因為十幾年前生產隊建這個臨時鐵皮商鋪時，根本沒有按法律程序和租戶簽訂合同。

生產隊優先租賃權受理書 圖片來源于網絡

“我現在一想起這件事都還難受。她（韓姨）還好，有個倉庫可以放東西，有熟客來她這里買，一買就是幾十雙鞋。我還有小孩在這里上學，叫我能去哪里？唉，有的干脆不做了，去工廠上班，還有的，把所有貨都拉回老家去了。我呢，幸好房東阿姨收留我，讓我在這個院子里擺攤，還能支撐一段時間。”張姐迅速清了清嗓子，又把剛剛顧客翻亂的內衣重新整理一遍。

張姐口中的這位房東阿姨，嚴太，是南頭古城的原住民，在這里生活了60多年，也是她十幾年前把房間租給韓姨作倉庫用。在球場商鋪賠償第二輪協商無果后，她把她出租屋門前的小院子，免費給韓姨、張姐用來過渡。而她們還沒擺多久，就受到城管的多次拜訪和強收“擺攤費”。

原球場商鋪的鋪主，據張姐說，大多數都已經離開了南頭古城。只剩下一家賣手機的店，自己又用比原先更高的租金租到了一個鋪面；以及另外一家賣衣服的阿姨，晚上借親戚家的豆腐店繼續擺攤。我幫著她把裝內衣的袋子拉了起來，沒敢問她，就算原商鋪位置如約定能被恢復，就算她擁有雙年展后的商鋪優先租賃權，在這些“藝術造城”的地產升值熱鬧過一輪之后，球場商鋪的租金是否不會上漲？她是否還能租得起自己的商鋪？

“為了那個香港回歸聯展嘛”

再次見到王經理的時候，他們的工廠仍在招工。據他說，以前在南頭古城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擔心招工的問題，一年下來，招工告示都貼不了兩次。很多工人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而工廠就在他們家旁邊，所以“心很定”。不像現在，離開了南頭，搬到了市郊，周圍只有心浮氣躁的年輕人，做一段時間就不做了。“天天有人走”，他瞇著眼睛看了看車間里走動的工人們，皺著眉頭說。

這個工廠在好幾年前就在南頭古城，經營順暢，員工穩定。早在2017年1月，他們就聽到了一個模糊的消息，說南頭古城A-F區的工廠都要盡快搬離，給一個“大改建項目”騰地方。王經理的老板立即打電話去南山區里確認消息是否屬實，小心翼翼地問對方這是不是“紅頭文件”。對方卻忙不迭的否認，說沒有“紅頭文件”，就是希望這些企業工廠能配合區里頭的安排。

王經理沒想到情況進展得很快。今年6月，派出所、管理處、街道、工作站，各部門全力配合，“動員”在南頭古城的20幾家企業盡快搬離 ，一定要在7月1號香港回歸祖國大會之前搬完。小工廠倒還好些，一天兩天就搬完了，稍大些的工廠卻面臨著不知搬向何方的困境，只能一邊加班加點尋找新的廠址，一邊規勸不愿搬走的工人。

“損失是很大的，哎……那么多企業，那么多工人，又要我們趕緊搬——”王經理在描述這段搬遷的經歷的時候，總是有說不完的話。“A棟和B棟是員工宿舍，C、D、E棟是廠房，宿舍和廠房都要趕緊搬，我們急啊，好多東西都不要了。床、空調、機器……都不要了。” 他說很是惋惜員工們沒搬走的床，卻也強調如果要搬，運輸費都夠在新的廠址買床了。

王經理已無法想象現在的A-E棟是如何光景，更不知道他曾熟悉無比的角落早已被冠以或詩意或玄奧的名字，沒有了勞動者的身影。畢竟這回是留地不留人，景還在就夠，人不必回頭。

原工廠所在的位置現在是雙年展的展區（A區）

“但最大的損失是工人啊，至少1/3的人不愿意離開南頭古城跟我們到新的工廠。有些在南頭古城住了好久了，小孩一直在那邊上學，不愿意走就只能辭職了。其實在那邊的時候，員工都不想走，生活很便宜，適合居住。城中村嘛，出門逛街什么都有，買菜也便宜，住房可能有點貴，但一家人攤下來也就便宜了。” 說到這里，王經理開始講起了不愿搬走的女工的事。有些30多歲的女工，她們的小孩就在南頭古城的小學里。早上8點前，她們把孩子送去學校，下午5點孩子放學還可以請個10分鐘的假把孩子接回旁邊的家，也不耽誤工作。但工廠搬離之后，離南頭古城就太遠了，這些女工只好辭職，想再找工作卻也不容易了。

“你們有想過跟做雙年展的人商量么？協商一下？”我懇切地問，王經理卻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眉毛眼睛里都是戲謔。

“協商？怎么協商？我告訴你，協不協商沒有用，他要你走，你只能走。上頭的意思你就要支持，你沒辦法的，別跟上頭過不去，尤其我們是實業，不敢耗著，怕兩敗俱傷。街道工作站也跟我們講政策，這是政府行為，為了那個香港回歸聯展嘛——”

“這是深港雙年展啊，跟香港回歸沒關系的。”我擺著手解釋道。王經理瞪大了眼睛，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想著干啥要我們在7月1日前搬，應該是他們怕誤了搞展覽建設的工期，我還以為是跟香港回歸有啥關系的。不是說要搞個什么樣板區嗎？投資好幾個億的，好多香港人過來看，拍照——”話頭戛然而止，他抿嘴搖頭。

然后他掏出手機，給我看他的朋友圈。“搬了之后我就沒有再去南頭古城了，但是我看到了這個展覽……改得不好， 太差勁了。我們的廠房都沒怎么改，大門還是大門嘛，這條路也沒改，墻面都沒有改，我也不知道這是花了多少錢，好像就是把外墻粉刷了一下？”

我默然，突然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釋設計師的良苦用心，這個展覽叫做“城市共生”，他們的ABCDE棟里頭，現在充斥著藝術家和游客的歡聲笑語。而他們的老廠房，就是展覽中飽受矚目的景觀，也是“城市共生”的金字招牌。

王經理工廠的遭遇不是唯一一例，附近二十幾家工廠都已經在各方做過“思想工作”之后火速搬離。

“城市的士紳化（作者注：又譯為高檔化、中產階級化，意為用藝術或文化的元素突然提升地價租金，讓部分階層發達從而令基層被驅趕至邊緣地帶，從而令他／她們屈服。）正在光鮮的表面下制造著社會分化、生活乏味的城市病癥。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呼喚一種多元‘共生’的城市模式。”（引自雙年展官方網站上對“城市共生”的主題介紹）幾個月來，認識了古城的人，我開始感到疑惑，許多在南頭古城駐扎下來的企業和商鋪、租戶，是不是共生的對象？當上頭需要你的地，你還能否“共生”？還是只能走？

煥新=Good Change？

臨近開幕，我突然發現有幾家商店的招牌、內部空間突然變了樣。這些改變乍看之下更符合都市文藝青年的審美，色彩、設計都很“清新”，有的商鋪內的商品甚至也換上了統一的視覺設計。這些被改造的商鋪很容易辨別，因為南頭古城里商鋪密集，外表形態隨意，無論是餐飲還是小商店，鮮有十分精致的設計，所以這數家改造過的商鋪顯得有些突兀。反倒是跟古建筑并置在一起之后，有一種恍如在鼓浪嶼或者麗江大理的感覺。經改造的商鋪門口都會有一塊信息牌，標注著店名、設計理念和設計師信息，以及“煥新計劃 Good Change”的logo。

“煥新計劃 Good Change”是深業集團在南頭古城開展的為期七天的商鋪改造計劃，此次參與計劃的一共有六家商鋪，每家商鋪都有設計師上門免費進行改造。在六家商鋪改造完畢后，深業集團部分領導和部分商鋪店主和設計師還在南頭古城南門外草坪舉辦了“南頭古城保護利用Good Change對話”。在“南頭Good Change”的微信公眾號中，可以了解到深業集團對煥新計劃的初衷是“煥新不是把舊的拋棄，而是利用小小的改造，把外面的眼光吸引到南頭古城，讓人們知道這里藏了沈記客家黃酒、九街糖水店、三代豆腐等寶貝，一起來發現城市的驚喜。”（參見微信文章《探索“慢更新” 南頭古城》）可見這次改造計劃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古城外的游客和觀眾，那么對于商鋪而言，這次改造對他們具體產生了怎么樣影響呢？

我隨機走訪了幾家被改造的商鋪，和店主們聊了聊他們對煥新計劃的看法。六家商鋪中，有一家表示自己和一些老顧客都覺得新的logo好看。有一家表示對設計師的改造沒有太大感覺，還有一家在改造過程中比較明確地反對設計師的意見，但最終還是拗不過，任其進行了部分改造。

被問及有何新設計有沒有影響時，一位商鋪店主林阿姨說：“當然有影響啦，這幾個月生意都變差了，都在虧……”林阿姨解釋道，因為自己的商鋪位置偏僻，又受到遮擋，因此球場改建開始就已經受影響。Good Change來得突然，他們和設計師并沒有進行十分充分的溝通。“他們把招牌的字體都改小了，地板也變得很臟，你看，原來是這種地板，很干凈的——”，林阿姨指了指店鋪內的房間地板，“他們改成這種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打掃了！”我詢問店內的其他物件是否也是免費改造的，林阿姨望著貨架說“是啊，他們沒有問我就做了這個貨架，也沒有考慮到我做生意方不方便，所以最后就變成這樣一高一低”。

就在當天，受到“清除違法建筑”的指令的影響，商鋪的鐵皮雨棚也被強行拆除，同期被拆除的還有其他建筑樓頂的鐵皮屋。[兩張圖]“以后下雨怎么辦”，林阿姨憂心忡忡地指著門口，擔心漏雨的麻煩。

“南頭古城保護利用GOOD CHANGE對話”活動舉辦期間，林阿姨被要求免費提供店內商品供對話嘉賓品嘗，作為設計師免費改造的交換。但她對活動本身，并沒有太多的參與感。“我不怎么會說話，也不知道說什么，所以就沒參加論壇。但是他們說拿商品過去，就像你幫我、我幫你那樣，我就拿過去給他們了”。

我和林阿姨正聊著天，商鋪外的開幕式彩排正在準備開始，球場周圍幾個出入口都被圍了起來，并且有保安看守[圖]，除工作人員外的游客和村民都不得入內。這時，林阿姨的丈夫推著單車回來，搖著頭調侃著說“連家都回不了了”。

有些人喜歡清新的專業設計感的風格，有些人更偏愛這些店鋪多年來逐漸形成的不刻意卻有特別味道的視覺形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表面風格的選擇，而在于由誰來選擇，共同選擇時選擇的過程是否合適，選擇對不同的人意味著什么，帶來什么真正的影響。但從商鋪改造所運用的設計美學、深業高層的闡述和商鋪店主的反饋來看，此次改造計劃的受益主體并不是各位店主，而是古城改造背后長遠的商業利益。深業口中南頭古城的“慢更新”只是一個幌子，七天的速成改造才是實質。“Good Change”或許不是“煥新計劃”最恰當的翻譯。

開幕儀式結束了，席上的領導嘉賓緩慢地離場，南頭古城的村民們還在遠處隔離帶以外好奇地遙望著開幕臺，擠擠攘攘的。冷風一吹，有小孩哭鬧著要回家，被媽媽摁住了。

我跟他們站在一起，凝視著本屆深雙的主題“城市共生”的大標牌。在官方的主題闡釋中，城市共生“強調多重身份多重視角，體現對社會多元性的認同，對時間維度和空間多樣性、不定性的認同。它也是雙關語‘混雜與共生’，強調差異、雜糅和抵抗”，并且希望“從根源上對文化層面、社會層面、空間層面不同起源、不同狀態、不同價值觀的認同與包容，是對主流文化中心主義的反叛”，城市共生的對象包括了“差異性”、“異類”和“他者”。然而，我發現，原本居住于此的居民、商販更多的是抵觸或無感。基于主流美學和商業利益的改造思路難道不是單一價值觀的體現嗎？抵抗和反叛又從何談起？

當代中國的造城運動在權力和資本裹挾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近年來又頻繁提出“城市更新”，把豐富的歷史街區和多樣雜糅城市生活進一步清除，提高土地利用價值，轉為更高利潤率的地產開發和產業園規劃。深雙原本聲稱希望讓不同的社會群體得以展示自身、共存共生，但在實際的和現實博弈中，許多人恰恰因為“城市共生”的深雙失去了在城市居住和謀求更好發展的權利。

那么，“城市共生”究竟與誰共生？又如何共生？

（文中人物名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