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和狐貍

“狐貍知道許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這是古希臘詩人阿基洛庫斯（Archilochus）的一句詩。以賽亞·伯林在其名篇《刺猬與狐貍》中化用這兩個形象來比喻兩類思想家：刺猬型思想家試圖找出可以解釋萬事萬物的一元真理，狐貍型思想家則認為人事紛繁復雜，不可強求絕對真理。

在現代社會，當狐貍很容易博得掌聲，做刺猬則要面對一系列知識困境，還會被認為有封閉、專斷的潛在危險。德沃金就是一只執拗的刺猬，他的晚年名作《刺猬的正義》系統論證了他思索終身的那件大事：“價值統一性”（the unity of value）。

“這個問題為什么重要”：德沃金和羅爾斯

為了理解價值統一性命題的重要意義，我們有必要扯遠一點，談談德沃金與另一位大哲約翰·羅爾斯之間的復雜關系。

德沃金和羅爾斯立場相近，在政治光譜上，他們都屬于強調平等的自由主義左翼，與持自由放任立場的哈耶克、諾齊克，以及形形色色的保守主義、激進左派相對立。但在羅爾斯轉向“政治自由主義”后，他們相似的立場背后有了極為不同的辯護路徑：在價值多元主義問題上，兩人產生了根本分歧。

需要說明的是，價值多元主義是一個頗為模糊的標簽。價值多元主義不僅主張存在多種價值，而且強調不同價值間不可通約、無法比較、相互沖突。如果我們進一步區分所謂的客觀價值與主觀價值觀，那么這一標簽將變得更為復雜。但借助對伯林、韋伯等人的大體把握，在不那么學究氣的語境中，我們還是能自明地使用這一概念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政治哲學的中心問題從物質財富分配轉變成了道德文化問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羅爾斯從《正義論》的“整全性立場”退卻到了《政治自由主義》的“重疊共識”之中。羅爾斯自己交代，他之所以對《正義論》作出修正，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低估了多元主義的挑戰：《正義論》構想的憲政民主社會必然是一個非同質的多元社會，存在多種而非一種道德觀念、生活理想；而《正義論》的良序社會穩定性論證，以康德式道德學說占主導地位的同質社會為前提，簡單講就是社會穩定有賴于道德整合，因此《正義論》自相矛盾。《政治自由主義》的寫作正是為了化解這一矛盾，使《正義論》前后融貫。羅爾斯后期理論的基本特點在于，它不再依附于某種道德哲學，而選擇把政治哲學從道德哲學中切割出來，提出一套自立的（self-standing）、亦即純粹政治的正義觀，并希望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康德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都能基于各自的理由接受他的正義觀，以此來克服多元主義的挑戰。

《政治自由主義》

德沃金的理論發展也和價值多元主義有關，但他與羅爾斯在同一挑戰面前分道揚鑣。羅爾斯將多元主義視作需要回避的困難，德沃金則將其理解為有待糾正的錯誤。那么，以伯林為代表的價值多元主義錯在何處呢？

伯林轉行得失考

自分析哲學興起以來，許多原本以“XX是什么”的提問形態得到處理的問題，被轉換成了概念問題，比如羅素認為，正確的倫理學問題不是“什么是‘正義’”，而是“我們如何使用‘正義’這個概念”。

伯林出自日常語言學派，后來轉行從事觀念史研究。這一“觀念史轉向”并不意味著伯林的工作失去了哲學色彩。按伯納德·威廉斯的說法，伯林是從一種遺忘歷史的哲學，轉向了一種關注歷史的哲學。就此而言，伯林的觀念史研究依然是一種關注概念的哲學研究，并且基于概念的歷史維度，相比于坐在書桌前憑空思索詞匯定義、考察概念用法，這還是一種更優越的研究方式。只有通過歷史考察，了解先輩們如何使用自由等概念，我們才能理解這些概念的力量（force）。

但德沃金認為，歷史研究只能告訴我們過去的人大致如何理解這些概念，卻無法說明這種理解是不是最好的理解。古代人的自由關注的是公民從勞作中擺脫出來，投身于城邦政治；現代人的自由則強調不受政府打擾，過自己的小日子。歷史研究可以通過分析特定概念的源與流、主流與“反潮流”，使我們敏感于這些概念在不同歷史脈絡中的具體用法，更好地理解不同時代人的具體言說，但也僅此而已。歷史研究無法告訴我們“何種自由觀才是最好的自由觀”，在這類問題上，歷史并沒有太大的指導意義。

德沃金認為，有些哲學家之所以強調概念研究必須帶有濃厚的歷史色彩，而不能進行相對超脫的概念建構，可能是因為他們將所有概念都理解成了“判準性概念”（criterial concepts），亦即認為人們在使用概念時遵循著同樣的規則，如果違背這些規則，就只是在無意義地自言自語。這些哲學家大概認為，歷史研究可以揭示自由等概念長久以來始終包含的屬性，而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屬性就是概念的本質屬性，因此借助歷史研究，我們可以更好地把握這些概念的使用規則。可見，這種歷史研究恰恰預設了一種非歷史的概念觀。

伯納德·威廉斯

當然，許多概念確實存在共享的使用規則。普通人未必能明確意識到這些規則，因此需要由對日常語言敏銳異常，或精通觀念史的哲學家來澄清概念，幫助我們擺脫無謂的爭論。比如，如果當你說“菜”的時候，心里想的是與肉類相對的蔬菜，我想到的則是用來下飯的副食品，那么我們對“豬肉是不是菜”的爭論就是虛假且愚蠢的，因為我們使用的根本不是同一個概念。爭論頭發少于多少根才算禿頭也是無聊透頂的，因為“禿頭”這個概念的使用規則并不精確，說一個禿得不那么明顯的人是或不是禿頭都沒問題，因為這種情況落入到了這一概念的邊緣地帶。圍棋是不是體育、自拍是不是藝術、阿森納算不算豪門、《上海書評》算不算學術刊物……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無可無不可的邊緣爭議。

在這些問題上，澄清共享的語義規則確實可以使我們穿透語言迷霧，聚焦實質爭議。但德沃金認為，并非所有概念都是判準性概念。價值概念屬于另一類概念，德沃金稱之為“解釋性概念”（interpretive concepts）。區分這兩類概念是德沃金反擊價值多元主義的關鍵步驟，德沃金認為，伯林之所以得出價值沖突的結論，與他忽視價值概念的解釋性特征有關。

“文學是什么”：解釋性概念與實踐傳統

所謂解釋性概念，是指我們對概念的使用規則未達成一致意見，且沒有決定性的檢驗方法來判斷誰的理解正確，但依然共享的概念。我們且以正義為例，來說明解釋性概念的特點。

我們可以給出“正義”這一概念的使用規則嗎？羅爾斯認為，雖然我們在具體的正義觀念上存在分歧，但在高度抽象的層面，我們有著基本的共識：正義就是不任意分配人們的基本權利義務，以恰當方式規范相互沖突的利益要求。但德沃金認為，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功利主義的正義觀就無法作此理解。

因此，我們在正義這一概念上并沒有共享的規則，甚至無法給出一個最抽象的概念性說明作為具體爭論的共識平臺。區分概念的邊緣與核心也無濟于事，因為我們正是在正義概念的中心地帶發生分歧。那么，這種爭論愚蠢嗎？自然不愚蠢。幾千年來，哲學家、政治家、普通民眾用正義這一概念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爭論。爭論者其實是在詢問，我們用正義這一概念去評判的那些實踐有何種本旨（point），對實踐中人提出了什么要求。

類似地，當我們討論的不是歌詞算不算文學，而是《水滸傳》算不算文學時，文學就變成了一個解釋性概念，因為此時我們不是在文學這一概念的邊緣地帶進行細枝末節的討論，而是在探討文學的核心特質，在辯論“宣揚暴力” 的小說是不是違背了文學所承載的價值這樣的“本質性”問題。

德沃金最關注的法律也是一個解釋性概念。熟知各種法條的法律人依然在討論“法律到底是怎么規定的”，似乎“法律是什么”并沒有顯而易見的答案，法律的規定不是法律文本白紙黑字都交代清楚了的。只有將“法律”理解為解釋性概念，這種爭論才能得到最好的說明，否則我們只能說，法律人太傻，在爭論這些偽問題；或者法律人太虛偽，想用法律論證來包裝自己的政治信念、道德立場。（參見Ronald 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63-164.)

諸如此類的爭論既不罕見，也不怪異。如果我們認為一切概念都是判準性概念，那么這些爭論的正當性就很可疑了。不過，當理論與日常現象沖突時，問題往往出在理論一方。

既然我們在使用解釋性概念并沒有共享的規則，那么如何確定我們使用的是同一個概念呢？會不會出現我說bank（河岸）、你說bank（銀行）的情況？德沃金認為，即使不存在共享的規則，甚至無法給出一個粗略的概念性說明，我們也可以針對同一對象進行真實的討論。“我們之所以共享這些概念，是因為我們共享社會實踐和經驗，而這些概念在這些社會實踐和經驗中扮演著重要角色。”（Dworkin, 2011, p. 6.）

我們對“法律是什么”缺乏共識，但我們共同擁有法律這樣一種實踐，這足以使我們對法律是什么獲得粗略的共識：我們都了解，法律與法院、法律文本、法官的活動有關。雖然我們在“文學是什么”這一問題上分歧頗多，但我們都同意詩經楚辭、李杜蘇辛、四大名著是典范性的文學作品。事實上，對“文學是什么”的爭論就是圍繞這些典范作品展開的。如果一種文學理論不能將這些典范作品囊括進文學的范疇中來，無法講出它們的價值，那么這種理論就是失敗的。當然，典范并非不可顛覆。一種激進的文學理論也許會把《水滸傳》逐出文學名錄，這種理論很可能是荒謬的，但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它乍看荒誕，但聽完它的整個解釋后，我們確實發現它對文學傳統作出了更有吸引力的闡述。例如，強調文學應該表現階級斗爭的理論將主張階級調和的小說貶得一文不值，轉而抬高宣揚造反有理的作品。在這類文學觀式微后，認為文學應該表現真實人性、側重抒情的新理論出現了，于是，沈從文、張愛玲被拔高，魯迅、茅盾開始遭受質疑。

因此，此類解釋的對象是特定實踐、某類傳統，比如文學、藝術、政治、法律。實踐傳統是一代代人創造出來的，承載了特定的價值。在此意義上，德沃金的解釋理論是一種實踐解釋學。解釋性概念引導我們去反思，運用這些概念的實踐具有何種目的，要實現哪些價值，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這些價值。這些實踐所承載的價值對回答“文學是什么”這類問題至關重要。因為，此時我們不是在對文學現象作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研究，而是通過訴諸自己對文學價值的某種信念，來建構最好的文學觀念。

也許會有人說，這不是在探討“文學是什么”，而是在構想“文學應該是什么”。但德沃金強調，雖然我們在回答文學是什么時必須訴諸自己的價值信念，可它依然是一種解釋，而非純粹的創造。因為，整個文學傳統、典范性文學作品制約著我們，我們的解釋必須使文學傳統呈現為最佳形態，而非面壁虛構一種文學觀。

因此，在“法律是什么”“文學是什么”這類問題上，共識與分歧并存。分歧的出現使爭論成為可能，共識的存在則確保我們爭論的是同一個問題。如果沒有任何分歧，那只能說明這些實踐傳統還非常樸素、稚拙，或者已經僵化了；如果不再有足夠共識，則表明這些實踐傳統已陷入混亂、瀕于崩潰了。

簡言之，在某種實踐究竟要實現什么價值這一問題上，我們產生了真實的分歧，這種分歧是價值分歧。浪漫主義者認為文學是作者天才的流露；文以載道者堅持文學必須傳播正確的道德觀念。他們發展出了各自的理論，試圖證明自己的文學觀可以對典范性文學作品、對文學傳統作出最富吸引力的解讀。什么樣的解讀才有吸引力？這取決于我們的價值信念。因此，如果價值有真理，則解釋有真理。那么，該怎樣為自己的價值觀辯護呢？如何在價值問題上找尋真理？我們應該把權威詞典上的定義視作對特定價值的正確解讀嗎？還是必須像自然科學那樣去發現價值的本質屬性、深層結構？

“終身大事”：價值統一性

自休謨提出事實價值兩分法后，價值領域陷入了尷尬的境地。據麥金太爾考察，在目的論傳統中，事實這一概念本就含有評價屬性。（參見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 77.）但現代自然科學興起后，事實被建構成了一個與價值相對立的概念。根據某種流行的偏見，只有可以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的問題才談得上真理，因此，只有事實真理，價值判斷沒有真假、無關對錯，只反映了不同的主觀偏好。

由此，出現了種種價值懷疑論，德沃金將它們細分為外部懷疑論和內部懷疑論。外部懷疑論是實在論的變體。和實在論一樣，外部懷疑論也認為，只有客觀存在的價值實體才能證實我們的價值信念。但在現代自然科學塑造的世界圖景中，價值實體顯然是個莫名其妙的概念，我們甚至無法設想它，更不要說發現它了，因此，懷疑論似乎不可避免。可以看出，外部懷疑論并不分析一階的價值信念，它試圖站在價值領域外的某個阿基米德支點上，對整個價值領域進行形而上學思考，然后根據某種形而上學觀點否定價值真理的可能性。內部懷疑主義則是一階的，它堅持一些實質性價值信念，根據這些信念來懷疑其他信念。

德沃金認為，休謨定律并不意味著懷疑論。休謨定律強調的是價值領域的獨立性，即不能用事實性說明來為價值信念辯護，而要讓事實的歸事實，價值的歸價值。那么，我們如何才能證成價值信念呢？我們不能用自由來證成自由，用平等來為平等辯護，這只是一種無力的循環論證。必須援引其他價值來為特定價值辯護，同時這一價值也為其他價值提供支持，最終，不同價值彼此融貫、結為一體。德沃金承認，這同樣是一種循環論證，但循環的半徑足夠大。（Dworkin , 2011, pp. 99-100.）

舉例來說，每個人對自由和平等都有某種前反思的理解，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的自由觀與平等觀之間存在沖突。比如，如果我們認為自由意味著做什么都可以，平等則要求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那么，平等就與自由沖突了。可為什么要這樣理解自由呢？自由沒有分子結構式的客觀本質，從我們對自由概念的使用中也總結不出一個無爭議的語義規則，它是一個解釋性概念，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提出一種更好的自由觀。

我們前反思的價值信念是粗糙且不系統的。在反思過程中，我們可能會經歷某種“價值驚奇”：發現自己最初理解的自由原來會與許多善好事物沖突。這一發現使我們放棄了原有的自由信念，轉而構建一種更富吸引力的自由觀，以更準確地表達自己深思熟慮的信念。因此，為價值信念辯護就是一個在諸價值間建構融貫秩序的過程，當發現諸價值構成了融貫的整體，且這一整體表達出了自己真誠相信的信念時，我們就可以負責任地說，自己獲得了價值真理。

德沃金強調，這種真理是客觀真理。他所謂的客觀當然不是“價值信念符合價值事實”這種符合論意義上的客觀，而只是對真理的一種強調：這確實是真理，是不偏不倚的個人所持有的信念，而非主觀偏好的表達，更不是在訴諸某種形而上學立場。

結語或開端

德沃金一生著作宏富，《刺猬的正義》是他的集大成之作。此書囊括了德沃金在其他作品中處理過的所有主題，并將這些分屬于價值理論、解釋理論、倫理學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法哲學的論題納入了融貫的整體闡述之中。可以說，德沃金一生都在寫作此書，之前那些作品都是這本書的局部習作、長篇注釋，以前那些令人費解的觀點也終于在這個融貫整體中變得清晰且富有說服力了。對尚未讀過德沃金的讀者來說，這本收官大作也許是進入德翁思想體系的最佳入門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