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蓮·漢芙（Helene Hanff）的《查令十字街84號》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風靡全世界讀書圈，被譽為“愛書人的圣經”，我也是這本書的忠實擁躉，這些年有幸收集到一些此書各國初版本與作者簽名本。遺憾的是，我找了好久，始終與書中的馬克斯與科恩書店（Marks & Co.）經理弗蘭克·德爾（Frank Doel）的簽名本緣慳一面。

最近，在墨爾本書商凱·克拉多克女士（Kay Craddock）發來的圖錄中，我看到一本1886年美國德·維諾出版社（The De Vinne Press）發行的《歷史上的印刷字體》（HISTORIC PRINTING TYPES），該書除了是作者西奧多·德·維諾（Theodore L. De Vinne）題款本之外，左環襯頁上有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馬克斯與科恩書店九名成員親筆簽贈，內容如下：

“贈繆爾·道森

1950年10-11月訪問倫敦留念

馬克·科恩

本·馬克斯

喬治·普盧默

弗蘭克·德爾

 及其他五位馬克斯與科恩書店成員簽名

1950年11月10日”

繆爾·道森是美國洛杉磯“道森書店”（Dawson's Bookshop）創始人、著名書商歐內斯特·道森（Ernest Dawson）的次子，道森書店是具有百年歷史、上世紀在加州地區首屈一指的老牌古書店，不少知名藏書家，如愛德華·紐頓(A. Edward Newton)、羅森巴赫（A.S.W  、Rosenbach）、埃絲特爾·多希尼(Estelle L. Doheny)、勞倫斯·克拉克·鮑威爾（Lawrence Clark Powell）等，均是這家書店的客戶。埃倫·謝弗（Ellen Shaffer）曾在道森書店工作多年，后來擔任西爾弗拉多博物館（Silverado Museum）館長，晚年接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口述歷史研究室采訪時，他回憶道，為了滿足中高端客戶的各種需求，每隔一段時間，歐內斯特就會遠赴英倫獵書，而古書店林立的查令十字街歷來是他每次行程的重點。在此期間，歐內斯特結識了馬克斯與科恩書店的兩位創始人——本杰明·馬克斯（Benjamin Marks）與馬克·科恩（Mark Cohen）。

本杰明·馬克斯與馬克·科恩十五六歲時便進入倫敦著名的莎樂倫書店（Henry Sotheran）工作，兩人在莎樂倫摸爬滾打十幾年，積累了豐富的古書買賣經驗與廣闊的人脈。約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兩人商議從莎樂倫離開，合伙開一家書店。本杰明當時剛迎娶倫敦著名猶太書商伊曼紐爾·約瑟夫（Emmanuel Joseph）的女兒為妻，伊曼紐爾開在查令十字街48A的書店E. Joseph是倫敦古書業中的翹楚，但他的兩個兒子并不歡迎這位家庭新成員，為了保障自己女兒的利益，伊曼紐爾在本杰明夫婦結婚時給與了豐厚的嫁妝，而這筆嫁妝便成了開立馬克斯與科恩書店的主要資金來源。

書店成立后兩人熟門熟路，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很快引起了常來英倫獵書的歐內斯特的注意，幾番順利合作后，馬克斯與科恩書店于1928年正式成為道森書店在英國的珍本征集代理商，除了常規的電報聯系訂書之外，道森書店還會定期派遣店員駐扎對方書店。隨著歐內斯特年齡漸長，他開始著手讓自己的兩個兒子繆爾與格倫（Glen Dawson）參與書店生意，并于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安排格倫赴英，跟隨馬克斯與科恩學習古書鑒定及買賣經驗。而此后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兩家書店之間的關系變得更不一般了。

當時的馬克斯與科恩書店，剛從一樁丑聞的陰影之中擺脫出來。英國經典驚悚片《偷窺人》（Peeping Tom）不少中國影迷都看過，這部電影的編劇里奧·馬克斯（Leo Marks，1920-2011）二戰時曾是英國特別行動處（SOE）一名杰出的密碼編譯員。此君除了情報人員與劇作家這兩重身份之外，另一個不為人知的身份便是本杰明·馬克斯之子，他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在絲綢與氰化物之間》（Between Silk and Cyanide）中，有一章便是介紹父親的書店，文中他提到了一個叫做“書圈”（Book Ring）的圍標組織，這一組織活躍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由當時倫敦的五家知名古書商牽頭發起，馬克斯與科恩書店便是其中之一，每一場珍本拍賣會舉行前，書圈成員都會聚在一起協商，確定由一人代表大家出價，而其他人則不再參與競拍，拍得物品后，他們會前往一個安全屋（Safe House）進行第二次拍賣，出價最高者得到這件拍品，這一過程被他們稱作“淘汰賽”（Knock out），而前后兩次拍賣成交價之間的差價，則平分給沒有得到這件拍品的人。

通過這種圍標方式，書圈中人就可在缺少競爭的情況下低價拍得該物品，縱使部分成員對某些拍品并不感興趣，也可從中分到一筆錢。

密謀總有暴露的那一天。有一次，在霍奇森拍賣行舉行的一場拍賣會上，埃文·貝德福德（Evan Bedford），倫敦的一位著名心臟學專家，委托馬克斯與科恩書店經理弗蘭克·德爾代理競拍一本《哈維的心與血液運動》（Harvey's De Motu Cordis）。埃文為這本十七世紀論述血液循環的經典給出的委托價是三百英鎊，但事后他得知這本書的成交價僅為兩百英鎊，趕緊電話聯系弗蘭克詢問原因，在對方一再逼問下，弗蘭克只好如實相告：此書在“淘汰賽”中以六百五十鎊成交了。

得知真相后，埃文非常惱怒，立刻將此事寫成書面報告，呈送英國下議院，揭發“書圈”這一不道德行徑。由于這種圍標行為嚴重侵害了委托方、拍賣行及正常參拍人員的利益，消息傳開之后引發輿論嘩然，五家書店顏面掃地。《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有位編輯是愛書之人，不忍這五家書店就此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出面調停，極力在書圈成員之間溝通斡旋，最終說服這些書店聯合簽署一份保證書，承諾以后不再私下串通競標，此事才得以漸漸平息。

屋漏偏逢連夜雨，“書圈”事件剛過去沒多久，又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兩位合伙人著實為書店的生意頭疼不已，一方面，由于戰事迅速席卷歐洲各地，造成書店的國際郵購訂單生意急劇下滑，另一方面，在1940年至1941年納粹德國對倫敦實施的戰略大轟炸，造成約十萬幢房屋被摧毀，位于市區的查令十字街也被波及，據普茨茅斯大學的凱瑟琳·瓊斯（Catherine Jones）博士與英國國家檔案館聯合制作的倫敦大轟炸（Bomb Sight - Mapping the World War 2 London Blitz Bomb Census）網站資料顯示，有一枚炸彈甚至就投在離書店僅十幾米遠的摩爾街路口（Moor Street）。在當時這個環境下，書店迫切需要為店內的珍本書籍尋覓一個更為安全的存放地點。

就在兩人一籌莫展之際，道森書店伸出了援手，兩家書店經過商議后，簽訂了一份戰時互惠代理協議，馬克斯與科恩書店負責將大批珍本發運至洛杉磯道森書店，而道森書店收到書后，以“安全保管或銷售”為準則，在戰爭期間妥善安置這批書籍。這樣一來，這批珍本便可免受戰火波及，因為采用寄售方式，也不會影響書店生意，戰爭對書店的影響，也就降到了最低程度。據埃倫·謝弗回憶，道森書店收到書后，將側重點放在“銷售”上，大部分書籍都轉變成一張張大額支票匯往英國，在戰爭結束后只剩少量書籍被寄回倫敦。

為了感謝道森書店在二戰期間對自己的大力幫襯，在1950年繆爾訪英時（當時歐內斯特已去世，道森書店交由繆爾與格倫兩兄弟經營），馬克斯與科恩書店根據他的興趣愛好準備了這份特別的禮物。據著名書人尼古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2005年在英國《獨立報》（Independent）撰文回憶，繆爾曾擔任美國古書商協會(The 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主席，他不僅是經驗豐富的古書商，還是加州著名的獨立印刷商，學生時代便對印刷術及字體排印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此，繆爾甚至在家中建立了一間私人印刷工坊。HISTORIC PRINTING TYPES這本書限印兩百零二冊，作者西奧多·德·維諾是格羅里埃俱樂部（Grolier Club，成立于1884年1月，是北美洲歷史最悠久的獨立藏書機構）創始人之一，此外，他還是十九世紀末著名的字體排印學專家。一本好書來到真正需要它、真正愛惜它的人手里,才是最好的歸宿。

我寫信聯系凱女士，請求保留此書，“算便宜些可以嗎？”我問。“有些書的價格我可以優惠一點”，她真摯的語氣猶如澳洲陽光一般坦蕩，“可是這本我做不到，但我可以給你免去國際快遞的運費。”我買下了這本書。

1968年馬克斯去世，科恩也已年邁，由于兩人的子女均對書店生意興味索然，科恩遂將書店生意都交由弗蘭克打理，然而弗蘭克不久后也因患急癥去世，年老體衰、無心經營下去的科恩于1970年底結束了書店的生意，并將店內絕大部分書籍交由霍奇森拍賣會拍賣。1971年，最后一批書籍拍賣當天，科恩離開了人世，至此，兩家書店之間的合作，落下了帷幕。值得欣慰的是，兩家書店的后人——繆爾之子邁克爾·道森（Michael Dawson）與馬克斯的侄外孫大衛·布拉斯（David Brass）——如今仍在網上繼續經營古書業務，兩家書人的故事仍在延續，這是否也是一種奇妙的緣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