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社會，女性的活動領域早已不限于家庭，公共領域中女性的角色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現實中，女性發展依然會遭遇種種阻礙，難以得到與男性同等的待遇。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推動女性在經濟領域的參與，改變女性在經濟社會領域的不平等境況，12月16日，“新時代女性發展與經濟賦權”學術報告會暨上海財經大學性別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揭牌儀式在上海財經大學創業中心舉辦。

據財大人文學院教授、研究中心主任姜云飛介紹，上海財經大學性別文化研究中心由財大人文學院中文系牽頭擔綱，聯合社會學系的性別研究力量，整合新聞系、歷史系、哲學系以及財大學報等性別研究資源而成立的跨學科、跨院系的專業學術研究團體。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涉及社會性別學、性別心理學、性別經濟學、女性文學、性別倫理學、婦女史學等交叉學科，兼顧性別與媒介研究，性別與勞動，性別與金融，女性時尚文化、女性企業家研究等多個人文社科研究領域。

營造性別平等社會環境需要做出的努力

揭牌儀式后，“新時代女性發展與經濟賦權”學術報告會拉開帷幕。

美國密西根大學婦女學系教授王政進行了“社會性別與婦女經濟賦權”的主題發言。她根據一系列調查結果提出，男女收入的兩極分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家庭對獨生女兒的教育投資，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而且高等教育市場對女性的開放，也并未有效地增強女性在競爭領域的競爭性。而與此相比，美國的男女收入分化卻有著明顯的緩解。同時，她提出了另兩組調查結果，中國目前高校婦女研究中心發展緩慢，有關女性與社會性別的學科在高校中也很難引起重視，通識課、碩博士點、學術期刊與歐美相比都較為稀少。而在美國，女權主義由于較早地進入了主流媒體，使得女權主義的概念在公共話語中得到了流通，在政治、文化娛樂等方面，日積月累的女權主義文化改造都起到了不容小覷的影響。她還通過介紹密歇根大學的ADVANCE項目，說明了在美國有大批女權主義者，一直在各個崗位上執著地從事女權主義的社會文化改造工作，而這應該就是美國的男女收入差距在過去三十多年持續縮小的重要原因。因此，顯然需要更多擁有體制內資源的女權主義學者和婦女工作者，來投入文化和社會體制的改造工作。在這樣一個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中，上海財大性別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而后，上海大學教授計迎春針對性別平等與人口經濟轉型做了主題發言。她指出在中國，女性生育率和勞動參與率出現了共同降低的現象，是政策和經濟共同驅動的結果。要解決中國現在低生育率的困境，推動性別平等是一項策略。鑒于目前的經濟需要面向創新型、經濟型、服務型轉型，對高素質勞動者的需求也隨之增強。而推動性別平等，可幫助女性緩解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沖突，使女性可充分作為高素質勞動力，在勞動市場發揮作用，最終達到推動經濟發展，幫助經濟轉型順利實現的目的。計迎春表示，在實際行動中，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建設一個家庭友好的環境，政府、企業、社區和男性多方參與；同時，需要政府要把性別平等放在人口政策的核心地位，在制度設置和政策舉措上緩解女性工作和家庭沖突，采取性別視角進行政策制定和評估。

性別平等文化構建可促進女性經濟賦權

此后，在座的專家學者圍繞經濟發展與女性賦權的主題，分析了目前女性在經濟領域不平等待遇的成因。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卿石松針對男女收入分化問題作出了分析。在傳統的教育體制和市場之外，他看到了性別角色認同對于收入差距的重要影響。通過剖析數據，他指出，性別角色觀念對女性的教育獲得、勞動參與、工作時間以及職業地位，都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因而，為縮小男女收入差距，僅僅提高女性的人力資本是不夠的，需要從根本上建設一個現代平等的文化環境。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編輯部主任王西民則以《財經研究》為例，針對學術貢獻與性別不平等問題作出了陳述。她提出，在學術產出上，女性學者大約是男性學者的四分之一，文獻被引用率也偏低，同時高校女教師在學術資源配置方面也遭遇了一些不平等。

剛剛成立的上海財經大學性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姜云飛另辟蹊徑，以池莉作品中的女性經濟活動為例，探討了經濟學視野中的女性勞動與賦權。她從理安·艾斯勒的“關懷經濟學”和阿瑪蒂亞·森的發展經濟學對以追求利潤效益為主的主流經濟學缺失人文關懷的批評中得到靈感，以關懷經濟學為理論視野，發現了許多底層勞動婦女在改革開放初年到21世紀轉型社會時期，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中表現出了極強的經濟賦權的能力。這些在文學文本中表征出來的經過社會主義婦女解放洗禮的中國女性，通過經濟賦權達到性別平等和經濟平等的可貴經驗，值得關注與討論。

女性經濟參與的歷史與現實

要解決現實中女性經濟參與的問題，也需要到歷史中找尋答案。對此，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雁、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董麗敏以及上海財經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蘇熠慧現場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陳雁圍繞女性與金融業的主題，介紹了民國時期女實業家以及女子商業儲蓄銀行的發展歷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1924年創立于上海。根據陳雁對它董事會成員的分析，可看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女性經濟賦權的多重面相。女子銀行以為婦女謀求利益為宗旨，注重維護女性職員的利益，但它在注重提倡女子行業，號召經濟獨立的同時，沒有以自身的發展為代價，以致該行的女性職員不得不面臨家庭與職業的兩難處境。但也正因為銀行更多地選擇了謀求自身的利益，所以在那個時期，女子商業儲蓄銀行才能存在31年的時間。而且能夠平穩發展，并穩中壯大，實屬可貴。

董麗敏則結合趙樹理的小說《傳家寶》，對抗戰時期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的婦女紡織生產運動進行了多維度的考察，指出其具有多重面向：它以動員組織婦女參加紡織生產為主要出發點，對傳統男耕女織的性別與勞動分工進行了征用和改造，從而在婦女解放的維度上留下了值得討論的新空間；它是抗日根據地在遭遇到經濟封鎖時的“自給自足”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但更是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合作社機制探索個體經濟走向集體經濟的重要環節；它詢喚出了一批具有勞動自覺、尊嚴感與“公家”意識的新婦女，更重要的是，它初步建構了相對平等的人與人之間互助合作的“勞動共同體”，并以此為基礎探索了未來新社會建構的可能路徑。基于董麗敏的論述，延安時期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拓展了對“婦女”“革命”與“社會”關系的理解，以“延安道路”為成熟標志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獨特性與復雜性也亟待被進一步認識。

蘇熠慧以“交叉性視角看經濟發展中的性別問題”為題，同時關注到研究對象的勞動者與性別身份，并將她們與國家之間的對于公家的認同因素納入分析。運用社會史研究方式，她選擇了老家國營百貨A和私營百貨B進行對比。首先，二者的制度環境有所不同，在計劃經濟時期，主導整個經濟分配的是國家力量；而市場化改革后，相關調配完全交給了市場，形成勞動力市場；其次，制度環境的變遷會帶來對公家認同的變遷：原有的國營百貨具有很強的性別分工，也摻雜著政治身份的考核；而現在的私營百貨中更多的人員配置由市場主導，根據商品物化女性功能；此外，在原有的國營百貨中，女性工作人員通過百貨作為一個單位，與國家之間建立聯系；而現在的市場化百貨中是看不見這樣的聯系的；最后，國營百貨去性化，形成了女性之間的姐妹情；而如今市場化運作的私營百貨中，提成、工資、績效使女性內部有很強的競爭性，且出現階級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