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霧是什么？它不僅是一個物理對象，一個抽象的語義概念，更是一個文化網絡中的結點。”《倫敦霧：一部演變史》譯后記這句話可謂凝練。與我們熟知的，以“污染原因→污染危害→污染治理”為脈絡的此類題材著作不同，克里斯蒂娜·科頓（Christine L. Corton）筆下的“倫敦霧”更像一面鏡子，一種表征，投射出不同時期社會心態、思想氣氛和現實問題。從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間近一個半世紀的“長壽”歲月里，倫敦霧彌散在狄更斯，史蒂文森，康拉德這些天才小說家們的作品中，定格在惠斯勒、莫奈等該時代最偉大藝術家的畫筆下，又或成為犯罪或偵探等通俗文學內神秘或黑暗事物的符號，幽默與諷刺漫畫中熟悉的調侃對象與靈感來源。《倫敦霧》的特色之一，便是展現了文學作品、通俗小說、報刊或畫作中的倫敦霧，并讓讀者看到大霧之下不同職業、不同群體的生活面貌：

諸如身處充滿灰塵的環境中的磨坊、工廠、紡織廠工人，他們脆弱而短命，不得不借助酒精“來趕走體內的霧霾”；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看似受到最多尊重，實則在法律和道德上最弱勢，大霧和日益增長的男性暴力兇險成為所有階層敢于獨自外出的女性的威脅；對藝術家而言，陰沉的大霧讓倫敦的白天如同黑夜，一些畫家不得不擦洗天窗，好提高一點工作室的能見度，但另一些外來畫家卻在濃霧中找到了藝術的靈感……我們能看到倫敦霧是如何與倫敦人的日常生活糾纏，并逐漸被后者視為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在呈現霧霾之下復雜的文化心態和生活面貌的同時，科頓始終關注著一個問題：倫敦霧為何持續了如此之久？在這本書內，讀者看到了倫敦霧治理中接二兩三的失敗故事：

19世紀中葉，國會下議院議員威廉·麥金農成立的委員會在8年間提交了不下6次報告以試圖促成某種法案降低煙塵污染，這些呼吁都被工業家利益的代表們打敗了，一些人甚至以“污濁的天氣體現了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為由辯護。1873年，本世紀內最具毀滅性的大霧爆發，一些新的法案終于出臺并使控制煙塵的措施有了強制性，但隨著城市迅速擴張，家庭燃煤驟增，“法律很快被首都暴增的人口吞沒了”。19世紀80年代，醫生和醫學雜志作者歐內斯特·哈特（Ernest Hart）和社會改革家奧克塔維亞·希爾（Octavia Hill）建立了煙霧委員會，試圖將人們對主要污染源的關注從工廠轉向家庭；但整個20世紀頭幾十年，議會和立法都對干預家庭領域感到遲疑；英國人將燃燒的火焰和溫暖的壁爐視為不可侵犯的權利，并對煤氣普遍抱以不信任，“盡管被告知我家煤火產生的煙會毒害外面的人，可我更不愿意在屋內就被煤氣毒死！” 一位保守黨議員如此聲言。

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前，倫敦霧的治理都未曾獲得真正的勝利。1952年12月4日，一場冬霧降臨倫敦。沒有人料到這會是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霧之一：交通受到嚴重影響，動物和牲畜備受折磨，全年煙霧致死數可能高達12000人。這場兇險的“倫敦煙霧事件”后成為倫敦霧治理歷史中的轉折點：此后普通民眾開始覺醒，工黨和保守黨都開始承諾清潔空氣立法，隨著1956年《清潔空氣法》終獲通過，倫敦霧進入尾聲。

倫敦霧到底是如何消失的呢？公眾意識的覺醒顯然是必要的。可另一方面，正如另一位書寫倫敦霧霾治理史（《大霧霾》）的作者彼得·布爾布林科姆（Peter Brimblecombe）所說：“如果沒有正在發生變革的社會條件，即使1952年的大霧霾也不會成為取得成功的同盟軍。如果人們還有仆人們為他們清潔骯臟的壁爐和火爐，誰會為變革施加壓力？如果人們沒有對電和煤氣合理定價，誰會由于禁用便宜、有效地取暖燃料而變得冰冷的家奔走呼號？”普遍治理的意愿和嚴格貫徹的法律構成了空氣清潔的重要動力，但社會整體的進步和產業轉型升級才是霧霾驅散的根本原因。

在此意義上，環境問題始終從不僅僅是環境問題，而相比起《倫敦霧》中1950年代后齊心協力抗擊霧霾的倫敦，我們面臨的狀況可能更為復雜：就產業和能源轉型來說，被要求壓產或關停的工廠往往牽涉數百到數萬人的就業，而燃氣供應的緊缺、成本的高昂、民眾對燃氣使用的陌生，讓大規模“煤改氣”工程在鄉村顯現諸多弊端。人們在環境問題上的爭論和分裂，往往牽涉更深的社會和經濟困境：社會階層的分裂，地方資源的不均，資本的剝削，保障體系的欠缺……它甚至帶來一種猶疑：我們應該為了“共同的”藍天損害一部分人的生計嗎？應該為了“共同的”藍天損害一部分地區的發展嗎？《倫敦霧》或許難以作為我們當下困境的藥方，卻能夠成為一種對話的資源。

總言之，《倫敦霧》向我們提供了雙重的閱讀視角：當我們將大霧視為一種文化表征時，這本書將引導我們通過倫敦霧在不同時期日記、小說、繪畫中不同的文化內涵透視英國現代化進程中每一個節點的特質和癥狀。而當我們將大霧視為依然持續且緊迫的現實問題時，更加牽動讀者內心的將是《倫敦霧》中奔走的議員、醫生、科學家，是無數次挫敗和艱難進展及其背后制度的沿革，經濟的發展和觀念的變遷，它讓讀者持續詢問自己：我們身處哪個位置？我們和他們有哪些差異？我們可以信任并借鑒這樣的經驗嗎？

澎湃新聞專訪了《倫敦霧》作者克里斯蒂娜·科頓，以下為訪談內容。

“看”倫敦霧：大霧曾是英國人恥辱中的光榮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到，自己最初的想法是寫一部關于狄更斯和倫敦霧的書，但在漸漸地，它成了現在讀者看到的一部“廣泛而綜合”的歷史。是什么促使你一步步推進研究？

科頓：是的，我最初的想法，是探究狄更斯在著作中表述和使用倫敦霧的不同方式：在《老古玩店》，霧被視為倫敦自然界的一部分，它作為自然之公義的化身，懲治了工業化的象征——書中反面人物奎爾普；而到了狄更斯1853年的小說《荒涼山莊》那個史詩般的開頭中，霧成為對古老的大法官庭造成的蒙昧的隱喻，它反映出倫敦更黑暗的一面。但隨后，我發現其他作者也以不同方式運用霧：漫畫作者以它為幽默題材，畫家為它作畫，甚至有國外藝術家專程來英為倫敦霧作畫。這也引導我進入音樂和電影領域，發現其中倫敦霧的蹤跡。但當我開始關注倫敦爭取《清潔空氣法》的曲折歷程時，主題變得更為嚴肅起來。爭取立法并推行法案的努力在19世紀早期已經出現，可直到1956年國會《清潔空氣法》出臺之前，它未曾取得任何現實的成果。因此，我最關注的問題是：為什么立法耗費了這么長的時間？而我們能從中學到什么，以幫助我們應對如今依然存在的空氣污染問題？這是一本回顧過去的書，但我同時期望它能具有現代意義。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考察了倫敦霧的許多名字，“煙霧”、“豌豆湯”、“倫敦常青藤”、“倫敦特色”……你怎么看待這些各色各樣的稱呼？

科頓：倫敦霧的命名確實有趣。拿“倫敦特色”（London Particular）來說，這個名字常被認為來自狄更斯，但它在狄更斯寫作之前已經被使用了。它有許多意涵：它是一種專門進口到倫敦的棕色馬德拉葡萄酒的名字，因此，“倫敦特色”既傳達了霧的顏色，也點明這是一種特屬倫敦的現象（因此有別于曼徹斯特、伯明翰等其它新興工業城市的煙霧問題），另一方面，這個名字同樣是情婦的別稱，它或許暗示倫敦人對霧的曖昧態度就像已婚男子對婚外情的態度一樣。不過更多時候，霧是以食物的方式被描述的，諸如“豌豆湯”（Peasoupers）——這特指一種黃色的豌豆湯，它是用曬干、剝開、發慌的豌豆做的，作為一種極為廉價的食物，這道菜往往與貧窮聯系。事實上，人們在一開始也的確更多把大霧和首都貧民區聯系在一起。而倫敦風向主要是由西向東的，東區是倫敦城最貧困的地區，也更容易受到煙塵的侵害。當然，這種情況迅速改變，大霧成為整個倫敦城的問題。除了“豌豆湯”外，托馬斯·卡萊爾則將倫敦霧形容為“黑肉汁”（Black Broth）——另一種湯類。一些來到倫敦的游客甚至開始討論霧的營養價值，在他們看來，霧就像某種食物一樣。

從整體上說，維多利亞時代人們用這些奇妙的名字讓霧變得浪漫化了。一位化學家認為這些名字阻礙了對倫敦空氣的治理，1904年，他提議用“煙霧”（Smog，煙和霧的混合）來稱呼倫敦霧，但倫敦人拒絕了這個術語，而堅持使用舊有的，更具色彩性的稱呼。

澎湃新聞：你提到了這些名字的浪漫化色彩。這是否也意味著倫敦人對大霧一種浪漫化的傾向？

科頓：事實上，倫敦人很早就意識到了大霧對他們健康將造成的可怕影響——他們確實知道，嚴重的大霧足以威脅生命；而交通的混亂，生計的破壞，犯罪活動的上升，也讓他們意識到了霧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大霧是如此濃重，以至于曾有人不慎失足落入泰晤士河并溺亡。但另一方面，倫敦霧也成為倫敦人自豪感的源泉——畢竟，“倫敦特色”的出現，意味著濃煙滾滾的工業煙囪，它象征著城市的蓬勃發展，也提供了急需的就業。而若煙塵來自家庭煙囪，則意味著這家人買得起煤炭；要記住，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煤火是溫暖房間、烹煮菜肴、提供光明的唯一方式。對英國人來說，煤煙象征著經濟的發展和家庭的舒適。

澎湃新聞：倫敦霧與印象派發展的關系是你研究中一個重要部分，它似乎構成了人們對倫敦霧浪漫化情感的又一側面：倫敦霧的審美化。我們看到惠斯勒、莫奈等畫家在倫敦的大霧中找尋美學的靈感，將霧本身作為藝術主題呈現。你如何看待倫敦霧審美化的現象？

科頓：需要注意的是，印象派的藝術革命的引領者是來到倫敦的外國作家和畫家，是他們看到了倫敦霧氣形貌和光彩中積極的一面，并將霧作為繪畫的主題加以表現。惠斯勒是美國人，而莫奈——這個倫敦霧主題上最成功的畫家——分明可以選擇回到法國吉維尼的家中享受明媚的晴空，卻執意留在倫敦。倫敦天空與家鄉天空的強烈反差讓他著迷，太陽穿過霧氣變幻出的不同的色彩極大地沖擊了他的想象力，讓他在其中找尋美的表現。當然，在莫奈許多畫作的背景中，你常常能看到一個隱約冒煙的煙囪，它顯示了污染和污染的原因。只是莫奈始終對倫敦霧抱有極為浪漫的視角。我想，只有一個從其它國家來到倫敦的異域者才可能真正抱有這種徹底審美化的心態。

事實上，19世紀其實已經有英國藝術家巧妙地試圖展現空氣污染與健康的關聯，但出資購買藝術品的人往往是工業家，這些人不會對那些反映了他們的工廠對環境的破壞性影響的畫作抱有興趣。

澎湃新聞：我想這段故事放到今天會產生強烈的對比感——霧霾問題在如今已經如此政治化且具迫切性，以至于任何對其“純藝術”的觀看都不免遭遇質疑和非難。事實上，你能在中國當代許多藝術家有關霧霾的創作中看到鮮明的政治意識。對比歷史和當下，霧霾議題下下藝術和政治的日益聯結是否也反應出一種認識的改變？

科頓：確實，在今天，無論霧霾在視覺上可能有何種美感，我們都將空氣污染視為對人們（尤其是兒童）健康的威脅，沒有哪個重要的藝術家能擺脫這種觀念。當然，如今人們更容易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對霧霾危害的科學研究，科學家與醫生的反復教誨使我們只能從有害面看待現在的空氣污染。

我非常期望了解中國藝術家對霧霾問題的描繪和表達。就我對今天英國藝術家的了解來說，在倫敦國王學院肺部健康專家弗蘭克·凱利（Frank Kelly）教授的建議下，藝術家德萊頓·古德溫（Dryden Goodwin）創作了影片《呼吸》（breathe）并在英國國會大廈對面放映，其旨在強調生活在污染城市中的孩童的脆弱性以及污染的種種危險；該電影是一個名為《隱形塵埃》（invisible dust）系列的第二部。那一年早些時候，在奧運會開幕前夕，另一位同樣與凱利共事的藝術家費薩爾·阿卜杜阿拉（Faisal Abdu'Allah）則展現了空氣污染對運動員的影響。

“治”倫敦霧：“家庭”是治理最后一道坎

澎湃新聞：倫敦霧一大特點或許是它驚人的長壽：從19世紀30年代到上世紀60年代，它困擾了倫敦城近一個半世紀。而整個倫敦霧治理歷史也可以說是充滿阻撓和挫敗的歷史。在你看來，倫敦霧如此“長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科頓：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是立法的遲緩。19世紀早期，不少人試圖通過國會立法來治理倫敦空氣。然而，盡管維多利亞人在諸如水源清潔等許多領域取得了成果，卻從未在空氣清潔上有任何真正的成效。

而遲緩的立法后是更多阻力。諸如工業家及其政治代表們的力量：他們拒絕承擔控制排放所需的成本，通過勸說立法者放寬煙塵消除法案，讓這些法案最終一無所用。

而當工業家終于被說服和要求減少煙塵排放后，家庭燃煤成為主要問題。一方面，立法者對侵入家庭領域感到遲疑，畢竟“一個英國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當然，必須考慮到19世紀大部分時間內，人們并沒有用于飲食、供暖和照明的煤炭的真正替代能源，家庭煤火在普通市民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隨著天然氣和電力的價格原來越便宜，立法本該更容易推行了吧？并非如此，英國人仍然固守燃煤，在他們看來，一個溫暖的家庭不能離開爐火，連喬治·奧威爾也說，壁爐是家庭的中心。與此同時，直到20世紀后，倫敦人好像仍然對大霧抱有一種不以為意的態度，他們將大霧視為城市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甚至帶著某種斯多葛式的精神去接受黑暗，而正如我此前提及，“倫敦特色”、“倫敦常青藤”和“豌豆湯”這些漂亮名字可無助于實際的立法。我想，這些固執信念同樣拖緩了立法的步伐。

澎湃新聞：是什么促使倫敦人改變了這些想法呢？

科頓：當媒體廣泛強調倫敦霧對健康的損害，而電力和天然氣成為更便宜的能源時。普通民眾的覺醒在50年代后，各類抗議運動興起，有關霧霾危害的科學研究也更為人所知。我還想強調一點是，二戰以后，人們開始質疑為什么他們必須要在大霧下絕對的黑暗中度過日日夜夜——這種黑暗叫人回想起絕望籠罩，黯淡無光的戰爭時期。他們剛剛打完這場苦澀的戰爭，人們要求享受更清潔、更健康的空氣的權利。而當每個人開始要求改變，要求政府承擔職責時，他們便愈發能接受政府對家庭日常生活的干預。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到，對19世紀80年代的女性來說，倫敦霧意味著一種威脅：陰暗的大霧帶來暴力和犯罪的兇險，女性被視為身處危險、因而是需要男性保護的。對比今天的中國，我們會看到一個有趣的改變：一方面，女性不再以“危險中的女人”形象出現，而更多以“母親”的身份在霧霾中站出來，另一方面，她們呼求的不是男性的保護而是政府的責任。倫敦霧的治理真正獲得全民重視和治理成效是在戰后，你是否關注過這個時期霧霾問題下女性的行動、地位以及她們呈現在公眾話語內的形象呢？

科頓：這是一個有趣的視角。如果我想寫一本更大的書，應該會在這部分投入更多精力。1956年，喬克農場（Chalk Farm）的租戶和居民們舉辦了一次“反煙霧周”活動，而這次活動很大程度上是由母親們推動的。我相信，還有存在其它由母親們帶領地方焦點團體推動清潔空氣立法的案例。同時，倫敦的空氣清潔運動很大程度上受到衛生工作人員和律師的影響——其中一些是婦女。但總地來說，我并未發現任何在母親身份的基礎上反空氣污染運動的重要女性組織。另一方面，議會中大部分辯論是由男性控制的，當然這毫不奇怪，因為它如今依然是一個男性主導的機構。

澎湃新聞：你認為倫敦霧治理經驗中有能為當下受到空氣污染問題困擾的國家提供的教訓或啟示嗎？

科頓：我在倫敦的煤火和如今的汽車使用間看到了相似的地方。就像當年的倫敦人一樣，我們一方面意識到了煤火或汽車對空氣的污染以及對整體健康的損害，當另一方面又依然希望使用它們。當然，最根本的解決方法在于技術——更清潔的汽車，而我們需要為此呼吁。盡管改變需要時間，但人們必須盡早開始為更清潔的空氣呼吁，讓政府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但到底什么是“清潔能源”呢？我們也曾在“清潔能源”上走過彎路。人們曾被勸說柴油車是一種更清潔且更高效的能源，但事實證明并非如此。科學研究必須小心避免既得利益者的干涉，以獲得真正正確的結論。

在政府推動和企業宣傳下，歐洲曾長期認為柴油發動機更清潔更環保。

澎湃新聞：你一直強調使用更清潔的能源，但這不僅需要立法和規管，也依賴于整個產業和能源結構的轉向。我們知道，倫敦擺脫霧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通過將傳統制造業生產向外轉移以完成產業轉型。但這并非全無代價：關停或遷移工廠，會帶來大量工人失業。往往大多數工人階級不僅是環境污染下可獲得保護最少的人，也是環境治理中承受代價最大的人。在此意義上，環保的“共識”似乎僅僅是中產階級的共識，而一部分人呼吁的“藍天”是以另一部分人的生計為代價的。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倫敦是否遭遇了相似的事？

科頓：首先，我認為不僅是中產階級在為更清潔的空氣發出呼聲，工人階層同樣已經意識到他們如何深受空氣污染的危害。在倫敦，更富有的階層往往在倫敦外另有居所，但大多數普通工人階層卻沒有遠離倫敦，或周末去鄉村的小別墅度假的機會，他們困在東區，且由于自西向東的風向遭受更大的煙塵損害。因此，在科學向大眾廣泛普及霧對健康的危害之前，工人們早已深有體會。

當然，我同意你所說的一切。清潔空氣不能以就業為代價，特別是在社會保障網絡尚不完全的情況下。但一般來說，當更多資金投向替代性的新能源時，它也創造了更多機會。煤礦業可能關閉，但核工廠的則會開放新的崗位。這一切無法一蹴而就，考慮到從一個行業向另一個行業的技能轉移，這一定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倫敦，工廠從城市移出，有效減少了城市煙塵的排放。這或許看起來像是把一個問題從一個地方移動到了另一個地方，但工廠的移動也帶來了建立并使用更清潔，更現代化的設備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