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長過程不僅是人均收入提高過程，也是經濟結構變化過程。國際經驗顯示，收入增長軌跡與經濟結構變化軌跡有著高度對應關系。通過觀察中國經濟結構變化軌跡并將其與高收入國家類似發展階段展開對比，我們得到以下發現：

①中國從制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動作標準，不存在過早去工業化；

②工業化高峰期以后，中國的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更快發展，投入、生產和產品多個環節顯示產業升級狀況良好；

③消費、投資和出口都在經歷高收入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的再平衡；

④經濟發展的真正短板，不是產業和技術，是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不到位，是城市化進程不到位。糾正短板需要逐步推進“從發展到服務”的政府職能轉型。

中國不存在過早地去工業化

基于收入、增加值份額和就業份額等多方面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在2010年前后度過了工業化高峰期。中國第一、二、三產業的增加值份額變化軌跡和水平值與高收入國家類似發展階段高度一致。

中國經濟從制造到服務轉型的動作很標準。中國從制造到服務轉型的拐點所對應的人均收入水平是8032國際元，中國工業增加值/GDP之比的峰值是42%，高收入國家從制造到服務轉型所對應的人均收入均值是8000國際元，峰值的均值是40%。

中國會不會成為高收入國家？世界上還沒有哪個經濟體按部就班地經歷了比較成功的工業化并且開始從制造向服務轉型的經濟體沒有成為高收入國家。所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工業化遠沒有達到這個高度就開始去工業化了。中國沒有過早地去工業化。

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更快增長

高收入經濟體的經驗顯示，并非所有的服務業都在工業化高峰期以后出現更快的增長，只有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才會更快增長，較少使用人力資本的服務業增長與GDP持平或者落后于GDP增長。

工業化高峰期以后的中國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增速快于GDP增速。2011-2016年期間，服務業增加值平均增速最快的依次是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址勘察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教育，以上行業平均增速超過15%。接下來是房地產，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批發和零售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這些行業平均增速均超過10.4%的GDP名義增速。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住宿和餐飲的平均增速均低于10.4%的GDP名義增速。

行業間的差異表現說明，工業化高峰期以后的人力資本/技術密集行業較GDP增速有更高的增長，勞動密集型行業則稍高或者低于GDP增速，這與高收入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的經驗類似。

產業升級仍在快速進步

沒有一個能夠反映制造業升級狀況的綜合指標。從研發投入和專利、生產過程、產業和產品等多個維度觀察綜合判斷，中國的產業升級狀況良好。

投入環節：產業升級需要國家或企業在研究開發（R&D）上大量投資。中國1991年研發投資占GDP的比例是0.7%。2010年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超過經合組織國家的中位數，到2012年則超過了經合組織國家的均值（2012年是1.88%）。截至2014年，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上升至2.05%，超過了許多發達國家。

生產環節：亞當.斯密早在18世紀就提出提高效率的重要源泉是專業化和更細密的分工。錢納里等結合眾多國家的工業化發展經驗指出，“工業化期間，尤為重要的是中間投入品的變化，中間品在生產中的使用增加，表明生產的專業化程度和產業聯系的復雜程度都在提高。這種發展趨勢是工業化的確定性特征之一。”中間投入品在產出中的占比提升是專業化分工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標志。中國工業部門的中間品投入在產出中的占比在持續提升。基于投入產出表，可以計算得到分行業的中間投入品占該行業產出的占比。第二產業（工業+建筑業）中間品投入在產出中的占比從1995年的70.7%上升到2014年的78.2%。各細分行業的中間品投入在產出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即便是在工業化高峰期以后，工業部門中間品投入占比上升的進程并未因此打斷，工業部門的專業化細分還在繼續。

產品環節：以出口復雜度衡量，中國2000年出口對應的收入水平為14643美元，2014年出口對應的收入水平為24014美元。工業化高峰期以后，中國的出口產品復雜度仍保持了持續提升。基于生產鏈和出口增加值率的研究發現，中國的出口增加值率持續上升。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主要來自行業內效應，而非行業間效應。中國制造業企業更加專注于進口中間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的產品。

消費、投資和出口再平衡

從高收入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的經驗來看，從工業化初期到工業化高峰期，消費占比持續下降、固定資產投資占比持續上升，出口增速上升（來自出口市場份額擴張）；工業化高峰期以后，消費占比開始持續上升，固定資產投資占比持續下降，出口增速放緩（出口市場份額停止增長甚至下降）。

中國的經歷與高收入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的經驗高度類似。中國的消費/GDP自改革開放之初的61%下降至2010年工業化高峰期的48.5%，此后開始持續回升，2016年上升至53.6%。固定資本形成占比1980年代初為30%，此后不斷抬升，2010年達到45%的峰值，此后停止上升步伐開始緩慢下降，目前仍停留在較高水平。出口增速放緩，半數以上來自出口市場份額下降。高收入國家的出口市場份額隨人均收入增長主要呈現出口駝峰型變化軌跡。主要發達經濟體到達出口市場份額峰值的收入臨界點在7,800-20,000國際元之間，多數集中在15,000國際元左右。中國目前的出口市場份額增長放緩與高收入經濟體的經驗基本吻合，是這個發展階段的共性表現。

真正的短板是政府公共服務和過度管制的服務業部門

中國與高收入國家類似發展階段的主要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 從產業角度看中國第一產業就業占比偏高，二、三產業就業占比偏低；② 政府服務以及社區、社會和私人服務占比偏低，金融、保險、房地產和商業服務占比偏高；③ 官方口徑下的私人消費占比過低，投資占比過高，尤其是建筑安裝類投資過高。

與二、三產業就業占比偏低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指標是城市化率。中國截止2016年的官方按照常駐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為57.4%。與此形成鮮明對照，高收入國家在工業化高峰期以后城市化率都達到了70%以上。中國在工業化高峰期以后城鎮率仍在持續攀升，即便如此城市化率還是大大低于高收入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較低的城市化率與第二、三產業就業占比偏低形成了對應。政府服務占比偏低同樣與較低的城市化率有關。比較而言，城市較農村會提供更多的政府服務，較低的城市化率與政府服務占比較低形成了對應。

差距背后，是政府“重發展、輕服務”的職能定位以及相關改革措施不到位。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公共政策決策和公共資源投入更加看重當地GDP和稅收增長，這緊密關系到地方官員的“政績”。這個激勵機制導向下，政府更看重建設項目，這部分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投資占比過高以及投資當中建筑安裝類投資過高。

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缺少必要的激勵機制，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更多被政府視為只有投入、鮮有回報的負擔。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方面的意愿和投入嚴重不足。一些可以依靠市場提供的服務，比如醫療、教育當中的很多服務受制于管制政策不能充分發展。城市在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的不充分，在加上土地、戶籍等政策改革不到位，使得城市對于眾多農村人口只能是個暫時的工作地點，而不能長久地安定生活。這解釋了為什么城市化率偏低，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偏低，以及政府服務以及社區、社會和私人服務占比過低。

需要逐步推進“從發展到服務”的政府職能改革。隨著中國收入水平提高和經濟結構轉型，政府職能需要與時俱進地做出調整，把工作重心從項目建設逐步轉向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實現“從發展到服務”的政府職能改革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只有社會各界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有效監督和問責，才具備改善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激勵機制。只有廣泛、充分接收基層民眾信息，經專家科學論證，才具備改善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信息和技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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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微信公共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澎湃”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