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都去世后，自家一套尚未發放的安置房，市民張鐵成卻遲遲無法擁有。他為此提起行政訴訟，但一審敗訴。12月20日，北京市一中院二審撤銷原審判決，判令門頭溝區政府房屋征收辦公室和龍泉鎮政府交房。（12月21日《新京報》）

訟爭的緣起，說來也簡單。房產是張鐵成父母的，張鐵成外公外婆有繼承份額，但兩位老人均已過世。這部分繼承份額，張鐵成的舅舅阿姨可以代位繼承，但兩人因早已與張鐵成家失去聯系，無法前來簽字，所以公證處拒絕為張鐵成出具繼承權公證書，房屋征收辦公室也因此拒絕交房，引發張鐵成提起行政訴訟。

還有比張鐵成更極端的案例。去年曾有媒體報道，鄭州一八旬老人想賣掉一套房，被要求作“亡夫無私生子”及“丈夫的父母去世、自己無再婚”等方面的證明；宜昌一七旬老人想把父母房產過戶到自己名下，被要求為離世百余年的祖父母開“死亡證明”。

凡此種種，無不暴露出繼承權公證機制之失：機械教條，不符實際。

其一，根據順位繼承原則，遺產繼承通常只在具有共同生活關系的夫妻、有撫養（贍養）關系的父（母）子（女）——即家庭內部成員之間進行，只要相關人員存在，就不會旁涉他人。哪怕張鐵成真找來舅舅、阿姨，通常也不過得一紙“同意”、“認可”而已，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僵化地把旁系親戚的“同意”、“認可”作為順利繼承的前置條件呢？

其二，相關部門要求繼承人開具種種幾乎無法開到的證明，暗含“有罪推定”思維，無非意在防范其向可能存在的其他繼承人隱瞞信息，進而獨吞房產。可是，所謂“誰主張，誰舉證”，相關部門若有此懷疑，那也應該自己去調查取證，又怎能把舉證責任轉嫁給相關市民，要其逐個開證明來“自證清白”呢？

其三，法定繼承中，房產繼承權的確認，并非只有公證這“華山一條路”。房產繼承登記需作公證，源自1991年司法部、建設部《關于房產登記管理中加強公證的聯合通知》。但該通知不僅于2014年被最高法以發布案例指導的形式認為無效，而且，2016年也已為司法部正式廢止。在這種情況下，房產繼承權公證，不該是強制性、唯一性的選擇。

在今天，房產繼承權公證機制，有必要向聲明公告機制轉型，至少也該把聲明公告機制作為公證機制的一個補充。亦即，可由相關繼承人登報做個房產繼承的聲明公告，如過了公告期無人持異議，那就直接交房過戶。此次，法院二審判決中提出：“如果事后出現新的證據，能夠證明還存在其他法定繼承人，則該法定繼承人也有權向張鐵成主張涉案安置房屋的相關權利，有權與張鐵成共同分割該部分權益”，就是上述觀點的體現。

實行繼承權聲明公告機制的好處，一是可以給當事人節省費用。房產繼承權的公證費，往往是房產價值的1%至2%，以百萬元的房產論，公證費動輒數萬元，對當事人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二是能避免“公證難”成為當事人繼承房產的阻礙，避免司法資源與社會資源的無謂靡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