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政府和學校再次遭遇尷尬。

云南省教育廳政策法規處處長李光洪向云南媒體表示，蘭坪縣探索的宣傳教育、責令改正、行政處罰、司法訴訟在“控輟保學”上是奏效的，值得其他地方借鑒和推廣。

子女輟學家長成被告

據央視報道，蘭坪縣是云南省27個深度貧困縣之一。今年秋季開學時，該縣有130多名學生未返校。當地政府部門通過宣傳教育、責令整改、行政處罰等舉措，讓其中120多名學生返校。但是，啦井和中排兩鄉鎮，仍有8名學生未能返校接受義務教育。

11月3日，啦井鎮政府向蘭坪縣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訴訟，將5名學生的家長告上法庭。原告啦井鎮政府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相關規定，適齡少年應依法在校接受義務教育，但經原告方多次對被告進行敦促、動員、批評、教育，被告方始終拒絕履行將其女兒送達學校接受義務教育。

蘭坪縣人民法院立案后，經調查，認為何某某等5個被告家長作為法定監護人，沒有履行法定義務，以各種理由放任子女輟學，違反了法律規定。

11月24日當天，法庭針對每個被告家長及其子女的實際情況，對原、被告雙方進行調解。雙方當場就學生返校時限、共同勸導事宜等達成共識，法庭當場下達了調解書。

11月25日，同樣的“官告民”案件，在蘭坪縣中排鄉也進行了開庭審理，3名學生的家長也同樣因不履行義務教育法律責任被鄉政府告上法庭。

蘭坪縣人民政府副縣長李翼鴻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說，經全縣上下共同努力，全縣小學在校學生18201人，輟學16人，輟學率下降至0.09%；初中在校學生8731人，輟學76人，輟學率下降至0.87%。

12月11日，在蘭坪縣啦井鎮，澎湃新聞回訪上述案件中的被告家庭時發現，5名輟學學生均來自同一個地方——蘭坪縣啦井鎮某村。其中2名學生在一個村民小組。

該村民小組總共住著50余戶村民，這是一個看上去非常貧瘠的地方，一條窄窄的泥巴路，只能勉強通行摩托車和面包車。村民破舊的房屋散落建在五六十度的山坡上。房屋周圍，收割后的玉米地里沒再種其它作物，幾頭黃牛在里面悠閑地吃著干枯的玉米稈。女人和老人很多在院子里砍（剝）核桃，而年輕人、男人們大多無事可做，圍在村口一張臺球桌前消磨時光，這張臺球桌是整個村子里除了摩托車之外，能看到的唯一現代化的東西。

村民何柴良坐在自家門前跟記者訴苦，“她成績不好，不愿意讀，我有什么辦法？但我現在又把她送去了。”并對因孩子不去讀書而成為被告在電視上曝光一事耿耿于懷：“不讀書的那么多，就報我們幾個不好吧？”

何柴良說，2016年春節前，女兒小琴就不去讀書，到8月份秋季開學，政府和學校前來動員，他就送小琴再度去啦井鎮中學就讀初二，“她成績不好，也不想讀書，不喜歡讀我也不勉強，到2017年她又不去讀書了，我勸她也沒用了。”

家庭的貧困和不喜歡讀書成了小琴輟學的理由。何柴良坦言，他沒讀過書，也不懂法律，但他計算，一星期給小琴四五十元生活費根本不夠，供不起孩子就學。

另一戶村民何靳富因女兒輟學也是被告人之一。“給錢給不起，她也不喜歡讀書，”何靳富說，女兒輟學的原因主要是因家庭困難，妻子生病、房子沒有瓦片都買不了，但女兒上學還要開支，一個星期往返路費和零花錢多則一百元，少則七八十元，“她不喜歡讀書嘛，我也就管不著了。”

庭審后，何靳富的女兒哭了一場，何靳富說，“開庭說的，不讀書就拘留，所以她怕爸爸被拘，就去學校了”。

當地政府在庭審后通報稱，該村已有3名學生返校就讀。澎湃新聞從學校獲悉，庭審兩天后，在11月26日，小琴返校將一張醫院證明并蓋有村委會公章的請假條遞到了老師手中，她因懷孕請假。并出具了當地醫院的體檢報告。

12月12日，啦井鎮中學辦公室內一名不愿具名的教師告訴澎湃新聞，根據醫院的體檢報告，小琴已懷孕90多天，上面有村委會蓋章證明：“情況屬實。” 在此之前，學校已經從當地村委會獲知，小琴的確已經和同村一男子“結婚”，雖然沒辦證，但已經住到“丈夫”家里去了。

12月13日，澎湃新聞找到因懷孕輟學在家的小琴。她告訴澎湃新聞，她今年已經16歲了，在他們當地并不算早婚。“老公”大她一歲，已相識多年，“當時他家有摩托車，他騎著摩托車往返在村里打臺球時認識的。”

2016年春節時，小琴就到男方家，開始一起過日子了。她說，最初父親不同意，但是她們堅持要在一起。“反正我都結婚了，他（父親）不同意也沒辦法嘛。”

她們“結婚”沒有辦婚宴，“擺酒席太費錢了，我們就不辦了”，小琴說，她父母到男方家，拿了兩三萬彩禮錢之后，就算正式“結婚”了。

說起不想讀書的原因，小琴說，初一的時候，因堂姐在讀初三，上學有伴兒她還喜歡讀書，到她初二時，只剩下她一個人，因成績不好，老師也比較嚴厲，她就不想讀書了。

言談舉止間，小琴對自己的行為也有反思，她覺得是自己的不當造成父親成了被告，事后母親埋怨她，但父親沒有怪她。相比在學校里，她更喜歡現在“丈夫”家。

小琴的“丈夫”周建國還是一副“娃娃臉”。“我們相互喜歡對方后‘結婚’，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周建國坦言，由此小琴便輟學在家，開庭之后他安慰難過的小琴，“我說你可以去讀書的嘛，可她就是說不讀了，我也是沒有辦法。”

在當地，因早婚輟學的不止是小琴。

何柴良說，村里初三沒畢業就結婚的人多，讀到初中、高中的沒有幾個，“讀大學的可能一個都沒有。”

啦井鎮中學的教師向澎湃新聞證實，小琴所在村早婚現象特別嚴重。該校校長楊慶文也證實，村里出現的普遍早婚現象在同齡人之間造成了影響，引發學生輟學，“家長重教意識差。”

楊慶文說，從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一學年中，輟學學生13個，輟學率是2.21%，除了受早婚現象影響，現在的打工潮在村民和學生們同齡人之間也相互影響，造成攀比現象，學生思想開始動搖就要往家里跑，選擇出遠門打工，打工之后有了一定收入再回家時，又影響了一批上學的同齡人。輟學的13個學生里面，其中一個村的就有8個，輟學的絕大部分學生都到外地打工，早婚的有三四個學生。

該校教師稱，輟學的學生各有各的理由，但基本都是因家庭教育缺失造成，學校已不收學雜費、生活費等，但輟學的家庭非要說供孩子上學需開支路費、零食、衣服鞋子，穿著打扮開支太多難以承擔，“你動員他讀書，他還要跟你提條件，不可能學校把什么都包辦了吧？這就是家長的意識。”

村民稱，他們一年一家年產玉米1000斤，土豆四五百斤，一年種地總收入兩三千元算是收入最高的家庭。

核桃是村里唯一的經濟作物。每家每戶都種了一些核桃樹，這個時候，每家都將收的核桃剝了，然后以9到10元一斤的價格賣到鎮上，”每家人都能賣幾百元錢過年，供不起娃娃上學，十二三歲不讀書的也多。”

村委會相關負責人稱，村里受傳統觀念影響，十五六歲姑娘就嫁人了，有的勉強讀到初中，有時初中還沒畢業，“她感覺差不多就嫁人了，而且嫁人還不算，還懷孕，結婚證也領不了，我們是沒有辦法。”

啦井鎮副鎮長李智芬告訴澎湃新聞，縣里有脫貧攻堅的任務，其中一項就是控制輟學學生范圍，像啦井鎮輟學學生數量超過了控制線，引起了他們的重視，他們前往動員輟學學生再度入學，當時家長們都答應下來，但一直不見學生返校就讀，“縣教育局出臺文件之后，我們才有依據，知道怎么做，所以才有了后面這個庭審。”

（文中家長和未成年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