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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北大光華院長劉俏:最可怕的是最優秀的人去做壞金融
今年1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易人,70后劉俏接替60后蔡洪濱,成為繼厲以寧、吳志攀、張維迎、蔡洪濱之后,光華第五任院長。
劉俏擁有中國人民大學的經濟應用數學學士、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五道口)國際金融碩士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學位。
2010年年底加入北大光華前,他任教于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并獲港大終身教職。2001年12月至2003年7月間,他還曾任職于某知名咨詢公司,負責該公司亞洲企業金融和戰略咨詢方面的研究。
既是經濟學人,也是理想主義者。
除了在經濟方面有所著述,劉俏還曾出版《光影光年:一個經濟學人的影像流年》一書。在書里,他寫道:
回到北京后,在適應一個全新的環境過程中,我逐漸明白自己下半輩子究竟要做些什么了。我知道自己在變化著,逐漸從一個世界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但有一點無可改變,我還是活得有些“擰巴”,自覺身上還殘留著一些理想主義色彩。我仍相信:“只要你足夠堅強,世界一定是你想象的那個樣子”(《云圖》);我仍然相信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見自己,見天地”,而是“見眾生”(《一代宗師》);我也仍相信人性中有像水和空氣一樣永恒的東西。
這些特點體現在他的思考和實踐中。
12月12日,劉俏在學院接受了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的專訪,既談到作為教學管理者的目標,也談到對中國企業邁向偉大之路的觀察。
擔任院長之后,劉俏說最大的變化是從管理自己變成管理一個機構,學院112位教授(含副教授、助理教授)在某些領域都是學有所長,有自己的性格和思考問題的方式,他得考慮怎樣讓組織朝大家認可的方向去更好地發展,做出貢獻。
對于當下社會精英紛紛從事金融業的一些憂慮,他表示,最優秀的人可以去做金融,金融業對于各方面才華的要求是非常頂尖的,但是至少要保證做的是好金融?!叭鐣顑炐愕娜巳プ鼋鹑诓⒉豢膳?。就怕最優秀的人去做壞金融,這最可怕?!?/p>
【對話】

澎湃新聞:請談談中國內地、香港和美國大學在學術科研環境上的異同。
劉俏:香港的大學跟美國的大學很像。在香港,他們受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多一些,很多學者研究主流學派的問題多一些,從文獻中來又回到文獻中去的課題會多一些。
過去40年,中國改革開放成績很大,問題也很多,有很多著急得到答案的課題。我們的大學教師在研究問題選擇上,對中國問題會更感興趣一些。這也帶來一個矛盾,這樣一種研究取向可能在國際上發表文章的難度更大。但是從社會影響力,從對政策的影響角度講,他(研究)的價值會更高一些。
所以我覺得比較值得觀察的也比較有趣的現象在于,過去幾十年下來,光華這個群體找到了一個平衡,按照國際通用的工具方法,做出了具有國際水準,但同時又跟中國關系尤其密切的一些研究。
澎湃新聞:在院長任期之內,有沒有給自己一個比較明確的任務或者目標?
劉俏:這個可能一句話不好講,但我嘗試著來介紹一下。
這33年,基本上光華的發展跟中國是同步的,這些變化一方面是因為學院前輩們的努力,另一方面其實跟時代有關系,中國經濟總量翻了好幾十倍,也帶來對管理人才的強烈需求。
在全院內部我們做了很多研討,形成一個共識,我們希望用十年時間,把光華明確地變成中國的世界級商學院。我的任期也是為了這個十年目標做一些鋪墊。
我特別強調“中國”兩個字,它有獨特性在里面,一個是地理位置獨特性,確確實實是立足中國,這跟北大一貫的家國情懷是聯系在一起的。另外一點,中國本身是個富礦,不論作為研究還是作為教育。你很難想像,一個如此大體量的國家,在短時間內發生這么多事情,在未來還會發生很多事情。這么多變化,沉淀下來很多問題需要去思考,很多經驗需要去總結,也蘊含著很多挑戰。
有關中國的問題,大家覺得在光華能找到這方面的專家,能找到這方面的啟迪,能找到合適的人才,假如說我們通過十年時間達到這樣一個效果的話,基本上就完成了階段性目標。在我任期內,我就朝這個方向盡量接近,越接近越好。
“最可怕的是全社會最優秀的人去做壞金融”
澎湃新聞:你在上任之初談到,會努力思考如何“培養出有情懷、對中國經濟現狀有理解、對市場經濟規律有敬畏之心的杰出的商業領袖”,為什么提出這樣的要求?怎么把這種理念傳導給學生?
劉俏:北大清華的學生、教授,在社會眼中就是“國之重器”。給定這樣的期許,那我培養出的商業領袖應該具有什么樣的氣質?
我想第一,他可能會是引領者,肯定不該是迎合者。我們這個時代,確實有很多混亂、浮躁、不確定性存在,但我希望北京大學也好,光華管理學院也好,培養出來的人應該有一種氣質,不會沉淪,知道什么是正確的方向。另外,他應該知道如何去定義美好。
哈佛商學院院長Nitin,在做課程改革時希望把ethics(倫理)放到學院培訓體系中最核心的位置,讓學生明白什么是該做的,什么是不該做的。這一點對我們啟發尤其之大。我們過去發展太快,財富變成唯一目標,對我們的行為模式,甚至對認識世界的模式帶來很多深刻的影響。它在一定階段存在合理性,但我還是希望下一代商界領袖或者管理人員,有一定的格局,有一定的訴求,有一定的信仰。
當然,他還要有實現美好的愿力,也需要一些基本技能。
我們現在更多的是營造一種氛圍。我們會在課程體系上面做修正,另外我們也緊扣時代,比如說我們推了一個思想平臺,叫光華思想力,把我們認為比較重要的方向梳理出來,整合校內外資源去破題,希望能形成一批對政策有影響力的成果。它可以是案例,可以是書籍,可以是報告、白皮書,最終它會反哺教育,把我們認為正確的一些思考,納入到課程體系里。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需要大師。結合明年北大120周年校慶,我們有一個企業捐贈計劃,捐贈的目標不是大樓,而是大師。我們希望能內部培養出大師,也能從外界找到與我們價值觀一致的大師,大家聚在一起,在一個良好的氛圍中,一起來破題。
澎湃新聞:施一公說,當這個國家的精英都從事金融的時候,一定是社會出了問題。你既從事金融研究,也從事教育管理,想聽聽你的看法。
劉俏:我是做金融的,但是我對學生都來拼命學金融這件事蠻憂慮。我們現在金融業占GDP比重已經接近9%,而且這是官方數字,不包括一些灰色領域,美國是6%到7%。金融作為一個產業,它在國民經濟中的權重已經太高了。但我國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并不是特別到位,從這個角度來講,現在有一些金融是不好的金融。
這個社會最優秀的人可以做金融,因為金融行業對于各方面才華的要求是非常頂尖的,但是至少要保證你做的是好金融,這點不容易做到。
我希望學院,比如通過課程體系改革,通過價值觀的重新梳理給學生兩樣東西,第一知道什么是好金融,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第二,一旦做好金融就堅持做下去,不忘初心,不忘金融的本質是服務實體經濟。
施一公這話我完全同意,而且我這邊有很多統計數字可以支持他的結論。但是有一點我想說,就是全社會最優秀的人去做金融并不可怕,怕什么?就怕全社會最優秀的人去做壞金融,這最可怕。
“相對開放的思想氛圍有利研發成果的出現”
澎湃新聞:你在《從大到偉大》這本書里提出,中國企業大而不偉大。這本書是在2012、2013年寫的。
劉俏:寫了很久。
澎湃新聞:到現在還是堅持這個結論?
劉俏:堅持觀點,而且更加堅信這一點。
澎湃新聞:為什么?
劉俏:中國企業成長分為兩個階段,從沒有到大這個階段基本上已經結束了。
對于一個追求質量的經濟體而言,最好的微觀基礎,就是那些能創造價值的企業,它跟追求規模至上的企業有本質區別。
在第一階段,因為一窮二白,短缺經濟,這種情況下規模導向有合理性。但到現在,我們需要思考重新塑造微觀基礎,再去強調這種規模意義上的大企業,有多少員工、多少資產規模,多少銀行貸款背后支撐,這樣的大企業的弊端我們已經看到很多了,自然而然的,標準要變化。現在的標準不再是規模至上,應該把對價值創造的要求放在更高的位置。
我想對企業家而言,下一個最大的命題在于,怎么在中國崛起一批能創造價值的、了不起的企業,這是偉大的企業。
澎湃新聞:十九大報告未提GDP目標,供給側改革也對過去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看起來局面在發生變化。現在來看,應該如何解決阻礙中國企業走向偉大的外部問題的和內部問題?
劉俏:“十九大”報告有一個很大的亮點,它在宏觀政策上給了更寬松的可能性。
我有一個分析框架,增長目標總是靠兩個東西來推動完成,一個是投資率,一個是投資效率。做投資效率是比較長期的事情,它涉及到技術革新,涉及到更優秀的組織形式、更聰明的商業模式、更基礎性的研發等,所以投資效率提升相對長期相對困難。
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率,而投資率主要靠銀行信貸。我經常講一句話,只要中央定目標我都能完成,8%能完成,7%能完成,6%也能完成,為什么呢?投資率就決定了。大不了多修房子,多修公路,靠基礎設施建設或者房地產投資,把投資率做起來,這樣就達到了經濟增長的目標。
但這種投資不一定有效率。一方面,有些產能已經過剩,你還繼續投資,那怎么辦?另外投資主體往往是不具備優秀生產模式和管理能力的主體,這樣必然帶來投資效率不高的問題。
所以不去界定增長目標,本身有兩個含義,一方面彰顯決心,未來我們可以犧牲速度,來實現高質量增長的狀態。另一方面,也為政策制定騰出更寬松的空間。從外部環境上講,我樂于看到未來出現這樣的變化,它有助于偉大企業的出現。
澎湃新聞:企業內部呢?
劉俏:內因就兩點,企業家精神和研發。
企業家精神今天講的比較多,十九大也在講要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大家知道重要性,但還需要去摸索如何做,到底什么是激發什么是保護。
研發的話,有些(做法)是未來做戰略布局可以思考的。比如我經常講一個數字,中國去年的研發經費是1.57萬億元,占GDP的2%左右,74.4萬億GDP總量占2%其實是不小的數字。但是一些創新型國家已經把研發占GDP比做到了4%。我們講深圳是一個奇跡,深圳的研發占GDP比例常年在4%以上,最高時候到6%。假如可以像當年把教育開支做到GDP的4%作為鐵律來執行一樣,如果我們對研發支出做到4%做出一些呼吁或要求,(鼓勵研發的)信號會非常強。
研發主體也可以多元化一些。國家大工程,像航空航天等重大工程往往是一些最獨創技術產生的有力源泉,此外也要考慮怎么讓市場力量加入。像華為,它的研發投入占營收的10%以上,甚至到15%。它是一個民營企業,還沒上市,沒法利用資本市場圈錢套錢,但它可以做到一百億美元以上的研發投入,一半員工從事研發項目,為企業帶來很多活力。應該鼓勵研發主體多樣性。
還有一點涉及到軟性層面。我自己做研究,也在學校呆了很長時間,我覺得相對開放的、有討論有爭議的思想氛圍,有利深度原創,有利研發成果的出現,這不僅是對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也有用。有時過度強調統一或者效率,意義不大。
這些能夠有變化的話,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出現一些偉大企業在中國,我是比較樂觀的。
澎湃新聞:你在書里提到,基于對美國上市企業的研究發現,誕生于危機時期的企業,整體上比其他企業有更高的投資資本收益率(ROIC),經營業績也更出色。在中國有沒有觀察到類似的規律?
劉俏:中國不同,我們沒有經歷過完整周期。過去40年聽的比較多的是高歌猛進,是不可阻擋,以至于我們的GDP增長點跌到7以內,大家覺得天都要塌下來了。
我2012年去秘魯參加一個行業年會,當時秘魯的經濟部長做了一個發言,他特別自豪地說,這是我們過去四十年增長最高的一年,百分之六點幾。我們這兒跌破7就有點惶惶不可終日了,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一個成熟的經濟體,或者說成熟的企業,它得經歷過若干周期之后,才能沉淀下來真正有生命力的核心競爭優勢。
華為,大家為什么對任正非評價比較高?他總是在公司最好的時候,提醒你寒冬要來了,但國內很多企業是完全沒有這種意識的。這也是為什么我說在未來我們需要更多的企業家,他要意識到企業可能會有好日子,也可能會有苦日子,但是最重要在于,企業的使命是什么,從這個角度來組織戰略、研發,讓企業立于不敗之地,最終變成一個偉大的企業。
美國NBER(國家經濟研究局)有一個宏觀數據庫,他們界定美國企業的周期有七八次,有高潮、有低谷。七八個周期走過來之后,企業對商業的理解,對國際環境、宏觀政策影響的理解,比那種只走過9%、10%增長率的企業要深很多。
“共享模式還有待觀察”
澎湃新聞:你對現在遍地開發的“共享”模式怎么看?
劉俏:年歲大了之后,可能有些東西開始慢慢變保守了。我們今年入學的本科生,有三分之一是2000年出生。我一個同事勸我說,你該跟這些本科生聊一聊,然后你就知道這個世界變化很大。
我可能有時評價不是特別準確,但我學金融,對現金流比較感興趣,一個商業模式到最后怎么變現,怎么傳遞價值,怎么給投資人提供回報,這方面我會比較關心一些。而且我發現這樣一個樸實的判定標準,很多時候判斷蠻準確的。
幾年前我就對樂視有疑問,你怎么變現?投那么多錢你怎么去還?這個項目為什么你能做好別人做不好?這些問題一問,很多邏輯就不像看起來那么經得起推敲了。
共享是很好的理念,有很多有趣的元素在里面。但是怎么變現?是不是每種模式都適合共享的方式?我覺得還有待觀察,有待思考,所以我樂觀其成。
我也不排除在這里面,資本它有一種推波助瀾的嫌疑。畢竟泡泡吹得越大的話,對早期投入資本來說會越容易脫身。
澎湃新聞:你認為共享是一種創新嗎?
劉俏:常見的分類方法,一般把研發形態分為四類,客戶體驗、效率、工程和科學。我們的研發比較多地停留在前兩層,它不low,但確實相較另外兩個要容易一些。
共享算不算創新?我認為如果共享能夠把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話,那它就是可靠的創新?,F在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停留在語境或者論壇上的討論,沒反映在統計數字上。
美國過去講互聯網講得比較厲害,互聯網無處不在,但沒反映在統計數字上,對生產力的貢獻并不是那么明顯?,F在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們講共享模式,講各種各樣的創新,它會不會反映在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上?美國沒給我提供一個特別有說服力的樂觀的預測,對于中國我也會謹慎一些。
澎湃新聞:你新近被聘為第十七屆屆發審委委員,這屆發審委也被外界評價為特別“狠”,尤其有一次是零通過,請談談體會。
劉俏:我是兼職委員。整個思路我們都了解,要加強監管,篩選出好企業,但我還沒參與過評審,到目前為止“痛下殺手”的人沒有我,所以我不好評價。
我覺得大家在做規范,做規范過程中,可能力度把握不是特別均衡,但是一旦把規范做出來,長遠講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對一般的投資而言,是利好消息。因為以前確實有很多不規范的行為,財務作假、非常惡劣的關聯交易比比皆是。
他們每個月會組織學習,對一些企業過了或者沒過,背后的原因做一些分享。我現在在考慮把這些數據收集起來,對中國資本市場上的企業和擬上市企業,他們的行為模式做一些分析,我覺得這可能是未來研究的富礦,能產出很多有趣的成果。我還是樂于做這方面的一些收集和時間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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