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國革命與現代化、愛國愛鄉與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集體敘事，關于中國人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各個角落，到底有多少種個體鮮活故事的講法呢？也許是衣錦還鄉、榮耀歸來，辦學修橋、捐款捐物，回饋故里、聲名遠揚；也許是寂寂無聞，只是千千萬萬外出淘金者之一，在某一處謀生、成家和死去；也許是某個時刻見諸媒體的“黑幫”“偷渡”“被排斥/歧視”或是“被崇拜”……長期以來，華商、華工，以及其他身份的華人移民潮，就是如此川流不息，不斷走向世界，不斷流傳著各種神話與傳說，不斷地演繹著與祖籍國中國的故事，不斷地生動著中國和中國人。這是中國對外移民的經典畫面——單向外流、不對稱互動的移民歷史。近幾十年來，中國發生了革命性變遷，全球中國越來越發展、越來越開放，中國與世界、中國與華僑華人的關系相應地也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一方面，海外移民歸國潮起潮涌，外國移民也大量涌入中國；另一方面，中國資本走出去，中國人出國與歸國越來越常態化。時代變局下，重新審視華僑華人的研究，無疑極具學術與現實意義。

6月11日，華僑大學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揭牌儀式暨“百年大變局下的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廈門舉行。華僑大學吳劍平校長主持開幕式，黨委書記徐西鵬致開幕詞。此次會議邀請了王賡武、濱下武志、陳春聲、葛兆光、錢乘旦、莊國土、項飚等四十余位來自不同學科的著名學者，共同討論新時代大變局之下的“新”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

大變局之下的新期待

大變局，是近年來的高頻詞匯。從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大家習以為常地談論“全球化”到前些年被熱議的“逆全球化”，世界中的中國和中國所面對的世界都在起著變化。王賡武先生在會議發言中說，“對于更好地理解全球各地社會，華僑華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并回顧了國際海外華人研究的歷程，提到“1990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王靈智（Wang Ling-chi）教授，在該校舉辦第一屆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overseas, ISSCO，1992）應運而生”。相較于彼時，如今談“新時代”“大變局”確非虛言，也實在必要。

去年剛剛出版新著《資本的旅行：華僑、僑匯與中華網》的濱下武志先生，他在發言中也肯定了華僑華人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指出“幾十年來，華僑華人研究內容不斷豐富，涵蓋移民史、移民代際變化、以及近年來廣泛討論的海外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當今世界日新月異，華僑華人研究亟需繼往開來，開拓新領域，確立新方向”。以自己的研究為例，濱下武志先生談到華僑華人研究應該是多學科的，“以我本人的僑匯研究為例，經濟史、國際金融等多學科，都已深入華僑華人研究領域，也頗有必要把地方研究（local studies）從某一專門學科門類中獨立出來，加以研究”。

新成立的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首任院長吳小安教授在海內外東南亞研究與華僑華人研究領域耕耘多年，其英文專著《華人商業與馬來屬邦的形成1882—1941》（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1882-1941）廣受國際學界贊譽，曾榮獲提名并最后入圍美國“亞洲學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5年度東南亞研究最佳著作獎全球六部著作短名單，2010年再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新近出版的中文新著《區域與國別之間》也深受學界好評；同時受邀參與撰寫《劍橋全球移民史》第二卷。2006年，他與李安山教授、程希研究員共同編著《中國華僑華人學：學科定位與研究展望》，認為應該明確“華僑華人研究”的方法，主張研究思路多元化。吳小安教授如今放眼全球，倡導將華僑華人研究與區域研究相結合，邀請一眾來自國際關系、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齊聚華僑大學共同探討，可謂是應了“天時”“地利”與“人和”。接下來，便是對研究院未來的新期待了。

主旨演講環節，大會邀請了葛兆光、項飚、莊國土三位教授。他們首先祝賀華僑大學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的成立，并圍繞本次研討會議題發表了專題演講，主要內容如下。

葛兆光：為什么東部亞洲海域可以成為一個歷史世界？

葛兆光教授指出，華僑大學所在地廈門、泉州，自十五世紀大航海以來一直是東部亞洲海域的一個樞紐，作用顯著。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的研究重點對象是“下南洋”謀生、開拓新家園的閩粵移民，正是這部大歷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全球移民大格局、亞洲大格局和中國外部歷史環境變化的大格局出發，葛教授開宗明義提出三大觀點。第一，蒙古時代（十五世紀）之后，由于政治、經濟、貿易、文化和知識上的互相聯系，東部亞洲海域開始構成了一個歷史世界。第二，十五世紀以后，中國和東亞的歷史重心從面向西域開始轉向東海和南海。這是中國史或者東亞史的大變化和大差異。第三，東部亞洲海域的秩序延續至十九世紀中葉，最后在堅船利炮的沖擊下崩壞。

關于東部亞洲海域大歷史，葛兆光教授分成三部分進行了詳細論述。

首先，概念界定。從蒙古時代以后，東部亞洲海域形成了一個歷史的世界。1405年，整個歐亞大陸形成東西分明的局面，集中于東部亞洲海域的海上貿易迅速崛起；官方使團和朝貢使者、各國海商、下南洋的移民成為東部亞洲海域連成一片知識共同體的建設者。葛教授認為，過去學界流行的東亞、中央歐亞或者東部歐亞的概念均有缺陷，這也是他提出東部亞洲海域概念的重要原因。理由如下：一是忽略歷史的南北向；二是只講東海不講南海；三是僅以漢文化為中心。

第二，歷史大勢。從西域轉向東部海域、從西北轉向東南，是中國與亞洲互動歷史重心轉移的大趨勢。1425年，明朝出現了三大重要的轉向趨勢：一是從天下帝國轉為面向東南；二是采取守勢，設立九邊；三是陸上絲綢之路逐漸被海上貿易之路取代。東北亞與東南亞、東海與南海的歷史發展相互關聯，環東海與南海的交往、沖突構成了東部亞洲海域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第三，顛覆性影響。歐洲人東來給明清易代之后的東部亞洲海域的秩序帶來了顛覆性的影響。首先，傳教士帶來了新知識、新思想和新信仰。其次，商人改變了東部亞洲貿易的模式，從內循環到外循環。最后，殖民者瓦解了東部亞洲海域的國際秩序，東北亞的朝貢與東南亞的曼陀羅體系被沖擊。19世紀中葉，東部亞洲海域的秩序徹底崩潰。這種大歷史的巨變，導致了中國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清朝政府展開了一場到底是重視西北還是東南、是強化塞防還是海防的大辯論。

葛教授給國內學界提出了三點重要建議。第一，在近世歷史研究中，我們應該提倡對“東部亞洲海域”（即東海加南海、東北亞加東南亞）的整體研究，糾正重視陸地、忽視海洋的偏向。第二，修正并補充歐美日學者的中央歐亞或者東部歐亞的概念。第三，中國學者關于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研究能做什么，要做什么？這些也是華僑大學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未來需要關心的問題。

在東部亞洲海域研究領域，葛教授進一步指出了中國學者可以有所作為的三個重要方面。第一，要承認中國學界對于南海、環南海，也就是對于東南亞的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的研究，非常薄弱。第二，要習慣重視他者的視角、立場和觀點，不能僅僅依賴和信任單一的漢文文獻。第三，要發掘異域文獻，掌握“殊方異語”。

項飚：再生產性的人口流動

項飆教授坦言，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的成立，令他興奮，相信這將拓展華僑華人研究的一片新領地，將華僑華人研究、百年大變局和中國的發展變化聯系起來考察。項教授期望，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今后進行跨學科研究，將歷史、當下和未來研究結合起來，將宏大的關懷與自下而上的具體研究結合起來。項教授相信，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的獨特學術定位與跨學科的研究取向，不僅將會重新定義學界的某些重要議題，同時將會給學界的公共討論帶來新風尚。

項飆教授主旨演講以“人的再生產”作為切入點，展開討論。

（一）概念和性質

究竟什么叫人的再生產，在這個方面講的最清楚，也是一個奠基性的思想家是恩格斯。人活在世界上做兩件事情：一件是物質生產，另一件是人自身的生產。再生產是相對于生產的概念，包括教育、醫療、娛樂，以及生活方式的選擇，涉及價值觀問題和意識問題，泛指文化問題。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人的再生產越來越成為跨國流動的重要推進力量。在以前，人們也為生計、為了孩子的教育和成家，為了看病的需要而流動，這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人的再生產。但是當下的情況很不一樣。首先，當下教育、娛樂與醫療已經成為了獨立的系統。其次，不同于早期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和再生產，當下再生產的相關活動已經成為資本投資的重要對象和利潤的重要來源，而不再是輔助性的社會活動。其三，不同于物質生產，人的再生產具有無限擴張的性質，日益成為人員流動的驅動力；物質生產與人的再生產的關系日益脫節，具體表現形式迥異。

（二）對當前中國的啟發

第一，使用再生產評估國際格局和國際影響力。人的再生產在當代社會越來越成為一種利潤的來源，成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重心。當前考察亞洲和中國在全球崛起，只重視物質生產活動而忽視人的再生產活動。當下，中國和亞洲是公認的世界工廠，但如果從人的再生產視角考察，中國和亞洲卻尚未成為世界的中心。如是，中國和亞洲在全球的所謂崛起充其量只不過是物質生產的中心，或者全球其中的一個次中心而已，而人的再生產中心依然位于西方國家。所以，世界經濟活動的空間轉移，只是生產中心轉移到亞洲東方而已。至于是否伴隨著生產活動或再生產活動關系的調整，我們卻仍然不太清楚；我們只是關注于物質生產的層面的轉移而未關注到許多主觀意識層面的變化。我們的影響力究竟從哪里來的根本性問題，究竟是看我們生產多少輛汽車，還是看我們能夠維持富有成效的、深具吸引力的生活方式、教育、醫療與養老體系。

第二，中國社會發展應重視再生產能力的建設和投入。中國亟需突破并解決教育、養老、醫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關于人的再生產的重要議題。14億人口的中國，如果這些問題探索出一條新的路子，那么對全人類將是一種巨大的歷史性貢獻。中國問題一定要在中國本土解決，跨國流動不可能成為解決方案。我們卻可以研究跨國流動過程中發現很多具有分析性意義的新現象和新問題，然后把這些議題跟其他領域、其他學科的研究結合起來，最終形成新的學術思想，進而形成一種公共性學術。如果這種新思想和公共學術能夠做到用一種新的語言引領年輕人理解世界、了解自己，換言之，就是日常中如何生活、怎么待人接物的問題。如此，則是中國發展對世界和全人類的巨大貢獻。

莊國土：21世紀初期世界華僑華人的新變化

從宏觀與歷史的視角，莊國土教授考察了21世紀前期世界華僑華人人口的新變化。莊教授指出，進入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的21世紀，華僑華人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中國的關系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莊教授圍繞三個主要方面展開討論。第一，人口。莊教授從歷史的視角比較了幾次華人移民大潮與人口變遷。第二，經濟實力。莊教授強調了華商的經濟實力、地區分布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聯性和變化的特征。第三，專業人才。莊教授專門分析了改革開放后，留學生人口數量的發展變化；特別指出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成為海外專業人才主要來源地，這些留下來的人已經成長為當地的精英。

莊教授指出，海外華僑華人作為一個龐大的移民群體，其發達程度、經濟實力和教育水準位于世界前列，對于中國始終具有戰略重要性；海外華僑華人工作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方面，華僑華人是21世紀統戰工作的重心和新的增長點。最后，他從全國、福建省和華僑大學三個層面，強調了華僑華人研究的重要性，并期望新成立的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成為這一領域的研究重鎮，取得豐碩成果。

圓桌論壇：百年大變局下的區域國別研究對華僑華人研究意味著什么？

本次研討會下午議程有兩場平行論壇，一場圓桌論壇。圓桌論壇的主題是百年大變局下的區域國別研究對華僑華人研究意味著什么？如何展開新的華僑華人研究？在討論開始之前，吳小安教授從三個方面的考量對這一主題的選擇做了簡要解釋。

第一，中國的華僑華人研究，隊伍很龐大，涉僑機構很有力量，但是學科的影響力卻很不對稱。華僑華人這一議題在國內外的媒體上始終受關注、很火熱，但是在學科領域卻一直處于邊緣——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情況都是如此。這種嚴重“不對稱”同時體現在研究本身上。比如華僑華人在國外的情況，我們的了解、把握尚顯不足，還有很多研究空白需待填補。吳小安教授指出，華僑華人研究已經進入到一個瓶頸，如何去突破、豐富和發展它？與區域國別研究相結合，應該是一個非常富有學術前景的方向，而且正當其時。

談到第二個方面的考量是中外學術研究比較與方法論問題。吳小安教授現場向與會學者朗讀了兩段話，分別摘自項飚、葛兆光兩位教授的著作。

“我們意識到，來自西方的學者們周游世界、互相爭論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議題，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者往往只能當‘地方’學者，要么作為‘地方社會’的代表發言，要么干脆為思考‘普遍問題’的世界學者提供原材料。我們挖煤，別人提煉。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怎么挖煤、挖什么煤，以及怎么代表地方社會說話、說什么話，都自覺不自覺地被別人的議題影響甚至決定?！保楈?，《全球“獵身”》頁14）

“那么，我們是否還需要一面或多面西方之外的鏡子呢？可是，我們從來很少明確而自覺地認識到，作為‘他者’，自己周邊的日本、朝鮮、越南、印度、蒙古與自己有什么不同，人們始終覺得，他們似乎還是自己文化的‘邊緣’，并不善于用這些異文化眼光來打量自己。可是，真的是這樣的嗎？”（葛兆光，《宅茲中國》頁279）

總而言之，中國與西方關系始終是學界反思和關懷的視角和焦點關照。然而，另一組關系同樣應該成為我們反思和關懷的換位參照：即中國與非西方關系，特別是中國與周邊關系。

第三個考量，吳小安教授指向了區域國別。他認為現在是時候認真地研討全球華人跟中國的關系，跟住在國的關系，到底意味著什么？那么，研究這些問題時，我們具體該如何切入區域國別研究？

對此，六位學者從不同角度紛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下面，以對話形式對六位學者們的發言做一簡要整理，與讀者們分享。

鄭振滿：我覺得成立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就是一個理論方法論的回應。前前后后十幾年的時間，我自己也選擇了華僑華人研究。對我來說，華僑華人研究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興趣，因為在福建、廣東僑鄉我們看到太多的資料都跟華僑華人有關。研究中，我總是能直觀地感受到華僑華人是當地歷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然而自己卻做不下去，不敢寫文章。為什么呢，因為他們說你做的還是中國史，不是華僑華人研究，你應該到住在國當地了解華僑華人。

早年，我在福建沿海跑了很多年，思考華僑華人為什么會成功，他們離開了我們原有的社會政治體制、傳統文化怎么存活？后來到海外去看了才知道，這是非常復雜的，因為每個地方的華人社會是不一樣的。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都可以講普通話，可是到泰國、緬甸一些地方，基本上語言不通。我們喜歡去找廟，每個地方的廟也不一樣，像菲律賓很少有華人的廟，可是在爪哇，卻可以看到很多很古老的廟。這里面有很復雜的歷史的、族群的和文化的問題。希望新的研究機構能夠把華僑華人和區域國別有機結合起來，我相信對兩個學科的發展都有很重大的意義。

達巍：最近五六年，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學科的集群，還很難把它命名出來。這個集群里有國際關系，有區域國別，也有華僑華人，可能還有國家安全、國際金融等，大概是一個中國人看世界所帶來的各種學科綜合起來而正在形成的一個集群。當然這個集群內部有很大的問題，我覺得融合度有限，彼此憂慮。但是，這樣一個新鮮事物，對未來中國怎么去理解世界，怎么去理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我覺得可能會是一個好的發展。

今天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認為正是在這個變局之下，中國和世界關系正在發生變化，導致這個集群快速擴張，形成新的學科，占領新的領地，而這背后反映的是國家的需求。這給學科發展帶來了機遇，同樣也帶來了挑戰。比如，我們會更側重某些方面的議題，而這似乎對學科的發展又產生了一定的限制，需要我們去把握和平衡。

梁永佳：我特別同意鄭振滿教授的觀點，研究華僑華人必須要熟悉當地社會。我研究宗教、民族，如果按照中國對宗教的定義，實際上是很難找得到宗教的。就像我們說華僑華人，按照今天對華僑華人的定義，我們是很難找得到華僑華人的，因為變化很快。

為什么會變化？這跟當地的社會環境有很大的關系。舉個例子，我在新加坡待了十年，有一次我去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可以看到一個中國廟。他們帶我去看中國廟，有很多碑刻，但是沒有人會說中文，有少數的老婆婆可以跟我用中文交流，但碑刻上寫的，她一個字都不認識。我相信這種情況是非常普遍的。我們需要對當地社會本身進行研究。我很期待新的研究院將來會資助或者鼓勵年輕的學生研究泰國的伊斯蘭教，這看似跟華僑華人沒有關系，但我讀過一本書，里面講華商在佛寺里面的資本是非常大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泰國南部、馬來西亞的穆斯林？他們怎么看待華人？我是做人類學的，獲得當地其他人的視角，了解當地社會的整個生態，這可能是我們的一個偏見，也可以說是一個長處。我的一個感覺是，要展開對華僑華人所在地方社會具體生活的研究，這可能會令我們看到大量以前不太重視的現象。

謝湜：我在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任教，中山大學是華僑華人史和東南亞史研究具有優秀傳統的大學之一，確實如吳老師和各位老師所說，現在也面臨一些學科發展的困境。我自己對華僑華人史和東南亞史一直都非常有興趣，過去學習、研究和田野考察的經驗里留給我的印象，并不是要把華僑華人史或者東南亞史局限在某一個空間之內，更多是要重視廣闊歷史應該有的多樣聯系。

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以我自己粗淺的認識，可能涉及到的學術命題和學術關懷是來自于過去半個多世紀、甚至更長時間內整個國際人文社會科學很多領域一種主流的學術進程，它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是不言而喻的?，F在大家都在說，世界處于百年之未有之大變局中，整個學科的話語體系、學術組織的方式，包括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大學研究很多組織方式，可能會出現很多新的局面。以華僑華人、國別區域為主題，成立一個研究院，是能夠帶動很多學科的發展和討論的；既是中國學界努力建立自己本土話語的嘗試，同時也將豐富和拓展國際學界對區域研究、國別研究新的探索。所以，很有價值。

第二，現在中國大學人文社科的發展，有點趨向于以學科為學術組織單元。如此局勢，難免對跨學科的交融和議題的開拓，以及未來下一階段的國際學術交流，多多少少會造成一些限制。所以，尋找具有普遍學理性，學術延展性的組織框架，不失為一種選擇。從這個角度講，成立這樣一個研究院，意義非常深遠。

當然，跟現在國內已有的大量國別區域研究為主題的機構相比，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挑戰肯定會很多。首先，能不能創立一些新的學術組織的方式，來幫學者們找到一些聚焦的話題，避免泛泛而談，可能是當務之急。其次，怎么把更多元的文獻——這個文獻包括多語言文獻、多形態的文獻——還有數據帶進來討論，可能會引起更多學科的興趣。此外，既要有學科和理論建構的雄心，又要防止過度因為學科化的建構而限制思維的開發。如果很多東西可能變成一個學科，反而大家就沒有討論的彈性，那么，怎么繼續保持多元化的超越，這也是我非常希望得到各位老師指點的問題。

楊斌：華僑華人的研究，除了少數由內陸遷徙的移民之外，絕大多數都和海洋史、華南研究相關。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華僑華人研究和海洋史和華南研究是互相交融，不可分割的。我之前看到劉志偉教授的一篇文章，講廣東文化形成的三個力量：一個是本土的“廣東”，一個是南下的中原文化，一個是海洋文化。這個概括高屋建瓴。我也讀到，蔡鴻生先生在提到布羅代爾對地中海世界的研究時，馬上就想從事或者鼓勵學生研究鄭和時代的印度洋和印度洋世界。這超出了當時學界的風氣，很超前?？梢?，海洋史、華南學派和華僑華人研究，在區域國別之內、區域國別之間和區域國別之外，其磨合、碰撞，以及借鑒所產生的火花和靈感，將會令人興奮。

過去臺灣和廈大的學人在東南亞的訪碑就體現了華南學派的風格，然而，華僑華人研究的訪碑可能還要早于華南學派——這是當年在新加坡大學任教的饒宗頤先生首先提出來的。就像梁永佳老師所說的，東南亞很多華人是不識中文的，碑文就凸顯了文字材料對于華僑華人研究的重要性。在饒先生的倡導下，最近四五十年來，在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的碑文搜集工作基本上可以說已經完成了。我在新加坡待了十幾年，當時周圍有很多研究華僑華人史的研究生。我當時就問，你們研究的是中文的材料，你們不學馬來文，不去看印尼的文獻，不去學暹羅語，不去學越南語，這樣的研究有意義嗎？當然有意義，但只是一家之言。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區域之內、區域之外，以及跨區域的取徑，對華僑華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吳小安：幾位老師談到了我們前面所說到的研究困境，非常頭腦風暴。另一個瓶頸是：我們如何與國際學術界對話？該怎么開始？所以，我們需要探討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我們要討論和尋求的是一個共識。在這個共識之下，不同學科的學者能懂得對方的語言，知道他講什么，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邊界在哪里？我們需要思考：我們的知識生產為什么生產？為誰生產？怎么生產？誰是專業市場的邊界、專業市場的主體和專業市場的評判？

梁永佳：我想分享或者報告一下我這兩年關于理論和方法的思考，可能對華僑華人和區域國別研究也是有一定參考意義。我想說三點：其一，民族學方法；其二，非中非西世界；其三，中國思想的社會科學化。

第一，人類學是經驗哲學，通過生活中的一些思考和使用的概念，去反思某些類似哲學的問題，以此達成共通。所以，民族研究并不是做得更細、做得更獨特、做得更像一個社會調查，而是通過不能夠再放大的一種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解來反思經典或者理念研究對于現實的不確定性，它不能夠描述現實的張力。這樣，才能夠真正地了解人到底是怎么思想、怎么活動的。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學者重視日常生活事件的原因。

第二，人類學者只研究自己或者自己的老家，這是歐美之外人文學界普遍的特點。將自己的區域說的很獨特，其實說獨特是沒有意義的，獨特必須要進入普遍性，才有它的意義。我覺得，探索自己提出的理論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們的任務應該是理解別人而不是理解自己。

第三，中國思想的社會科學化。我最近幾年有一些不成形的習作發表出來，比如，用老子的思想研究人類學。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我們做人類學或者社會科學，所有的理論都是從希臘羅馬認識論出來的，可以說沒有例外。我覺得，我們需要用中國人自己的思想下討論人的問題。老子思考的是人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他與希臘羅馬在認知論上，是可以溝通的。當我們用一個在中國很成熟的思想去研究一個遙遠社會的時候，我們看到，它同樣是有解釋力的，甚至能夠產生新的想法。

達巍：我是這個圓桌里唯一研究國際關系的。對吳老師剛說到的理論和方法的問題，談一些我的想法。華僑華人被當作一個素材研究，還是當成全球性的現象在研究？實際上，全世界都有離散人群；當出現離散現象時，它是如何融入到別的社會里面的？用什么樣的方式去融入？這實際上是一種跨國的研究視角。我想，大概只有普遍性的研究視角超過地方性的研究視角時，才可以產生普遍性的理論。其實，華僑華人研究并不是給外國人，或者簡單給我們提供一個素材，更多提供的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經驗：即當離散發生以后，它跟當地的社會，跟原來母體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

因為我一直做美國研究，在區域國別研究這個行當里，美國研究就是屬于不太被人待見的群體，或者說，做美國研究的人總覺得我們不太是區域國別，似乎區域國別是研究中小國家的學科。這可能有挺大的問題。今天各位老師的討論，我覺得地理范圍主要在東南亞，我沒有聽到美國的華僑華人在哪里，歐洲的華僑華人在哪里。所以，華僑華人關注的范圍，也應該是更廣泛的。

謝湜：討論華僑華人，一旦把它放進國別區域中，似乎就帶有很強的地域色彩，特別是東南亞色彩。其實，聽到“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研究院”這個名稱時，我首先感到興奮的是區域。我認為，應該真正把華僑華人作為一種跨區域人群的現象和社會現象去理解和研究。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空間上，除了關心面和線，還需要有落點。我們研究的區域，是由人創造的、不同尺度的區域空間；這對現代或者近現代的民族型國家、疆域型國家，更加重要；而這個空間，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被我們所忽視或簡化了。說到跨國的空間，好像海洋比較明確——跨越了海洋，就天然地以為跨了國；其實，陸地上的人群遷移往往被忽視了。說到跨區域的流動，似乎心照不宣地認為，就是指跨越邊界的移動；而陸地上的流動和跨越卻并不在我們的研究范圍內。研究不落點，就會虛掉。比如，僑鄉都市就是很值得深入討論的空間。我和同伴正在做僑批、汕頭口岸城市史的研究，我們用GIS分析不同國籍的人在一個城市里的房地產分布。一放下去，我們就看到都市里面的區域國別；房地產的產權和華僑華人家族的原鄉與外部互相投資的關系，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鄭振滿：謝湜說的定點研究，我覺得是很重要的；我們要接地氣，要落到實處。在福建、廣東，通常在一個家族祠堂里可以看到很多國家。所以，很難倒過來說，我要從這個國家去研究這群人。我在東南亞跑田野的時候，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經驗。比如說，他家里拿出一堆照片來，說這個人在哪個國家，那個人在哪個國家，在他們家里面確實沒有國家的區別；但是，他們還是一家人。所以，我們需要小心，不要把區域國別變成一個陷阱。

我也想借機回應一下項飆所說的，最根本還是要從人的生存狀態思考華僑華人的問題。我們現在用不同的學科、不同的概念，去切割一個人，好像在生活在一個很奇怪的世界。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他們是在非常具體的情境下作出他的選擇的。所以，我們研究時需要把一些先入為主的東西放下來。

吳小安：鄭老師提了經驗的點，個案研究的點，方法論切入的點，很有意思。問題馬上就來了，第二個維度就是不只一個點。要回應普遍性的問題，一個點是不夠的。研究要落點，不只是經驗切入和方法論的點，同時還有一個指向的點；就是從個體到一般，從經驗到理論。此外，點和點之間的關聯在哪里，非常重要。經驗的點和理論的點是有關聯的，實際上經驗的點和經驗的點之間的關聯性，也是所有研究者都無法回避的。這種關聯性，可能是比較的，可能是傳承、變遷的。人是始終在發展變化的，而且還有不同代際的人。所以，我們考慮跨區域的同時，還要考慮人與人之間的邊界與關聯。邊界是人為造成的，也是要由人來打通的。人與人之間的邊界，又和點和點之間那種地理的、環境的邊界，依然是有關聯的。今天我們討論華僑華人與區域國別，我們要考慮兩個維度：一個是把全球作為視角，一個是把全球作為框架。如此，我們才能討論普遍性，超越特殊性；兼顧特殊性，審視普遍性。 

（朱婷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