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席1965年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曾提到一本美國的軍事著作《不定音的號角》。書名源于圣經《哥林多前書》中講道與說方言的故事，“若吹不定音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呢？”隱喻就是如果方向沒找對，號角的音調吹不準，是不可能指揮將士取得勝利的。聽起來雖然有點火藥味，但蘊含其中的道理卻是相通的。

日本參議院7月10日舉行選舉，自民黨順利“通關”，未來三年日本將沒有全國范圍內的選舉。岸田文雄政府有望開啟“黃金三年”，進入相對穩定的執政期。然而，日本國內各政治力量似乎都在“秣馬厲兵”，有所打算，岸田政府能否用好這三年，出成績、留名聲，必須放下三個包袱：

第一，美日同盟的包袱。

美日同盟關系是一個不平等、不對稱的安全安排。二戰結束后，美國看中了日本的地緣價值，對日本實施單獨軍事占領，后來又簽訂了安保條約。這是當代美日關系的起點，從根子上就是不平等、不正常的。日本政府試圖在這樣一個同盟框架下提高自身的地位和作用，顯然是矛盾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日本追隨美國對俄羅斯進行制裁，自身利益必定受損。160多家日本企業需聽令退出在俄經營業務，盡管退出率目前僅3%，遠低于其他G7國家，但這種割肉的痛楚，只有自己知道。美國還號召盟友對自俄羅斯進口的石油限價，日本要是這樣做，可能導致自身無法參加俄“薩哈林2號”油氣項目，自己的能源安全沒了著落。眼睜睜看著印度從俄羅斯大量買石油，當個盟友怎么這么難。

同樣是盟友，待遇也是不一樣的。美國拉英國、澳大利亞成立AUKUS，涉及一些敏感技術轉讓。這件事是針對亞太的，但沒叫上日本，看來美國還是有防著日本的一手，知道這位老弟在謀求突破戰后體制，以前還有過搞軍國主義的壞歷史。

表面看是同盟，受苦的是日本百姓。美國大兵在日本駐扎，不走了，還要求日本政府自掏腰包支付美軍基地水電氣諸項費用，以及相關人員勞務費、訓練費。日本政府把這筆費用稱為“體恤預算”，然而駐日美軍不守規矩，與當地政府和居民鬧矛盾，花日本人民的血汗錢一點也看不出體恤呢。

不難看出，美日同盟對日本的發展來說是一個包袱，更像是架在日本人民頭上的一把枷鎖。不要忘了“廣場協議”，也別忘了2021年美國為壟斷芯片產業，強迫日本企業交出商業數據。只要美日同盟還存在，日本人民的利益永遠只能置于美國全球利益之下。

第二，“中國威脅論”的包袱。

炒作所謂“中國威脅”，本質上就是說別人壞話、說別人不好，目的無非有幾種：一是轉移視線，矛盾外輸。國內政治、經濟壓力大了，統統歸罪于他國，訴諸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麻痹民眾，撈取選票。二是混淆是非，達到其他目的。渲染“黃禍論”是為了不讓廉價又吃苦耐勞的華工“搶飯碗”；說某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過是為了搶別人的石油。三是羨慕嫉妒，就是見不得別人好。這是人性中的弱點，也是充滿了“零和”思維的負能量。

具體到日本，也大抵如此。日本政府在乎釣魚島、沖之鳥礁，看重的是東海的油氣，還有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里的資源。每當日本政府通過“新安保法案”,或要提高防務預算，或是發表《防衛白皮書》、《外交藍皮書》，炒作“中國威脅”也往往是最熱鬧的時候。

所謂“中國威脅”有不少邏輯錯誤。一是實力的增長并不意味著威脅。中國土地廣闊、人口眾多，還不信邪，通過不斷發展GDP總量增加、國力增強是歷史必然，也符合發展規律，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說個子長高了，就一定會去欺負別人，這之間沒有必然邏輯聯系。二是構成威脅既要看實力，更要看意愿。在歷史上，中國GDP 長時間居全球第一，但找不出中國人滿世界搞殖民擴張的例子。當代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看不出有任何動機要去威脅別人。

中國不是威脅，而是伙伴。中日兩國是搬不走的鄰居，兩國發展離不開彼此。鄧小平同志曾經對中曾根康弘前首相說過，發展中日關系要看得遠些，要發展到二十二世紀、二十三世紀。看問題就需要這樣的戰略眼光。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是兩國關系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021年1-12月，中日雙邊進出口貿易額已達3714億美元，超過了同年美日雙邊貿易額（2780億美元）。再過十年、二十年，這一趨勢還會更加強勁。中日合作不是對一方有利，而是對雙方都有利。

但這也不是一廂情愿的事，如果中國的核心利益遭到損害，一定會堅定捍衛。如果日本政府還企圖一邊炒作“中國威脅論”，一邊謀求實現自身發展，就是明顯在吹“不定音的號角”了。

第三，修憲強軍的包袱。

有分析認為，安倍晉三前首相日前遇襲身亡，可能加速日本右翼推動修憲擴軍進程。在這次參議院選舉中，不管有沒有“同情票”的成分，自民黨、公明黨等對修憲持積極態度的政黨已獲得177席，超過了參院席位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說，具備了在參院動議修憲的可能。

所謂修憲，就是修改現行1947年《日本國憲法》，也稱為“和平憲法”。核心條款是第九條，規定了日本不能發動戰爭、不能保留軍隊。右翼勢力希望通過修憲，讓日本成為“正常國家”。這不論對日本自身發展，還是世界和平穩定都是極其危險的。

“好戰必亡”的例子在歷史上數不勝數。二戰時日本侵略中國、德國入侵蘇聯，美國在朝鮮、越南、阿富汗等點燃戰火，其下場如何呢。即使裝備再好再精良，但所作所為是非正義的，注定要失敗。

有一個邏輯錯誤必須指出，修憲強軍就能讓日本得到想要的東西嗎？未必，只會把國家帶入死胡同。烏克蘭問題的發生已經清楚表明，渲染對立、追求“絕對安全”，只會適得其反，害人又害己。

日本政府到底在怕什么？又應該真正怕什么？此次參議院選舉前有民調顯示，日本選民最關心還是經濟民生問題，如應對物價上漲的經濟政策、關于養老金和醫護的政策、育兒和少子化對策等。這說明，日本民眾沒有感到現在遭到了嚴重威脅，或者很迫切要多添置一些飛機大炮用到海外。修憲強軍往往是肥了政治精英和財閥大佬，苦了普通百姓。

任何一個政府，只有真正為了人民，回應人民的需要，才能立得住、立得穩。自民黨執政雖然暫時進入了一段“安全期”，但日本社會目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并不會就此消退。在這縱橫激蕩的時代，日本人民終究是會覺醒的。

后安倍時代，日本何去何從，岸田首相想必會有一番思考。但僅僅用搞“新資本主義”代替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安倍經濟學”，屬于小修小補，作用畢竟有限。岸田首相若不甘于做一個過渡式的人物，或被人們稱為安倍二世、安倍三世，必須有更大的建樹。

岸田政府的號角應該怎么吹，答案不言自明。不要感情沖動，也不要想玩弄手法，而是要立足于實際。放下美日同盟、“中國威脅論”、修憲強軍三個包袱，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樹立正確認知，積極正面互動，搞好經濟合作，排除不必要干擾，自然能做出成績，得到歷史和人民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