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2016年12月，長江太倉段江面被垃圾鋪滿。一年后，江蘇、浙江兩地有關檢察機關相繼對這一生活垃圾非法傾倒案提起公訴，一條以生活垃圾為“資源”，套取垃圾處置費謀取暴利的犯罪鏈由此被揭開。

經調查，這批垃圾主要來自浙江嘉興的海鹽和海寧。僅有據可查的量，就有3萬噸垃圾被拋入長江，實際數量可能遠多于此。長江這條母親河，既是重要的航道，又是許多沿江城市的飲用水水源，垃圾傾倒的危害性可想而知。

近年來，垃圾異地傾倒事件屢見不鮮。各界人士提出了不少建議，比如加強基層執法、提高處罰幅度、從源頭做好垃圾分類等等。但很多建議在實際操作中遇到了障礙，比如基層執法力量普遍薄弱，部分鄉鎮只有一兩名環保人員；修訂法律需要時間，遠水不解近渴；垃圾分類由于涉及居民生活習慣的改變，更非一日之功。

這些長時段的環保工作固然需要加緊排上日程，但是在現階段我們就束手無策了嗎？從垃圾倒入長江一案的細節看，治理垃圾異地傾倒未必如想象中那么困難。

這起案件存在一系列弄虛作假。比如在垃圾外運的招投標環節，中標的公司沒有垃圾處置能力，卻能簽署《生活垃圾委托處理協議》。之后垃圾果然被層層轉包，最后的“接盤俠”只能非法傾倒才能獲利。垃圾處置后領取垃圾處置費，需要垃圾焚燒或填埋單位出具證明，調查發現相關證明系假造，錢卻發了出去。

如果說垃圾轉運過程難以監督，那么垃圾產生和接受處置的前后兩端是容易監督的。尤其是前端，落實明確“賣主”的責任，就可以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

一線辦案人員痛心疾首地表示：“無論是在招投標環節，還是在領取生活垃圾處置費環節，只要相關地區環衛部門嚴格審核，哪怕只是給垃圾接收處置單位打個電話詢問一聲，都能發現這些垃圾沒有運往其應該運到的地方，都能避免案件的發生。”

在信息時代，打個電話有那么難嗎？歸根結底還是責任心的缺失，以為垃圾只要離開自己地界就萬事無憂了。這種懶政思維是垃圾傾倒“以鄰為壑”頻發的根源。隨著物聯網技術的發展，垃圾轉運的全程追蹤很快將不再是難事。但技術不是萬能的，明確責任主體，才有利于技術發揮最好的效用。

“誰產生垃圾，誰負責到底”應該成為共識。一個地方的垃圾如果本地不能處理，本地相關部門也有義務從頭盯到尾。垃圾非法傾倒、掩埋，中間環節的黑心商人自然要依法懲治，對垃圾的“賣主”也要追責。

由于“輸出”垃圾的通常是經濟發達地區，而垃圾非法傾倒、填埋的地方，要么是人跡罕見的省市邊界區域要么江河湖泊之類“公地”，抓源頭比抓末端更公平也會更有效。這樣也能倒逼經濟發達地區下大氣力提升本地垃圾處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