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馬克思·韋伯將學術視為“一場瘋狂的冒險”，對于學者而言，學術制度和學術環境至關重要，可能會對學術研究產生深遠影響。近日，《學者的本分：傳統士人、近代變革及學術制度》一書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系胡成教授。該書分為“傳統士人”、“近代變革”、 “學術制度”三個主題，核心問題為試圖討論如何構建一個更好的學術外部、內部環境，“讓那些將要毅然步入這一‘瘋狂的冒險’之年輕學人，能有稍多一點的從容不迫和氣定神閑”。澎湃新聞對胡成教授進行了專訪，談及“寧靜和自由”、中國的學術環境、匿名評審制度等。

胡成教授

澎湃新聞：您希望本書能夠“反思如何維系現代大學的寧靜和自由，如何能讓學人有更多從容和淡定，并盡最大可能減少將學術生涯視為‘一場魯莽賭博’的緊張和焦慮”。您認為現代大學“寧靜和自由”的典范是在什么時代？您最推崇哪所大學或者哪位學者的理念？

胡成：“寧靜和自由”是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當年創辦德國現代大學時的崇高理想，此后，這一理想幾乎被世界上所有高水平大學所秉承。盡管“寧靜和自由”的內涵十分豐富，但可簡單概括為一句話：大學不僅應當遠離塵世喧囂，且還要最大程度地擺脫外在權勢的干擾，以使教授和學生們能夠不受任何限制地探索和傳播真理。

威廉·馮·洪堡

至于當下哪所大學是我心目中“寧靜和自由”的典范，或許可以用1929-1950年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也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教育家哈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的話來表達：按照他的標準，“美國沒有完美的大學”。哈欽斯說這番話的時間是在1950年，此時世界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心已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自1907年出現了美國首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之后，至2016年已有91位校友或在該校工作過的學者獲得了諾貝爾獎，名列世界之首。芝加哥大學的發展，至今還被譽為美國大學發展的一個神話，是美國歷史上最能夠代表其時代精神的重要事件之一。

然而，哈欽斯之所以不自詡芝加哥大學為“完美的大學”，是因為他認為由人組成的機構同人類本身一樣，總是達不到理想境界。哈欽斯強調：除非我們知道怎樣的大學才算是完美，否則就不可能有完美的大學。他尋求理想的定義，將洪堡所說的“寧靜和自由”作為衡量大學的標準，由此“便可以判斷是否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

芝加哥大學是1890年由當時世界首富、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資助的。那時它只是一所瀕臨倒閉的浸禮會（Baptist Churches）的地方學校，洛克菲勒聘請時年35歲的耶魯大學神學教授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1856-1906）負責籌辦，不久又任命其為校長。有趣的是，洛克菲勒只想在自己認為最合適的時候捐資芝大，哈珀卻逼著他不停地掏腰包，曾讓這位被認為是那個時代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苦不堪言，唯恐避之不及。

哈珀的雄心壯志是在極短時間內建成“一所可以和東部的哈佛和耶魯媲美的大學”，他花大價錢引進了著名教授和研究生，還建起數幢巍峨壯麗的教學和實驗室大樓。在尚未正式招生運作之前的1899年7月30日，董事會制定的首要準則是：“芝加哥大學自建校之際起，始終把在所有學科中貫徹言論自由作為首要原則，校長、董事會的態度及校長和教授的行動都已表明了這點。無論是當前還是將來，這一原則都不容置疑。”由此表明，僅用錢是砸不出一所世界高水平大學的。有錢可以去讓人追求真理、探求真理，卻不能讓人尊重真理和敬畏真理。

澎湃新聞：歷史上，中國的“士”與“知識分子”都有著強烈的參政議政的意識。逮至近代，像“二十年不問政治”的胡適等人最終也無法擺脫這一傳統，西方學者也有類似的政治情懷。這其中有怎樣的因素？他們參政議政對歷史的演進帶來哪些影響？

胡成：中國歷史上的“士”以及“知識分子”、“學者”，這三個概念并不相同。如果僅就參政議政來說，中國歷史上的“士”矢志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胸懷”，相對于后兩者可以說是更加責無旁貸、義無反顧。這就有點像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對皇室的制約，士除少數通過科舉而成了官僚之外，大多只是在野而作為一種制約專制皇權的文化批判力量。如果說歷史的魅力在于開掘歷史的真精神，那么就應當對他們參政議政時的堅貞氣節濃墨重彩。如孟子所言：“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不同于中國歷史上的“士”，“知識分子”、“學者”作為專業化的知識、文化群體，參政議政確有“諸多不得已”，而非其責任、使命之所在。他們的參政議政，尤其對“知識分子”來說，多是在被認為人類的公平、正義、理性和真理等基本價值遭到踐踏的黑暗時刻。這一人群的詞源是intellectual，最初在俄國，后在法國德雷福斯事件中被人提出，是專指那些憤世嫉俗、口無遮攔，對當下威權政治持激進批判立場的作家、記者、藝人及教師等知識人。這里不必更多提及的，是在此后中外歷史上，太多被譽為“社會良心”的杰出人士，杜鵑啼血、精衛填海，舍生取義地替弱者爭取權益的悲愴故事。

我在書中談及的“學者”又與“知識分子”有所不同。“學者”中的自然科學研究者本該對燦爛星空鍥而不舍、專心致志。就像在電學方面有諸多發現和發明、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的富蘭克林，當年毅然決然地投身北美殖民地爭取獨立的事業之中。這讓曾發現氧氣的英國化學家，也是其最好朋友的普里斯特利（J.Joseph Priestley,1733-1804)在后來出版的《幾種氣體的實驗和觀察》一書中，不無感嘆地寫道：在政治方面最偉大的成功，也很難超越特定國家及特定時代；而科學方面的一次成功探索，是可以對全人類及每個時代都做出貢獻的。普里斯特利的悲哀是：“我很遺憾，如此多變的政治世界，居然會把偉大的富蘭克林從絕不會改變或失敗的自然界中奪走。”

人文學科的研究者面對人和社會，乃至國家和文明，很多人胸懷救世濟民之心，自然希望通過現實政治澄清天下。然而縱觀歷史，最偉大人文著述之所以能夠橫空出世，多是在“參政議政”而慘遭碰壁之后。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談及有門徒問蘇格拉底，理想中的國家是否能夠成為現實？得到的回復是那只能作為心靈天堂的原型，在現實世界中可能永遠難以付諸實施。年輕氣盛的柏拉圖偏偏忘了老師的這一教誨，三次遠赴現意大利的西拉庫斯（Syracuse），以求在政治統治者的支持下，建立理想國而展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柏拉圖在西拉庫斯的遭遇實在過于凄慘，他被統治者敷衍、驅逐，有一次甚至還被賣作奴隸，如果沒有朋友的及時贖回，這位寬額頭的偉大哲學家不知會葬身何處。回到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米（Akademy），七十歲的柏拉圖方才聚精會神于著述，留下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此前中國的孔子不也遭逢了同樣命運？中年的孔子游說于魯衛陳蔡之間，且“累累如喪家之犬”，晚年心灰意冷地返回曲阜，矢志于著述講學而回到了一個“寧靜和自由”的生存狀態。

柏拉圖的阿卡德米學院

如果說“天不生仲尼，如萬古之長夜”，那么當下中國文化最缺的是什么？中國有數千年燦爛文化，現又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品味、格調、情趣乃至時尚來看，我們可能不會輸于歐美太多；然就精深學術而言，實在是羞于開口、乏善可陳。這里且不論迄今為止所有自然科學中的定理、法則、規律，沒有一個是以中國人的名字命名的；就連與中國文化和社會最密切相連的人文學科，目前通行的幾乎所有概念、方法和體系，都來自西方（日本）而沒有本土原創。究其原因，自然有很多方面。就“寧靜和自由”而言，那么或可以反思近百年來中國學者太容易被現實政治所左右。

具體說來，今天仍被大力推崇的“科學救國”、“教育救國”，雖在那個危機四起的年代有一定歷史合理性，但那畢竟是一種現實功利主義的索求。僅為了眼前實用目的，盡管焚膏繼晷，孜孜矻矻，卻只求立竿見影，注定難以做出最具原創性的學術貢獻。這就像一位家長以考不上大學、長大后找不到工作，敦促孩子刻苦學習那樣，可以預見這樣的孩子將來不會有多少成就。因為這勢必會壓制孩子對世界與生俱來的好奇心，還可能扼殺其今后深入探索知識的內在動力。說到底，精深學術是一種為知識而知識，或者說純粹滿足于個人興趣和好奇心的“無用”之學。只有“盡脫俗諦之桎梏”，精深學術方可能靈氣蘊之于內，英華發之于外。莫之為而為之，莫之致而致之。

1904年，王國維撰《教育雜感》一文，稱當下中國“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學家”。在他看來，政治家只能給國民一時之物質利益，而文學家則能提供永久之精神利益。就如古今以來所有文學大著述，只要存在一日，“則其遺澤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王國維在談及中國是否有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的大文學家，如希臘的荷馬、英國的莎士比亞、德國的歌德時，更扼腕長嘆道：“吾人所不能答也。”我寫作這本書正是順著王國維的這一思路，強調學者參政議政時的“諸多不得已”，還想由此再應證王國維一年后撰寫《論近年之學術界》時所期盼的——“學術之發達，存于其獨立而已”。這里或可稍做一點冒昧揣測，即他此時一定認為中國所缺的不只是文學家，且還有無法代表全國民之精神的學問家、思想家。“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如果想要改變這種窘迫，無疑取決于當下中國能否培育出更多心無旁騖、篤懷求知的學者。

澎湃新聞：本書附錄中完整收錄了某歷史學專業學術期刊的四份匿名外審意見書以及您針鋒相對的修改說明；同樣一篇論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兩份匿名外審意見書及您的修改說明您也予以收錄。您認為匿名評審制度存在哪些問題？

胡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委員會明確規定，只資助那些采行同行匿名評審制度的學術專業期刊，致使當今幾乎所有重要學術專業期刊都采行了該制度。再者，目前評價體系崇尚數字量化績效，于是發表專題論文就成為一切學術活動的起點和核心。所以，匿名評審制度對于學者的聘任、晉升、資助以及獲獎至關重要。

毋庸諱言，幾乎每位學者都有過匿名評審，以及隨之而來的被接受或被拒稿的經歷。作為同類著述中首例，本書“曬”出了對一篇拙稿的所有匿名評審意見，確也引起了一些同行學者的注意和共鳴。有兩位學者告訴我，拿到這本書瀏覽目錄之后，他們首先閱讀的就是這個部分。既然該制度牽動著相當一部分學者的神經，且又與每位學者的切身發展密切相關，那就應作為一個能被適當注意、充分討論的議題。其中原因也很簡單，沒有好的學術評價，就不會有好的學術標準和品質。

相對于中文世界目前還只是沉默寡言，英語世界這些年來的相關討論可謂眾神喧嘩、精彩紛呈。如巴黎第五大學的研究者們曾對生物醫藥研究領域里的匿名評審進行了問卷調查，得到的數據是：“在實際參與同行評審的研究者中，百分之七十貢獻了百分之一或者更少的工作時間，百分之五貢獻了百分之十三或者更多的工作時間。”尤其是調查參與者之中不乏一線的專業研究人員，使得討論更有針對性和普遍性。以人文學科為例，2004年出版的《同行評審：一個批判性的探討》（Peer Review: A Critical Inqui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作者David Shatz是葉史瓦大學（Yeshiva University）哲學教授。除了是書之外，他還于2010年出版了《猶太思想對話：思想家、神學和道德理論、猶太教和猶大人生活的論文集》（Jewish Thought in Dialogue: Essays on Thinkers, Theologies and Moral Theories, Judaism and Jewish Life, Academic Studies Press)。

值得注意的是，英語世界還做了十分有益的實際改革嘗試。最早在1990年代后期，《英國醫學雜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美國醫學會雜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率先采行了在該制度基礎之上進行改革的“開放式同行評審”（Open Peer Review）制度。概括說來，這項改革利用網絡平臺，通過在線刊發署名或匿名評審意見（由評審人自己決定）、作者回應和公眾實名參與的評論，將此前匿名評審中僅僅是作者——評審人——編輯的私下互動，打造成為一個允許廣泛參與和分享的學術對話平臺。作為一個未來發展的可能趨勢，英語世界中相當多的學術期刊隨之跟進，甚至還影響到著名的《自然》（Nature）雜志，經過四個月的實驗之后，雜志決定將繼續這種探索和嘗試。

英語世界為何要對同行評審制度進行這樣熱烈的討論和密集嘗試呢？在參與者們看來，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發表或出版，緣自一個被稱作“觀念集市”（market place of ideas）的思想隱喻。它先由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在1644年出版的《論出版自由》提出，再由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1859年出版的《論自由》發揚光大。該理念認為真理不時與謬誤結伴而行，只有通過在學術共同體內（“集市”）的自由表達，經過充分競爭、碰撞，方能使知識增殖而讓真理呈現。由此說來，理想的學術發表就像進入“集市”的每種物品，應當由消費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品味和愛好，比較、權衡而決定購買與否。

然而匿名評審扮演著“守門人”（gate keepers）的角色，僅憑兩三位同行評審者的喜歡/不喜歡，認可/不認可，就決定了學術共同體（“集市”）對一篇文稿的開放或封閉。這也就是為何一些持批評意見的學者，孜孜不倦地追問該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并嘗試著用更為開放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深層原因。鑒于此，本書將拙稿的匿名評審意見附錄在后，就是希望在中文世界也能引起一些關注和討論，并由此找到能夠適應當下我們國情的改良和完善模式。

澎湃新聞：您對如今中國大學的學術環境和學術制度怎么看？

胡成：我非常欣賞1927年6月30日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費舍爾（H.A.L.Fisher，1865-1940）在紀念倫敦大學創辦100周年時的講話：一所大學不在于學生有多少，建筑有多氣派，管理有多精妙，資助人有多出名，最主要特征是在于校內學術生活的質量如何。進而言之，大學的特質體現在學術制度是否穩定、知識是否能得到保護、擴展和傳播等方面，“因為這樣的大學才是學者們賴以生存并得以遮風避雨的家園”。

費舍爾

我們能否彎道超車走捷徑，繞過令人煩心的政治糾纏，省去“自由”而僅留“寧靜”——就像今天我們也常能聽到關于“耐住寂寞”的言說？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洪堡早就指出，“自由”對于現代大學來說是“必須的”，“寧靜”則是“有益的”。我們或可以進一步延伸，將其理解成“寧靜”是一種現實，而“自由”則是一個理想。如果僅有“寧靜”而擱置“自由”，恰如被關進監獄里的囚犯、躺在醫院里的重病之人，雖遠離現世嘈雜，卻沒有太多的自由意志，那么還有誰還愿意去不懈追求和始終恪守呢？

回到國內當下“爭創世界一流大學”的語境中，我們或許可以重新審視這些年來常引用梅貽琦就任清華大學校長的那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已成為今天很多國內大學高價引進各種“人才”的托詞，且還是主政者張口閉口的光輝業績。但是作為一位普通學者，我冒昧地表示不太認同梅貽琦這種精英主義取向。竊以為，倘若缺乏洪堡所說的“寧靜和自由”，即使修造再多“大樓”、引進再多“大師”，也只能猶如筑廟造神，不但徒有熱鬧而無精神，且徒有外形而無靈魂。

我們現在的大學是一流的學生、二流的教師、三流的學術領導人、四流的學術制度、五流或不入流的學術環境。我們為何那么看重改善學術制度呢？因為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煥發出如此巨大的發展活力，取得如此耀眼的經濟建設成就，就足以證明制度變革實為一切變革的基礎。今天改善學術制度的最有效路徑莫過于從點滴建設入手，不必指望一蹴而就的通盤解決，更不能只是一味抱怨和斥責。期望謀定而后動，知止而有得，集腋成裘，并最大程度地回到由洪堡當年倡行，且還是近兩百多年以來所有世界一流大學無一例外堅守的那個“寧靜和自由”之核心價值。

1810年前后的德意志，其最重要領導者的普魯士是專制統治，又經過拿破侖軍隊的蹂躪，是當時歐洲最貧窮落后的地區之一。洪堡適時創辦了伯林大學，聲稱：“大學是一種最高手段，通過它，普魯士才能為自己贏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從而取得真正的啟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領先地位”。同樣，今天中國要想得到華人世界乃至全世界發自內心的真正尊敬，也必須通過改善學術制度而取得精深學術的領先地位。

澎湃新聞：您對有志于學術的青年人有哪些告誡？

胡成：人過中年以后，大概會認為年輕同學尋求學術“告誡”，多半是一個美麗的青春幻象。記得當年我在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曾懷著極大仰慕之心聆聽了一位著名學者的報告。報告結束之后，我跟隨這位著名學者來到他下榻的賓館，冒昧地表示希望能再當面恭聽他的一些“告誡”。不料，卻遭到他的鐵面回絕，頓時讓我感到臉上無光，非常尷尬，有點無地自容。

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我愈來愈能理解這種“冷漠”的回應，實為一種沒有半點虛偽的坦誠相待。就像托爾斯泰于1868年前往倫敦拜訪棲居于此的赫爾岑。赫爾岑的女兒、妙齡少女娜塔莉婭·亞歷山大羅芙娜百般祈求，被允許躲在房間的一個陰暗角落，以目睹這位偉大作家的風采，指望能聽到他的雋言妙語和高見，結果是讓她大失所望——她看見的只是一位穿著時髦、舉止得體之人，談論的也只是在倫敦看到斗雞和拳擊比賽的八卦瑣事。亞歷山大羅芙娜說她“自始至終沒有聽到發自他內心的一句話，沒有聽到我期待聽到的一句話。”

作為過來人的經驗之談，如果真想得到某些關于自己學術發展的啟迪，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篇篇讀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著述。畢竟本書的主旨就是感恩。在過去的這些年里，我個人得到了太多師友和同仁們的幫助和關照，唯存于內心是知恩圖報的深深感激之情。好在相對于其他行當，學術這個職業最看重薪火相傳、后來居上。作為沒有任何權勢，也沒有太多資源的普通學者，對于那些曾經幫助和關心過自己的人，雖不能給予物質或金錢上的回報，卻可以盡綿薄之力去考慮如何改善當下這個不太盡如人意的學術制度。這樣做的目的是讓那些再貿然闖入學術世界的年輕人，能夠多一點從容、多一點淡定。說白了，作為即將結束職業生涯的過來之人，應當給那些不善于、不甘于或不屑于唯唯諾諾、蠅營狗茍的年輕學人，一個癡迷、沉醉于學術并能堅持到底的最好理由。

胡成著《學者的本分：傳統士人、近代變革及學術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