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能源危機

全球對能源和其他商品的激增，使決策者和消費者都必須面對新出現的經濟、政治和戰略方面的困難現實。俄烏沖突擾亂了商品市場，并且使得近年來正在形成的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發展進一步復雜化。在此背景下，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近日采訪了美國作家、能源專家丹尼爾·耶金（Daniel Yergin），請他對大流行和俄烏沖突之后的能源市場發展發表了看法。耶金是1991年普利策獎獲獎作品《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錢與權力的斗爭》（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的作者，2020年出版了名為《新地圖：能源、氣候和國家間的碰撞》（The New Map：Energy，Climate，and the Clash of Nations）的新書。

關于俄烏沖突會“加速”綠色轉型還是使其“倒退”這一問題，耶金認為正確的答案是兩者皆有。可再生能源發電顯然有了新的動力，并將繼續推進，例如歐洲的能源獨立計劃REPowerEU，但這需要時間，并且將面臨和其他經濟領域一樣的供應鏈困難和成本上升問題。“倒退”這一表述并不準確，事實上，能源安全和保障供應的重點也發生了更新。人們對于這一關鍵安全問題的健忘已經結束，例如德國終于承諾在其港口建設新的再氣化終端，否則將無法進口和部署液化天然氣。能源安全的基本原則是多樣化，未來這個議題在歐洲將更為突出。至于歐盟是否會繼續推進醞釀已久的“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該機制旨在對進口能源以及混凝土等碳密集型產品征收關稅），耶金認為人們已經處在一個不同的時代，雖然建立這一機制的驅動力仍然存在，但眼下各國政府會更擔心將額外成本引入經濟從而加劇通貨膨脹。發展中國家會如何回應也是一個問題。

當地時間2022年7月15日，德國韋爾訥，歐洲最大的天然氣傳輸系統運營商之一的Open Grid Europe (OGE)的管道和壓力表。

當被問及各國政府是否在2020年油價暴跌時錯過了結束化石燃料補貼的時機時，耶金指出必須注意人們討論的是哪些補貼。盡管這個術語四處流傳，但化石燃料財政補貼的主要用途是在發展中國家為消費者壓低價格——通常是出于政治或社會原因。與之相對，至少在美國，另外一些石油和天然氣公司據說獲得的“補貼”是和其他行業同樣的稅收待遇。

關于美國能源行業尤其是化石燃料的未來趨勢，耶金說在二十年前不管是頁巖革命還是太陽能成本的大幅下降都是不可想象的。盡管所有的預測都應該謹慎地做出，但未來美國大部分新的發電能力都將是可再生能源，這是公用事業正在做的事情。幾年后，電池方面可能會出現重大進展；10年后，小型模塊化核反應堆將在能源組合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也會趨于明朗。美國很可能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天然氣生產國之一，但隨著電動汽車的普及對于汽油的需求會開始下降。美國的液化天然氣將是全球能源供應的一大支柱，而供應能力能夠發展到怎樣的程度，不僅取決于資源的多少，還取決于獲得管道設施許可以及上線的能力。無論如何，碳捕獲技術和工藝將取得進展，因為這必須發生。到2030年，人們會知道幾年前還處于相對邊緣地位的氫能是否會成為一項主要的能源業務。技術和創新不會停滯不前，總有新的、可能改變局面的驚喜在看不到的地方醞釀。但頁巖和太陽能帶來的一項啟示是，一項創新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達到顯現其全部影響的突破點。

俄烏沖突發生后，沙特阿拉伯拒絕了美國關于生產更多石油的請求，迫使美國轉而探索與委內瑞拉和伊朗的新談判。對此，耶金表示美國在中東的關系正在變動當中。由于頁巖革命使美國從根本上實現的凈額基礎上的能源獨立（必須記住由于只有一個石油市場，美國的油價并不是與之隔絕的），該地區的傳統盟友感覺到美國在當地的利益一直在萎縮。這種感覺是導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以色列之間達成2020年和平條約的因素之一。石油在拜登的訪問的議程上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這次訪問也是對美國正在脫離、俄羅斯等國則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該地區的普遍看法的一個回應，目的在于表明美國的重新介入。美國對作為“OPEC+”領袖之一的沙特阿拉伯（另一領袖是俄羅斯）投入很多，但俄烏沖突和俄羅斯的減產以及其他一些成員國的產量停滯使得該集團內部的情況越來越不穩定。無論如何，目前形式的原始“OPEC+”協議即將結束。人們當然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沙特石油進入市場，盡管備用產能并不像一些人可能認為的那么巨大。是否有更多的伊朗石油進入市場將取決于核協議是否復蘇，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并不大，但有一些已經滲入了市場。在加拉加斯的談判似乎沒有取得進展，跟加拿大尤其是阿爾伯塔進行談判將是富有成效的。

很多人將當下和1970年代進行比較，當時石油供應國中的戰爭和革命引發了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的滯漲。在耶金看來，現在和1970年代當然有相似之處，人們再次處于一個令人擔憂的充滿風險的時代，一個見證全球政治重新排序的重要時刻。如同1970年代一樣，今后的世界將不同于以往。兩者在供應方面也存在相似之處。1973年的危機（源于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為應對十月戰爭而決定對美國和其他國家實施石油禁運）爆發時，全球石油市場已經非常進展，沒有多余產能。同樣，俄烏沖突也發生在全球能源市場緊張的時候。不同之處在于，現在的情況不僅涉及石油，還涉及天然氣和煤炭，1970年代不是這樣。此外，這次危機的特點是兩個核超級大國之間不斷加劇的緊張關系和潛在沖突，這在1973年只是短暫出現過。

隨著能源安全成為現在的頭等大事，各國政府不僅爭相確保能源供應，還在爭奪諸如生產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需要的礦產等關鍵商品，這是否意味著人們進入了一個新的資源驅動戰爭和沖突的時代？耶金認為這種說法有些過頭，但人們確實已經進入了一個資源競爭的新時代。閱讀一下政府關于關鍵礦產的報告就可以看到，轉向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會導致對礦產需求的大幅增加，這意味著采礦、加工和運輸需求將大大增加，還需要一個復雜的新供應鏈。人們早已熟知石油天然氣引起的地緣政治競爭和張力，圍繞實現凈零排放所需的礦物顯然將出現新的地緣政治張力。

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在當今的全球動蕩中首當其沖，特別是以糧食危機的形式。但非洲同時也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對于非洲是否做好了利用眼下礦產熱的準備，還是注定要受到自然資源的詛咒這一問題，耶金指出避免資源詛咒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項挑戰，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共識。目前的另一個問題是，南北在氣候政策上的分歧越來越大，特別是在天然氣管道等的資金供應方面。這類投資對發展很重要，它們讓當地人不再用木頭和垃圾來生火做飯——這些室內空氣污染源與許多健康問題有關。發展中國家面臨不止一個緊迫任務。除了應對氣候變化，還要減少貧困、刺激經濟增長和改善健康。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是歐洲的十分之一，這個國家的優先事項會有所不同。

關于今年晚些時候將在埃及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7），耶金認為彼時俄烏沖突可能仍在繼續。他認為會議將重點關注天然氣、甲烷捕獲和一般的碳捕獲，以及評估承諾的資金是否被用于資助能源轉型。到時候，埃及和其他國家一樣可能會更加關注全球糧食危機的緊迫性和由此帶來的社會挑戰，以及處理棘手的通貨膨脹及其帶來的經濟動蕩。

“自愿”返回原籍國的難民

近日，人道主義應急工作者Tiara Sahar Ataii在《雅各賓》批評了歐洲的“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在這個計劃中，聯合國希望支持在歐洲希望返回原籍國的移民。但在實踐中，這一計劃迫使尋求庇護者在被驅逐出境、無限期留在移民中心或赤貧之間做出選擇。

對難民Ahmed來說，被希臘移民局拘留最糟糕的事情是與世隔絕，甚至比惡劣的條件、隨意的警察暴行以及不知道何時會被釋放更糟糕。沒有訪客，也不能使用手機，他生活在恐懼之中，擔心如果沒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會發生什么，擔心他在阿富汗的家人亂想。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8日，希臘海岸警衛隊公布的照片顯示，卡爾帕索斯島附近海域一艘載滿了移民的船只。

Ahmed與外界的唯一聯系是聯合國移民機構“國際移民組織”的個案工作者。Ahmed說：“他們穿著深藍色的馬甲，戴著印有聯合國標志的掛繩。每周有一到兩次，他們會來問我，你不想回家嗎？”

國際移民組織實施的“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旨在為移民提供安全、有尊嚴的返回。這對許多迫切希望回家但缺乏手段的滯留移民來說是一項重要服務。然而，最近，當涉及從歐盟，特別是希臘返回的難民時，該計劃一直被圍繞其“自愿”性質的問題所困擾著。

《雅各賓》采訪了一位援助工作者，根據她在希臘難民營的經驗，她對該計劃的自愿性質表示嚴重懷疑。 “一名國際移民組織的個案工作者在難民營中四處奔波，針對拒絕率較高的國家，完全不知道每個國家的狀況如何，也不知道自愿返回的正確方式——他似乎是在沒有經過正確培訓的情況下隨機雇用的，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可能造成的傷害。”

當希臘的尋求庇護者如此頻繁地被迫生活在貧困中并且無法進入庇護程序時，她對“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表示擔憂。“他們是被迫返回的嗎？絕對沒有。但是，當一個人因東道國的條件而變得如此脆弱，在希臘沒有庇護的前景時，那么他們面前真的只有一個‘選擇’，這根本就不是一個選擇。”

現在，她被派駐在伊拉克，隨著伊拉克尋求庇護者從希臘返回，她看到了另一面。“當我開始在這里工作時，我看到每一個省、每一個民族、每一個人的情況都是不同的，在返回后會給人帶來特定的風險。直到2019年，國際移民組織都是在約旦的一家酒店里做關于伊拉克的研究；他們怎么能確定尋求庇護者回國后是安全的？”

《雅各賓》還采訪了Juliette Malfaisan，她是“平等法律援助”組織的一名律師，鑒于獲得法律援助和了解庇護制度的機會非常少，她也懷疑希臘“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是否能真正實現自愿。“當尋求庇護者被送達拒絕文件時，國際移民組織會給他們一份母語的‘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傳單，讓他們帶回家。同時，關于他們如何上訴或隨后申請留在庇護系統中的信息，理論上是通過翻譯口頭提供的。鑒于被拒絕后的巨大壓力，以及可用的翻譯人員很少，往往根本不提供這些信息。這給人的印象是，‘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對于希臘的阿富汗社區副主席Hana Ganji來說，烏克蘭人在雅典受到的待遇證實了她的懷疑，即“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的目的實際上并不是提供有尊嚴的自愿返回服務。“國際移民組織在整個雅典領導了一場非常積極的宣傳活動，用各種語言張貼廣告牌，問：‘你想過要回國嗎？’所以我的問題是：如果返回應該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的，那么為什么沒有用烏克蘭語寫的東西？”

Ahmed也有類似的擔憂。在監獄里，他無法獲得法律援助。當他要求“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團隊介紹律師，讓他擺脫移民拘留并開始庇護程序時，他們說這不屬于他們的任務范圍。“他們只有一個目標：讓人們返回。這不是一個人道主義計劃。這是一個帶有幾個人道主義考慮的驅逐計劃。”

Juliette也提到該計劃的人道主義盲點。她懷疑個案工作的質量是否適合那些情況復雜、需要時間密集型個案工作的人。

“有很多情況下，某人有精神健康問題——往往因生活在街頭而加劇——可能表現為暴力行為。國際移民組織不愿意費力將這些人送回，以防他們在國際移民組織的照顧下有什么行為，因此他們被單獨留在那里，讓他們的精神健康惡化。如果國際移民組織關心的是滿足最弱勢人群的需求，而這些人在希臘只會變得更加不健康，那么他們也應該制定有針對性的心理健康計劃，幫助這些人回到他們的家庭中去。”

此外，國際移民組織要求提供尋求庇護者卡或原籍國的身份證明，以開始“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程序。許多尋求庇護者根本無法獲得這些文件。去年11月，可以登記庇護申請的Skype熱線被暫停。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提出庇護申請已經變得幾乎不可能。對此， Juliette發現，國際移民組織建議無證的尋求庇護者前往雅典，從他們的大使館獲得緊急旅行文件。但是，任何試圖這樣做的尋求庇護者最終都會暴露于在移民突襲中被圍捕并被送往土耳其的危險中。她警告說：“很多人都是這樣消失的”。

國際移民組織的四名員工認為該項目損害了聯合國機構的聲譽。一位員工描述了國際移民組織員工對“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的普遍失望，但由于國際移民組織沒有“核心”資金，它已經依賴“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來支付基本的運營成本，如租金和全國辦事處的支持人員。

還有一種感覺是，除了財政上的驅動力，國際移民組織在進行反歧視審查方面也有政治壓力。這些國際移民組織的工作人員認為，“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已經成為任何歐盟資助的前提條件。這并不是一個新的指控；歐盟委員會泄露的一份文件表明，該集團要求阿富汗接受尋求庇護者的自愿重新安置，作為歐盟資助的前提條件。

最近，“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一直是歐盟應對白俄羅斯和波蘭之間危機的基石。在那里，成千上萬的尋求庇護者被明斯克引導到歐盟的外部邊界，并被波蘭逼回白俄羅斯。在默克爾擔任總理的最后一年，她承諾支持國際移民組織的自愿返回，而不是支持尋求庇護者在歐盟內部處理其申請的權利。

學者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思考使用“自愿遣返”這一術語的話語影響。他們發現，任何“威懾和武力在后臺運作”的方案都只能是軟驅逐。

這與目前在伊拉克的一名援助人員產生了共鳴，他向《雅各賓》介紹了國際移民組織在解放ISIS控制區后實施的其他自愿返回計劃。“他們制定了‘去看看’計劃，讓境內流離失所者可以看看他們是否想返回家園，但由于全國各地的行動限制，這往往是不現實的。人們試圖讓原籍地區的社區領袖到營地來，但由于同樣的原因，訪問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風險分析表明，阿拉伯穆斯林會被接受回到他們是少數民族的地區，但實際上，由于被認為與ISIS有關聯，他們不會被接受。盡管他們做出了種種努力，但自愿回歸最終并不是很自愿。”

當然，在很多情況下，國際移民組織的“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項目設計得非常好，受到歡迎，特別是當個案工作者做了額外的努力時。她發現，國際移民組織專門為歐洲的家庭傭工提供了一項重要的服務，其中許多人被販運，失去了他們的文件，或者他們沒有錢回家，被職業介紹所束縛住了手腳，這些職業介紹所收取了他們到歐洲的簽證費。

一位參加“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項目的摩洛哥人，在等待大使館發放緊急旅行證件的8個多月里，發現國際移民組織的干預對加快這一進程至關重要，這樣他就可以回家了。此外，非洲之角的援助人員解釋說，通過“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支付的現金對支持回國者重新融入社區至關重要，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回國后面臨著羞辱，因為他們在移民歐洲的“失敗”嘗試中 “浪費”了家里的錢。

盡管如此，官僚主義往往阻礙了“協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合”計劃的發展。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一些回國的尼日利亞人沒有收到承諾的部分現金援助，或者說，學費等支出的支付被拖延，以至于在收到現金時，孩子們已經離開了學校。2021年對阿富汗回返者的研究也提出了類似的指控。與任何聯合國機構一樣，這兩項研究都發現，國際移民組織應對每個回歸者的不同需求的能力，可能會受到任何聯合國機構中的官僚主義的阻礙。

其他說法也證實了返回后的再移民風險。《雅各賓》采訪了Maurice Stierl，他報告了數十名孟加拉國人在2019年返回的情況，據稱他們在國際移民組織的壓力下簽署了一份自愿返回文件，否則就有可能被捕。他報告說，被遣返的孟加拉國人沒有一個能夠在歐洲申請庇護——甚至包括船上那些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這些尋求庇護者在沒有理解內容的情況下簽署了返回文件，依靠他們的一個同伴來翻譯。“我了解到，有些返回孟加拉國的人甚至已經不在那里了。這表明該計劃本身未能實現其自身的目標，即為返回者提供在原籍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