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是英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化人物，在學者與普通民眾心目當中，都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深深影響了簡·奧斯汀等一大批知名文學家，被認為是“英國文化的代表。”他編纂的《英語大辭典》（1755）家喻戶曉，他的文學評論被贊為“完美”。探討他的文學閱讀觀，能夠體察18世紀英國文學的風貌與變革之潮——約翰遜可能并不只是鮑斯韋爾筆下推崇古典文學的經典作家，還是一位擁抱地方語文化的巨匠。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一、鮑斯韋爾筆下的塞繆爾·約翰遜：古典文學至上

在對約翰遜的諸多傳記評論中，詹姆斯·鮑斯韋爾（James Boswell）所著的《約翰遜傳》（Life of Johnson），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同樣堪稱是英國文學界的經典之作。鮑斯韋爾的寫作依托于兩方面的來源。一是他對約翰遜本人的了解，他曾在1762年底與約翰遜相識，并在1777年加入了約翰遜的文學俱樂部（literary club）。二是他大量閱讀了約翰遜的手稿，并且從約翰遜本人及其密友口中收集有關約翰遜的故事。1785年寫給托馬斯·珀西（Thomas Percy）的信件當中，鮑斯韋爾這樣寫道，“我現在正在勤奮的收集有關他的資料。”他寫給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的信也顯示出，他孜孜不倦的索要約翰遜與友人的通信，無論這些信件有多短。

由于以上緣故，有不少評論家認為，鮑斯韋爾記錄的真實性是值得信賴的。直到19世紀，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仍評價，這部傳記“就像是在鏡子當中所反映出來的一樣真實。”

鮑斯韋爾似乎要給讀者們造成一種印象，即約翰遜本人不但古典文學造詣頗高，而且還頗為重視這一類型的文學。在《約翰遜傳》當中，約翰遜與古典文學之間的聯系似乎隨處可見。鮑斯韋爾特別引用了約翰遜為一所語言學校所推薦的經典書籍，“如果要學習拉丁語，你們首先要對最經典的作家們有所了解，而不是先去閱讀年代靠后作家們的作品。最為經典的作家們有：特倫斯（Terence）、塔利（Tully）、凱撒（Caesar）、撒路斯特（Sallust）、奈波斯（Nepos）、維利烏斯·彼得克特（Velleius Paterculus）、維吉爾（Virgil）、賀拉斯（Horace）、斐德羅（Phaedrus）。”除此之外，他還引用了大量約翰遜本人的作品以及信件。他曾經原文照錄了約翰遜早年對維吉爾以及賀拉斯詩作的翻譯。“無論是在學校作業還是在即興創作當中，約翰遜都已經表現出了其在詩歌創作方面的天賦。”

《約翰遜傳》（Life of Johnson）

在鮑斯韋爾的筆下，約翰遜似乎并不喜歡其他的作家，“他告訴我，他早年曾讀過一些詩，但是從未讀到結尾過。他也曾讀過莎士比亞的著作，但因為年歲太小，《哈姆雷特》當中鬼魂的獨白甚至令他在獨處時感到恐懼。”相反的，古典文學帶給他的體驗卻是愉悅的，“早在喜歡上《荷馬史詩》之前，他就已經對荷馬的書信和諷刺詩非常感興趣。”

二、古典文學之外的塞繆爾·約翰遜

實際上，鮑斯韋爾筆下的約翰遜的文學形象不完全體現約翰遜本人真實的文學閱讀觀。約翰遜對于古典文學的態度并不如其傳記作者所描繪的那么積極。在《約翰遜傳》以及其他有關約翰遜的大量原始材料當中，人們就能夠發現些許蛛絲馬跡。

從約翰遜本人的作品當中可以看出，15、16世紀人文主義的傳統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約翰遜去世后，他的書籍拍賣記錄顯示，約翰遜擁有很多“里程碑式的人文主義時期的辭典，其中還有不少是很稀有的版本。”他還曾了解過人文主義時期的辭典編纂方法并運用到自己辭典的編纂中。早期人文主義者們所編纂的辭典同約翰遜所編的《英語大辭典》“在方法上有著某些類似之處。”即便是堅持強調約翰遜對于古典文學喜愛的鮑斯韋爾本人也無法忽視人文主義作家對約翰遜的影響。在《約翰遜傳》的腳注當中，他也選擇了將約翰遜同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者波利齊亞諾相提并論，“你們難道感受不到，約翰遜與波利齊亞諾之間有一種奇特的聯系嗎？”

其次，約翰遜并沒有將希臘文和拉丁文擺在其他古代語言之前，給予其特殊關注。與同時代的古典作家相比，約翰遜本人的希臘文水平并不突出。他的拉丁文知識基本是從學校當中得來的，并沒有超前學習。他也大方承認自己在“拉丁文動詞的使用上有一定的問題。”即便是在拉丁文寫作當中，約翰遜也未必能夠模仿出古典作家的風格。在重回牛津的時候，約翰遜提及，他曾將英國詩人蒲柏的詩句翻譯成拉丁文。鮑斯韋爾“告訴他”，他所翻譯的詩行是“華麗的六步抑揚格。”但是他卻“沒有告訴他，（這一詩句）并非維吉爾的風格。”

由此可以推測，既然在其學術生涯的早期，約翰遜并沒有堅實的古典語言基礎，那么為了補償這一點，他更有可能會主動接觸一些以地方語言寫作的文獻作為輔助，而并不是時時刻刻都將古典作家的原典捧在手上。

那么，鮑斯韋爾為什么要這樣處理約翰遜的閱讀觀呢？這很可能與他對于約翰遜本人的文化定位有關。在約翰遜和鮑斯韋爾的時代，古典文化仍然主導英國文化界。這一傾向很好的反映在了時人所創作的文學作品當中。在《約瑟夫·安德魯斯》（Joseph Andrews）一書里，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就曾借人物之口表示，“如果一個人沒有讀過荷馬或維吉爾的作品，我就會說（或者低聲耳語）他是一個無知之人。”在當時的上流人士看來，一個人是否懂得古典文化甚至已經成為了其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評判標準。可以想見，作為鮑斯韋爾筆下文化界的象征符號，約翰遜必須作為一個古典文學的愛好者出現。

三、擁抱地方語文化的塞繆爾·約翰遜

如果仔細考察約翰遜的閱讀史，我們會發現，這位偉大的文學家，更是一位擁抱地方語文化的巨匠，這體現在他對地方語文學的濃厚興趣中。

所謂地方語文學，指的是以希臘語和拉丁語等古典語言以外的地方語寫作的文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古典文化都是歐洲文學創作的主要內容和參考。但從18世紀中后期開始，作家們的創作情況與先前相比則有了很大的改觀，古典文學已經不是他們創作的重點。愛情是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探討主題之一。阿拉芙·貝恩（Aphra Behn）和德拉里維爾·曼麗（Delarivier Manley）都是愛情文學創作當中的重要人物。到了18世紀末，這一類型的文學作品已經在英國境內廣為傳誦。以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作品為例，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不但蘇格蘭人“會給他最高的評價，”英格蘭人也對其作品表示贊賞，認為其作品相當“精致”。到了18世紀后期，風俗小說（Novel of Manners）作為一種新的小說門類在英國誕生了。對于當時的人來說，這些小說是“指導女性釣金龜婿、男性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工具書。

地方語文化的興起是一股力量十足的潮流，它的背后是印刷術的發展，出版業的繁榮，識字率的提升，商業的發達等一系列深刻的社會變遷。在此背景下，“社會大眾閱讀的品質有了變化，范圍廣而數量多。”古典文學開始變得并不那么受到歡迎。正如學者J·C·D·克拉克（J. C. D. Clark）所總結的那樣，和當時的很多國家一樣，約翰遜時代的英國正面臨著 “盎格魯-拉丁文化傳統” 以及 “地方語文化傳統” （vernacular culture）相互碰撞的局面。也就是說，盡管古典文化依舊影響著英國文化，構成了很多文學作品的靈感來源甚至是主要內容，但在這一時期，英國文學已經被地方語文化乃至于民俗文化所滲透。

塞繆爾·約翰遜處于這一變革的潮流中，他深受地方語文化的影響，他也擁抱地方語文化。

約翰遜童年時代的閱讀為他后日擁護地方語文化打下了基礎。童話在他早年的閱讀生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約翰遜博士最初的啟蒙老師是他的母親以及老女傭凱瑟琳。他曾伏在她的大腿上，傾聽圣喬治征討惡龍的故事……”終其一生，他都對童話故事有著濃厚的興趣。“鮑斯韋爾非常吃驚的從珀西主教（Bishop Percy）那里得知，約翰遜這位文壇巨匠在成年后還著迷于童話故事，例如《費利達的牧羊人》（Felixmarte of Hircania），《堂貝利阿尼斯》（Don Bellianis of Greece）和《英格蘭的帕莫瑞諾》（Il Palmerino d'Inghilterra）。”這些童話都是以其他歐洲國家的地方語言所寫成的。這或許也造就了約翰遜對于民間故事以及史詩的研究興趣。

從約翰遜的評論中也能看到他對地方語文化的態度。在他享譽世界的《詩人傳》里，各位有名的詩人們都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閱讀當中去。值得注意的是，約翰遜十分強調他們對各自本土文學的吸納。例如，在提及考（Cowley）的時候，他指出，這位作家在幼年的時候就曾讀過“斯賓塞的《仙后》（Fairy Queen）。”而在詳細敘述其文學成就的時候，約翰遜也表示，“這種寫法帶有馬里諾（Mario）以及其追隨者的色彩。鄧恩（Donne）這位學富五車的作家對這種寫法十分推崇。瓊森（Jonson）也是這一寫法的愛好者。他與鄧恩之間的相似之處不僅在于表現感情的手法，更在于語句上的跌宕起伏。”斯賓塞、馬里諾、鄧恩、瓊森，都是使用各自的地方語言寫作的。約翰遜認為，單純模仿古代作家只能導致一場“災難”。因此，他對康格里夫的作品表示不屑。他認為，這些作品“不過是對賀拉斯的拙劣模仿。他所加上的那些語句幾乎沒有任何意義。”

約翰遜的著作也并不是只有懂古典文化的高雅人士才能閱讀的，事實上，他面向的是這一時期不斷增加的可識字群體，包括女性、手工業者等。根據羅伊·麥基恩·懷爾斯（Roy McKeen Wiles）的研究，約翰遜的作品既能從書店買到，還能從地方報紙上看到。他指出，地方報紙的編輯們將約翰遜所寫的《漫步者》當中的某些部分截取下來，列在自家報紙的專欄上。“從1750年3月”開始到“1752年3月”為止出版的38家地方報紙當中，一共有16家地方報紙刊登了約翰遜的《漫步者》。可以想見，地方報紙的編輯們會把難懂的地方刪掉——大多數地方讀者們讀到的版本里“并沒有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格言。”雖然編輯們的刪減工作表明約翰遜的作品并未脫離古典傳統的影響，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約翰遜作品當中存在貼近生活和淺顯易懂的部分。

此外，約翰遜還會根據讀者的興趣和需要調整自己的寫作方式和書籍的編纂形式。約翰遜始終十分看重讀者，即便他已經在寫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總是希望能最大限度的滿足讀者的需求。在面對讀者的評論乃至于批評的時候，約翰遜總是以極為謙卑的態度應對，“我會對（作品中的）錯誤負責。面對人們的批評，我不會耍花招，也不會表示強烈反對試圖軟化批評者的態度，更不會依靠保護人的力量來壓制批評。”在某些情況下，約翰遜甚至會為了讀者的方便而改變自己書籍的編纂方式。在1778年寫給書商約翰·尼科爾斯（John Nichols）的信中，他說“請將我所有出版的書籍編纂成集，以便我贈送給我的朋友們。” 他甚至會尋求印刷商們的意見，以確保讀者的閱讀興趣。在另一封寫給尼科爾斯的信當中，他就曾這樣寫道：“既然沃勒（Waller）曾經模仿過費爾法克斯（Fairfax），那么，你認為，加入幾頁費爾法克斯的文章是否能夠充實我們的版本（Our Edition）？很少有讀者見到過它們，這可能令他們感到高興。”

總而言之，約翰遜的閱讀觀呈現出這一特征：相對于古典文學來說，約翰遜更偏好地方文學。這一點可以從其對童話和民間故事的興趣當中反映出來。同時，他也不贊成照搬古典文學的做法，更希望發揮地方語文學的特點，并且充分的考慮到了讀者的閱讀興趣。他的這一偏好又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著一定的聯系。隨著識字率的提升，讀者層次發生了改變。而這一點也促使著約翰遜迎合讀者的興趣，創作出他們更喜歡閱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