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有禮義之邦美譽，禮學研究在絕大多數時間內受到重視。禮學在傳統學問中屬于經學，是一門顯學。20世紀前，眾多禮學家或其他學者研究禮學，主要是對“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的研究，盡管作出過不少成績，但仍局限于“經學式”字詞經義闡釋，其主要目的在于服務各王朝的禮制建設與具體的禮儀踐履，以鞏固當時社會制度。這些學者沒有從“制度”層面考慮歷代禮制變遷與社會制度以及演化的關系，也很少考慮禮制變遷之深層動因。

20世紀初，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革，隨著清王朝的崩潰，封建等級制度遭到質疑，更多學者開始關注中華傳統禮制與社會制度的關系。當時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學者，在反思封建專制主義政體的危害性時，開始對為專制政體服務的傳統禮制進行激烈的批判，甚至持完全否定態度。于是，經學的“顯學”地位被打破，禮學研究一度沉寂，乃至被冷落。當然也有一部分思想保守者，仍對中華傳統禮制歌功頌德，抱殘守缺，激烈反對批判中華傳統禮制。顯然，這兩種思想對中華傳統禮制的評判都存在著問題。

《中華禮制變遷史》

50年代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由于社會性質、國家體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學者們的基本立場、學術視角、價值取向出現極大變化。中華傳統禮制被視為封建殘余而遭到唾棄，禮學在大陸學界一蹶不振，幾被遺忘，僅在研究孔子或荀子思想時，或多或少被提及，而且絕大多數學者持批判態度。

十年動亂結束后，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中國融入世界的速度加快，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揭開了新的一頁，禮學再次回歸學者研究視野之中，并獲得了較高的關注度。學者不再教條主義地看待中華傳統禮制，而是比較客觀、理性地加以研究，禮學研究煥發出青春，出現了嶄新的面貌。中華傳統禮制的研究確實對撥亂反正，重新發掘中華傳統禮制的當代價值，并對重新構建新時期的禮儀制度有著重要的作用。

80年代以來，先后出版了楊志剛、陳戍國和吳麗娛三家中華禮制史著作，他們從各個角度對中華傳統禮制進行了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突破。但中華傳統禮制內涵極其豐富，歷史上行用過的具體禮儀更是多得無法準確統計。這些禮儀隨著時代變化而變遷，有的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有的延續至今仍然影響著國人的行為。

《禮記·曲禮》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形容禮儀之豐富，其實后世王朝根據自身需要制定禮儀，取舍不一，數量各有不同，具體儀節也有很大不同。以宋代為例，各個帝王所行用的禮儀數量即有不同。宋初《開寶禮》實際沿襲唐五代禮制，之后陸續改易，英宗治平二年修成的《太常因革禮》列有“廢禮”一項，即當時已經不再行用之禮，然由于《開寶禮》并未保存下來，因此宋初至英宗時究竟有多少種禮儀不可知曉。徽宗時編纂的《政和五禮新儀》載有117項，而元人修《宋史》，《禮志》中保存的各種具體禮儀只有109項。顯然，歷史上的各種禮儀在不同時期有更革變化，即使同一項禮儀，也會在具體儀節上有所不同。因而，中華傳統禮制確實不是數部專著就能夠研究完畢的，即使粗線條地勾勒其變遷演化，也絕非一種或數種專著就能完全梳理清楚的。中華傳統禮制的研究，需要學界眾多同仁奮發努力，才能研究得更為清楚一些，以便為構建新時代禮制體系奠定前期基礎。這部著作也只能是其中之一。

《宋史》

盡管我們以“變遷史”命名，正如前面所述，由于中華傳統禮制涉及面極廣，故不可能對所有禮儀形式逐一加以研究，這既無必要，也難以實現。因此，我們基于“變遷”，對“禮”從起源到1949年之前的變遷，作了鳥瞰式的研討，為學界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參考。大致說來，我們力圖抓住各時期禮制變遷的基本線索、情狀，選擇一些前后有聯系、有重要研究價值的禮儀形式加以深入研討，以揭示中華傳統禮制變遷的某些線索與特點，同時盡可能歸納其發展規律，從而揭示禮制變遷與權力機構的關系、禮制變遷與社會政治集團的關系、禮制變遷與思想（宗教）的關系、禮制變遷與民族的關系、禮制變遷與域外（國外）影響的關系、禮制轉型與社會性質演變的關系、中華傳統禮制的內在價值和意義，等等。

《中華禮制變遷史》目錄

就方法論而言，我們除采納一般歷史學研究方式外，還根據具體研究對象分別采用不同研究手段，如考古學、政治學、文化人類學、儀式學、宗教學、哲學、文獻學等，力求從各個角度進行研究，以便對各時期的禮制變遷作出更為客觀、準確、深入的認識。比如在研究先秦禮制變遷時，由于傳世文獻資料的匱乏，我們比較注意吸收當代豐碩的考古成果，又利用新公布的簡帛資料進行研究，利用文字學的研究方式，發掘其中蘊含著的禮制內容，從而力圖得出一些新的研究結論。對唐宋禮制與宗教的關系，我們既從政治史角度思考問題，也利用了哲學、宗教學、儀式學和社會學理論來闡述，爭取獲得一些新意?？傊?，在方法論上，是根據研究對象靈活使用，爭取盡可能發掘研究對象的深層意義。

研究中華傳統禮制變遷史，需要對它的演變作出理論研討。比如，中華傳統禮制根據什么標準來劃分它變遷的階段？即中華傳統禮制應當分為幾個發展時期？這是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遺憾的是，就目前學界研究而言，沒有明確的對中華傳統禮制分期研究的成果。一些禮制史著作大致按照中國古代王朝興亡更替的六大塊來闡述，似乎有將王朝更替混同于中華傳統禮制演化規律的跡象。誠然六大塊研究方式便于清晰地呈現各朝各代的禮制情況，但歷代王朝所制定的禮制是否便可等同于中華歷史發展進程？這確實有待于深思。在我們看來，以六大塊來闡述中華傳統禮制的變遷，目前還缺乏理論支撐與事實依據。鑒于此，在認真思考中華傳統禮制變遷的主要線索后，我們提出了四分期說，即將中華傳統禮制變遷分為前禮制時期、王國禮制時期（海岱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王權禮制時期（夏商周到戰國）和集權禮制時期（亦可稱為皇權禮制時期，秦統一到1949年之前）；每時期又劃分為若干發展階段。本書依據這一分期，采納詳近略遠原則，分四冊對中華傳統禮制變遷作了研討。當然，此說能否成立，還有待于學界同仁們的檢驗、指正與批評。

亞丑鉞，山東博物館藏

研究中華傳統禮制也需要弄清一些基本概念，以便在此基礎上作深入、準確與科學的探討。學界有些相關研究確實沒有正確區分禮制與禮俗、禮制與禮儀、禮儀與儀節，往往把這些概念混為一談，因而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诖耍斜匾獙σ韵乱恍└拍钸M行規范：禮是人際交往之工具，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神）交往行為的規范與準則。禮制是由權力機構頒布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神）、社會集團與社會集團之間交往行為的規范或準則。禮俗是非權力機構頒布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神）、社會集團與社會集團之間交往行為的規范與準則。禮儀是禮制的具體表現形式，禮義是禮制的內在精神實質。儀節則是行用禮儀時的步驟及形體行為。在嚴格區分禮、禮制、禮俗、禮儀、禮義、儀節的基礎上，我們一以貫之，力求使自己的研究結論更為科學。

按照傳統說法，周公制禮作樂，創建了中華禮制，這當然不正確，但自孔子開創了儒家一派后，中華傳統禮制便受到儒家學說的深刻影響，到秦漢后，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華傳統禮制的理論基石。西晉武帝創建了以五禮為形式的禮制新體系，這是一種依附于封建專制主義政體、以小農經濟為基礎、以儒家思想為理論指導、凸顯君主集權、強調貴賤等級的一種禮制體系，我們稱之為集權禮制。這種禮制體系被后世王朝廣泛地采納，一直延續到近現代，影響極其深遠。

[戰國]蟠螭紋編鐘，故宮博物院藏

這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即中華傳統禮制與中華民族的關系問題。眾所周知，中華禮制最初在中原地區形成，所行用地區是華夏族先民控制的區域，實際上涵蓋面并不廣泛，即使與華夏族犬牙交錯居住的少數民族并不行用這種禮制，周邊其他少數民族自然也不行用這種禮制。華夏族是漢族的前身，因此華夏族（乃至后世的漢族）政權頒布的禮制可稱為漢式禮制。

秦統一，建立起大一統的封建政權，理論上說大一統國家都掌握著極為廣泛的區域，東南西北疆域較為明確，然而即使在這一統治區域中，許多少數民族也并非都行用漢式禮制。魏晉南北朝時期發生了較大變化，漢族在北方建立政權、實行統治的時間并不長，而周邊游牧民族陸續進入中原地區，先后建立眾多的少數民族政權，實際控制著寬廣的北方區域，這一統治區域中有大量漢族民眾。我們可以發現，魏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政權進入中原后，也都不約而同地、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漢式禮制。這一現象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關系極為密切。只要翻閱一下史書就可以發現，許多少數民族政權為了獲得統治的合理性與正統性，都宣稱自己是炎黃子孫，也就是說出現了民族認同的現象，這是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時期。

隋唐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這一成果，將民族融合推向高潮，乃至唐太宗被稱為“天可汗”。唐政權在吸取少數民族文化（當然包括其禮制文化）時不遺余力，從唐代禮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融入的少數民族因素。我們認為：自先秦以來逐漸形成的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漢式禮制是中華傳統禮制發展的主要線索，而隨著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民族的交往，尤其是少數民族在構建政權后，所頒布的禮制往往是把少數民族因素的禮儀與漢式禮制結合，從而促進了中華傳統禮制的發展。當然，少數民族禮制文化與漢式禮制文化并不是天生就能珠聯璧合地結合的，而大多是格格不入，乃至發生激烈的沖突與糾革，然而正是隨著這些沖突與糾革，隨著民族之間交往的深入，民族融合程度得到加強，一部分少數民族禮儀逐漸融入中華傳統禮制之中，從而促進了中華傳統禮制的演化與進步。因此可以說，中華傳統禮制是中華民族共同創造的禮制。

[唐]閻立本《步輦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學術界對少數民族政權的具體禮儀有所研究，但總體上說研究頗為薄弱，至今也未見系統的研究成果，這不能不說是個缺憾。對此，我們加強對北朝、遼金元清諸少數民族政權的禮制的研究，分析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對待漢式禮制的具體態度，研究哪些具體的少數民族禮儀融入中華傳統禮制之中，哪些則仍然保持著他們的民族特色，并著重分析某些有代表性的禮儀問題。例如對北朝少數民族政權的禮儀，我們把五郊迎氣禮作為重點研究對象，深入地研討了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如何看待及吸收自東漢兩晉以來的五郊迎氣禮，力圖揭示游牧民族的禮制向定居農耕民族禮制演化的過程及意義。學界對遼金元禮制的整體研究極為罕見，我們則對遼金元的禮制作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力圖做一些探索，以供學界參考。總之，少數民族禮制是需要花大力氣去研究的，因為中華民族的發展本身便是一部民族融合史。

中華傳統禮制是中華先民歷數千年而積淀的民族文化之一，蘊含著中華先民的生命經驗和生活智慧。當然，其中既包含歷久彌新之精華，也必然有隨著歷史發展而確應拋棄之糟粕。在我們看來，中華傳統禮制在歷史上具有加強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功效，曾在建設“禮宜樂合”的和諧社會秩序與“萬邦協和”的“國際”關系中體現出極強的實用價值，因此，深入研究中華傳統禮制，發掘其中精華，不但具有弘揚國魂的歷史價值，對中華文化的長久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也對建立當今和諧社會具有相當的應用價值。

我們認為：中華傳統禮制具有歷史傳承性、民族認同性、地域普適性、體系開放性、異質包容性和道德實踐性等特點。歷史傳承性奠定了中華傳統禮制作為民族文化的地位；民族認同性與地域普適性證明了中華傳統禮制適應流傳于中華大地的根源，是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歷史根據和思想武器；體系開放性和異質包容性決定了中華傳統禮制能夠在當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繼續生存并發展；道德實踐性則是喚醒國人禮義之心的精神動力，并是它服務于當今社會的實踐基礎。

中華傳統禮制的精華應當能夠長久不衰。因為中華傳統禮制蘊含中華先民的人生追求，它積蓄著禮義對人心的凝聚，涵攝著“仁以為己任”的擔當精神、追求社會和諧和長治久安的信念，因此中華傳統禮制的精華完全可以作為構建現代禮儀體系的學理基石，使其為弘揚民族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使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重要作用。

（本文系《中華禮制變遷史》前言，標題為編者所擬，分段有調整）

原標題：《中華禮制變遷史：概念、分期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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