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晚，“中國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講座第1期暨“CF40?孫冶方悅讀會”第 8 期在北京舉行。CF40學術顧問、央行副行長易綱就《人民幣加入SDR之路》一書發表主題演講。

“人民幣加入SDR之路也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路”，易綱結合《人民幣加入SDR之路》一書，介紹并總結了中國如何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的進程。《人民幣加入SDR之路》一書由央行國際司編著，本書編寫組的大部分成員都親身全程參與了人民幣加入SDR的過程。

SDR，即特別提款權，亦稱“紙黃金”，最早發行于1969年，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會員國認繳的份額分配的，可用于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債務、彌補會員國政府之間國際收支逆差的一種賬面資產。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社會開始探討怎么樣有一個超主權的貨幣，當時SDR成為熱門討論對象。到上世紀80年代，各國逐步建立浮動匯率機制后，國際上關于SDR的討論也進入了低潮。

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在2009年G20倫敦峰會召開之前，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了《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文章，該文提出如何進一步發揮SDR的作用，真正滿足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引起了國際社會巨大的反響，也因此掀起了又一個關于SDR討論的高潮。

人民幣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目前SDR的價值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組成的一籃子儲備貨幣決定。具體來看，SDR籃子的最新權重為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日元8.33%，英鎊8.09%。

易綱指出，匯率形成機制、資本項目可兌換有效推進、不斷方便企業貿易和投資以及方便老百姓生活，這三個方面的改革逐步的深入為人民幣加入SDR奠定了基礎。同時，國際金融危機在客觀上也為人民幣廣泛使用提供了一個歷史的機遇。不管是貿易手段還是在全球內工程承包和中國企業走出去，都為人民幣在全球更廣泛的使用提供了歷史的機遇。危機以后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流動性和外匯市場都受到了較大的沖擊，主要的儲備貨幣波動也比較大，損害了對貿易和投資的信心，這時候中國金融體系穩健，抗風險能力比較高，人民幣也是穩定的，很自然更多的市場選擇用人民幣，人民幣的國際化過程也是一個市場驅動的過程。

易綱表示，人民幣作為可自由使用貨幣，成為SDR貨幣籃子中除了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之外的第五種貨幣。這是歐元誕生后首次在SDR貨幣籃子中納入新貨幣，反映了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不斷上升的地位，是人民幣融入全球金融貨幣體系的重要一步，同時也是中國長期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大重要事件。

易綱指出，人民銀行和36個地區的央行簽訂了貨幣互換的協議，現在還在出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管理辦法，在2009年到2014年的人民幣國際化是加速的。他強調，人民幣加入SDR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綜合成果，這個成果不僅包括經濟也包括金融，也包括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是一個綜合成果的反映。

同時，易綱也表示，人民幣距離真正一流的儲備貨幣還有差別，表現在全世界的儲備份額，在全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的結算方面使用的方便程度、可接受程度等，以及信用卡和第三方支付清算系統、市場的開放程度。所以，人民幣市場在與一個成熟市場比較時，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以下為演講全文：

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跟各位朋友一起談一下SDR這個題目。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話題，人民幣加入SDR之路，大家知道2015年的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會決定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這個決定在2016年的10月1號生效。習近平主席2016年新年賀詞當中也提到只要堅持，夢想總是可以實現的，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當中也提到了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事情。2017年9月人民銀行國際司編寫了《人民幣加入SDR之路》，今天我分享一下這個歷程。人民幣加入SDR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們從這個角度解讀人民幣加入SDR。這看起來不是特別影響我們每天生活的一件事情，但是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以一個平和、共享包容的心態越來越深的介入國際經濟金融治理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說到SDR，我們就談一下戰后整個世界的經濟和金融體制的建立，在大蕭條時期，1929年-1933年簫條和以后恢復的時候，很多學者在思考國際貨幣體系以及國際貨幣的穩定問題，兩次世界大戰都和國際貨幣體系混亂有關，比如說如何解決貿易和投資之中發生爭端的問題，由于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好，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導致戰爭，大家在分析深層的原因。在打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經濟學家也忙著研究如果我們打完了戰爭，國際的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怎么構建？有兩個重要的方案：一個方案就是美國和英國提出的懷特方案，另外一個就是凱恩斯代表英國提出的方案。在二戰結束的時候，召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重要的會議，在這個會議的準備和召開的過程中，實際上中國參與了，而且中國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在1943年的中國派專家去美國和美國的銀行就方案進行研究，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盟軍基本上看到勝利曙光的時候，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中國派出32人的代表團，在布雷頓森林這個地方住了好幾個星期，他的工作人員住了好幾個月，深度參與了會議的討論部分。從當時中國的地位也可以看到中國的重要性，當時中國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5.5億美元，名列第四。聯合國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成立的，中國進入常任理事國之一，這反映了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

布雷頓森林體系初創之后，有一段時間它發揮了一定的重要作用，一直到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這個時候國際社會開始探討怎么樣有一個超主權的貨幣，就開始討論SDR。196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創立了SDR，80年代各國逐步建立浮動匯率，國際上關于SDR的討論也進入了低潮，SDR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的建立和討論有一個高潮。在雷曼危機以后，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2009年G20倫敦峰會召開之前，周小川先生發表了《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文章中提出如何進一步的發揮SDR的作用，引起了國際社會巨大的反響和熱烈的討論。09年周小川先生在文章當中考慮發揮SDR的作用，擴大SDR的使用范圍可以進一步的拓寬，真正的滿足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這里有一些具體的考慮，比如說建立SDR與其他貨幣的清算關系，積極的推動國際貿易、大宗商品、投資和企業記賬當中使用SDR計價，積極推動創立SDR計價的資產，進一步的完善SDR定值和發行方式，SDR定值貨幣籃子范圍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這是周小川先生的文章對SDR進行了全面的討論，從而掀起了又一個關于SDR討論的高潮。這時候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我們都說四個自信，中國的解決，中國的智慧，SDR也是很典型的一個案例。從此完善國際貨幣體系和增強SDR的作用就進入了G20峰會的議程，2011年法國作為G20的主席國，提出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議題，法國總統薩科奇親自到我國參加這個論壇，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了討論，我們共同舉辦了紫金山南京的論壇。201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董會決定人民幣納入SDR的籃子，我們作為主席國重啟國際金融工作的框架組，繼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討論，成功推動世界銀行、渣打銀行在中國發行SDR計價的債券。

所以人民幣加入SDR之路也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路，我們說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可以說有三架馬車的提法，有三個改革要同時的推進，一個是貿易投資，金融業的對外開放，第二是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的改革；第三就是如何減少外匯管制，逐步穩步的推進資本項目的規范。三架馬車意思就是有三個面，這三個面都非常的必要，這三個面的條件是相互緊密聯系，要協同推進。如果你理解三架馬車為什么是這三件事要綁在一起討論，這三個條件是相互聯系的，我們討論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在經濟金融方面這三個條件非常的重要。

我們知道貿易、投資的便利化，中國1996年承諾經常項目可兌換，之后我們一直從事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也非常的必要，減少外匯管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自己在09年到2016年底擔任外匯局局長，將近7年的時間里，在工作當中比較深刻的這三個面的相互的聯系。09年我們就提出了5個轉變，5個轉變的實際意義就是簡政放權，放管服，如何方便企業，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提出中國老百姓來資產配置和資產更廣泛的在全世界范圍內增值和它的方便的程度，最后考慮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和中國老百姓的資產保值增值以及在全世界使用的程度。如果我們要管制資本賬戶必須對經常賬戶的每一筆交易要識別，然后才能讓你自由的進入和自由的兌出，這對經濟貿易都有一定程度的管制，這確實使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受到限制。考慮這個問題就要考慮減少資本管制，在推動過程中如果走的太快，又會發生08、09年金融危機雷曼危機這樣的教訓，前面還有亞洲金融危機，還有各個金融危機的教訓，你要走的太快了發生的偏離錯誤就要進行重新的管制，使得這個過程更加的緩慢和漫長。

這三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必須要同時的考慮人民幣的形成機制，怎么使得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靈活，基本上按照市場供求形成人民幣的形成機制，使得它成為金融穩定器。如果哪一個方面走的冒進，其他的兩個方面不配套就會發生問題。這是三個方面必須同時改革的一個要求，要是細說這幾個方面的改革，說起來就比較長，比較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這里面的重要事件就是1994年我們匯率的并軌，當時人民幣匯率有貶值的壓力，中國貨幣央行把匯率調成1美元兌8.7塊人民幣，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在匯率還有一步非常重要，就是05年7月21號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匯率在這一天對美元升值了2%，從8.28塊升值2%，從此這一天開始人民幣就對美元進入了浮動匯率的時代。1994年匯率并軌，實際上1995年人民幣對美元就到了8.28塊附近，從1995年到05年這十年人民幣對美元在8.28塊附近，十年基本沒有動，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加入WTO特別重要的時代，中國的貿易競爭力中國的出口在這十年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從05年的7月21號人民幣對美元走入浮動的時代一直到今天，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講。從外匯管理體制如何便利貿易和投資，這中間也可以講很多的故事。

我們今天在競爭力上，在中國制造方面，在進出口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跡，同時在中國老百姓財富和中國老百姓作為消費者在全世界中國旅游、工作、開會，便利的程度大大的提高，我們這幾年每年出國的人次超過幾億人次，我們在國外旅游、休閑商務活動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國旅游者成為全世界旅游市場的一個極大的亮點和增量，全世界都歡迎中國的旅游者。還有很多家庭的孩子在海外留學，留學用匯非常的普遍，老百姓的生活和財富管理，以及在全世界考慮資產配置，現在靈活的程度以及可以支配資產的形態的程度，比十年二十年以前方便的太多。在這些方面，中國經濟體量得到發展，中國的金融體系在抵御風險程度有穩步的提高，都為人民幣加入SDR奠定了基礎，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也越來越成熟。從8.28塊一直升值2014年初的接近6塊幾，升值的壓力也有十年的時間，2014年年初到2016年我們面臨著兩年多的時間貶值的壓力，真正的人民幣雙向的浮動，升值和貶值供求平衡，從今年以來人民幣的供求關系比較平衡，國際收支資本的流出和市場的預期都比較穩定。匯率形成機制有效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斷的方便企業和貿易和投資以及方便老百姓的生活，這三個方面確實結合在一起相輔相成，這三個方面的改革逐步的深入就為人民幣加入SDR奠定了基礎。SDR是什么？是一種可自由使用的必須在全球范圍內有廣泛的使用和接受的程度。我們過程也正好趕上了國際金融危機在客觀上也為人民幣廣泛使用提供了一個歷史的機遇。不管是貿易手段還是在全球內工程承包和中國企業走出去，都為人民幣在全球更廣泛的使用提供了歷史的機遇。危機以后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流動性和外匯市場都受到了較大的沖擊，主要的儲備貨幣波動也比較大，損害了對貿易和投資的信心，這時候中國金融體系穩健，抗風險能力比較高，人民幣也是穩定的，很自然更多的市場選擇用人民幣，人民幣的國際化過程也是一個市場驅動的過程。

人民銀行作為貨幣當局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優惠，只是以前不允許人民幣對外支付，對外結算這樣歧視人民幣作為支付和國際貨幣的措施取消掉了，我們創造一個環境使得人民幣和其他的貨幣在同一個平臺上可以競爭，金融機構作為市場主體可以選擇一個對他們來講成本最低的貨幣，如果人民幣是中國的本幣，他們選擇人民幣對他們來講是成本最低的，隨著中國貿易和投資的不斷壯大，我們的很多伙伴會自主的選擇使用人民幣，對企業的利益是最大化的，我們的貿易伙伴也會更多的使用人民幣。人民銀行和36個地區的央行簽訂了貨幣互換的協議，我們不斷的方便人民幣的使用，比如說我們在出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管理辦法，也允許外商直接投資QDI，在2009年到2014年的人民幣國際化是加速的。作為我發言的總結，我想說人民幣加入SDR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是中國的里程碑，反映了中國在過去改革開放30多年一個綜合的成果，這個成果不僅包括經濟、也包括金融，也包括你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是一個綜合成果的反映。

我們加入了SDR是一個事件，同時又是一個新的起點，作為金融的從業者我們要考慮人民幣雖然是SDR籃子五大貨幣里面我們是第三位的，人民幣距離真正一流的儲備貨幣還有什么樣的差別？比如說在全世界的儲備份額，在全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的結算方面你使用的方便程度包括在全世界可接受的程度，包括我們的信用卡和第三方支付包括我們的支付清算系統，包括我們市場的開放程度，如果全世界的投資者愿意使用人民幣可以投在什么地方？比如可以投香港，可以投在大陸，我們考慮所有的方面和一個成熟市場有效市場差距時候，我們感到雖然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有歷程式的事件，但是你要考慮這些問題，評估一下差距的，我們感覺還有很大的差距，有差距就是一個進步的動力。我在演講的最后，我想說我們找到這些差距，是我們進一步的進步的動力，我們要進一步的改革和開放，來不斷的縮小我們對真正的儲備貨幣和一流的金融市場的差距，使得我們不斷的進步！謝謝大家！（演講全文為現場錄音整理而成，未經演講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