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0號播出的綜藝《國家寶藏》第二期中，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作為主要推介的國寶出場。睡虎地秦簡1975年12月出土于湖北省云夢縣城關西部的睡虎地墓十一號墓，竹簡共計1155枚，另有殘片80件，簡文藝毛筆墨書，字跡清晰可辨，內容可分十種，前八種為秦朝政府發布的文告、法律條文及法律相關問題的記錄，剩余兩種為《日書》，類似民間的黃歷。

在節目“今生故事”這一環節中，公安干警以“國寶守護人”的身份向觀眾介紹了這套詳細記錄秦代法律制度的文獻資料對當下的意義，其中提到了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穴盜》與對中國足跡學研究的重要歷史意義。

通過“穴盜”案，兩千四百年后的現代人可以管窺秦代犯罪現場勘驗工作，乃至整個秦朝司法情況的整體面貌。

《國家寶藏》劇照

一則秦代刑事案例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穴盜》一案原文如下：

爰書：某里士五（伍）乙告白：「自宵臧（藏）乙復結衣于乙房內中，閉其戶，乙獨與妻丙晦臥堂上。今旦起啟戶取衣，人已穴房內，（徹）內中，結衣不得，不智（知）穴盜者可（何）人、人數，毋（無）它亡（也），來告。」即令令史某往診，求其盜。令史某爰書：與鄉囗囗隸臣某即乙、典丁診乙房內。房內在其大內東，比大內，南鄉（向）有戶。房后有小堂，內中央有新穴，穴（徹）內中。穴下齊小堂，上高二尺三寸，下廣二尺五寸，上如豬竇狀。其所以者類旁鑿，跡廣囗寸大半寸。其穴壤在小堂上，直穴播壤，柀（破）入內中。內中及穴中外壤上有厀（膝）、手跡，厀（膝）、手各六所。外壤秦綦履跡四所，袤尺二寸。其前稠綦袤四寸。其履跡類故履。內北有垣，垣高七尺，垣北去內五步，其上有新小壞，壞直中外，類中歫之之跡，皆不可為廣袤。小堂下及垣外地堅，不可跡。不智（知）盜人數及之所。內中有竹柖，柖在內東北，東、北去廦各四尺，高一尺。乙曰：「囗結衣柖中央。」訊乙、丙，皆言曰：「乙以乃二月為此衣，五十尺，帛里，絲絮五斤裝，繆繒五尺緣及殿（純）。不智（知）盜者可（何）人及蚤莫（暮），毋（無）意（也）。」訊丁、乙伍人士五（伍）囗，曰：「見乙有結復（復）衣，繆緣及殿（純），新（也）。不智（知）其里囗可（何）物及亡狀。」以此直衣賈。

“令史某爰書”之前，簡要地介紹了案件經過。士兵乙在案發前一晚將自己的一件綿裾放在側房，關好門，和自己的妻子丙回到正房休息，醒來發現側房的北墻上有一個大洞，綿裾丟失，但沒有其他損失，于是報官。

案情看似簡單，涉案金額不小。根據物主交代，失竊的綿裾是同年二月新做的，用料五十尺，以帛做里，裝了五斤綿絮，用繆繒五尺做鑲邊。官吏為了能夠精確估算涉案金額，詢問了物主的鄰居，鄰居證實士兵乙的確有一件用繆繒五尺做鑲邊的綿裾，但不清楚里子的用料情況。

睡虎地秦簡的主人、官員喜所處的時期，帛的價格無從查知。但從《漢書?王莽傳》卷九十九中可知，西漢末年王莽新朝時期，“國用不足，民人騷亂，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稯布二匹，或帛一匹”。這一時期一匹帛的價格大概在一千錢左右，排除新朝通貨膨脹嚴重等情況，一匹帛在案發當時或許不值那么多錢，但價格也不會太低。再者，按照一匹相當于四十尺的單位換算，一件用料五十尺的綿裾大概光里子也已經價格不菲了。何況用于給綿裾鑲邊的“繆繒”是紅棕絹，加上五十斤綿，也都不會太便宜。

“爰書”中所占篇幅最大的是對于案發現場的勘驗情況。對一些與案件關系密切的證物，描述相當詳盡。

抵達現場進行勘驗的官吏首先描述了案發地的大致情況。被盜房間坐北朝南，有正側兩間房，兩房相連；側房在正房東南方向，南面有門，房后有小堂；側房距離東墻有五步，小堂距離北墻一丈遠；北墻外是街道。在東墻上有新生成的缺口，缺口面積較小，墻上存在人翻躍的痕跡，由于東墻和小堂附近的地面十分堅硬，痕跡不清，因而無法對其進行精確丈量。

盜賊是通過打通側室北面的墻行竊的，盜洞的位置與小堂平齊。“堂”是建筑的臺基，《考工記》中有“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墨子》則記載“堯舜堂高三尺”。夏代明堂臺基進深十四步，面闊是進身基礎上再加三步半，堯舜堂高三尺，但這些都是帝王建筑的規格，秦代士兵家中的堂高、大小不得而知。

盜洞高二尺三寸，下寬二尺五寸，形狀不規則，類似豬洞。盜賊用寬刃的鑿挖洞，挖下的土被堆砌筑小堂上，散落的土也都朝向側房北墻——從一個側面證明士兵乙家的堂與房屋距離不遠，同時也的確不大。房中和洞里外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各六處，盜洞外散落的土上有四處秦綦履的印痕。

兩千四百年前的腳印

用現代人的眼光審視這四個兩千四百年前的腳印，或許會有新的發現。

在令史的爰書中，報案人士兵甲表示對盜賊數量表示并不知情，但從腳印可以判斷出，通過盜洞鉆入側房行竊的只有一個人。四處腳印長度相當，一尺二寸。從腳印判斷，履存在磨損的痕跡，不像是新的。履印前部花紋密，長四寸，中部花紋稀，長五寸，跟部花紋密，長三寸。

秦始皇陵兵馬俑中的武士俑大多都穿著履，形狀也基本相同，前端有方形蓋瓦，整體略呈船形，薄底、淺幫、后高前低，履幫的后端及靠近腳腕部分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個紐鼻，另有一根組帶貫穿上述三個紐鼻系結于腳腕上，以防履從腳上滑脫。高級軍官俑的履是方口齊頭翹尖履，也叫“大翹尖履”，大履頭的前端平齊，左右兩角呈90度角，履頭向上翹起。而普通士兵的履頭不翹或微微翹起，履幫和前端的蓋板都很淺，僅能蓋住腳趾和腳的下部，腳面全部露在外面。

秦始皇陵兵馬俑中普通軍官履頭微微翹起的履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記載“履有文，乃為錦履，以錦縵履不為，然而行事比焉”，表明秦朝在服制上是有嚴格的社會等級規定的，庶人不得穿著絲制品制成的、帶有花紋的錦履，只能穿麻編的履鞋。

由于履是一種僅裹腳部的鞋子，腳印和鞋印的誤差比較小，借助現代的足跡學知識，可以對盜賊的一些特征進行推斷。按照秦制一尺等于23.1厘米計算，履長一尺二寸，盜賊是一個穿著相當于現在44碼鞋的人，按照足跡學腳長乘以6.725估算人身高的方法，盜賊大概有一米八六，基本可以認定是性別為男，且即便放到營養更好的現在，也稱得上是彪形大漢。

從足跡上判斷，這位彪形大漢走路姿勢還是有點問題的。結合履的形狀而言，方口船型鞋出現前寬后窄是正常的現象，但《封診式·穴盜》案中的盜賊足跡出現了前后窄、中間寬的情況，前腳掌后腳跟受力情況較強，足弓部位花紋稀，而不是呈現出半有半無或全無的狀態，可以推斷出這位高大的盜賊存在足弓低甚至足弓塌陷的問題，有可能是扁平足甚至是膨脹足。遺傳可能是一種原因，也可能是因為肥胖，大體重長期壓迫，導致足弓塌陷。

各種足弓形態呈現出的腳印

士兵乙的綿裾價值不菲，但是外形花哨，識別度很高，盜竊之后無論是留作自用還是售賣銷贓，都容易暴露犯罪行為，受到秦朝嚴刑峻法的制裁。鑿墻挖洞偷這么個東西或許是一個非常愚蠢的決定。

根據二千四百年前的腳印留下的提示，我們不妨大膽揣測一下這個“笨賊”的心理。對于足弓存在塌陷的人而言，行走跑步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難，如果在犯罪現場停留過久，很容易被發現并直接抓捕送官，面臨重刑。最高效、風險也最低的選擇就是拿到第一件值錢的東西之后果斷離開。而綿裾極有可能就是入室之后能夠拿到的第一件東西。“爰書”中記載，士兵乙在案發前一晚將綿裾放在了側房的竹床中央，床置于側房的東北部，距離東墻北墻各四尺遠，床高一尺。距離盜洞很近，而這件綿裾用料“奢侈”，在一片黑暗中僅靠觸覺也能估算他的價值。

借助“爰書”，我們可以簡單還原一下案發經過：身高一米八六、可能存在足弓塌陷問題的盜賊，在士兵乙夫婦入睡后從乙家東墻翻入戶中，在側房北面用寬鑿開掘盜洞，鉆入室內，留下手印、腳印、膝蓋印，摸黑拿了乙的綿裾之后沒有繼續搜羅，離開犯罪現場。行動路線明確，讓人不由得懷疑會不會是熟人作案？如果說是熟人作案，報案人在“爰書”幾次強調對嫌疑人不知情，是否又存在說謊的可能呢？

秦律管用嗎？

通過《封診式·穴盜》案和《國家寶藏》圍繞文物展開的各方位介紹，大致可以獲得一種“秦律較為完備細致”的印象。但這樣一套十分優秀的制度，實際運轉起來卻并沒有表面上那么靈，同樣結合上述案例，大致可以找出幾個原因。

其一，秦律治下免于受到法律的懲罰需要符合苛刻的條件。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中，同時規定了物主的自己責任，“甲盜不盈一錢，行乙室，乙弗覺，問乙論可（何）（也）？毋論。其見智（知）之而弗捕，當貲一盾”。 如果入室行竊者涉案數額不足一錢，物主對失竊沒有覺察，則免于受罰；如果察覺但沒有捕獲，物主要向政府上交一塊盾牌。普通民眾自己責任很重，遇到高大強壯的盜賊而不具有抓捕的能力，反而可能因為較為輕微的財產損失而遭受更加嚴重的行政處罰。同時，秦代律法中存在大量的連坐現象，卑親屬、家中奴婢、同戶、同伍都有可能成為連坐的對象，一人犯罪，受波及人數可能無法預計。《封診式·穴盜》中物主一再向到場的官吏強調自己對現行犯沒有察覺，也沒有盜賊的線索，無論是出于自保還是保護他人，都是一種社會價值最大化的選擇。何況案子又不一定會破，這就涉及到秦律的第二個問題。

秦代各項制度過度依賴強制力，忽視立法、執法、司法技術。秦朝通過制定嚴刑峻法來威懾犯罪，通過嚴懲重罰來懲治犯罪來打擊犯罪，但是違法易守法難，案件偵破上更談不上有什么高明之處，主要是鼓勵知情者舉報、施加壓力迫使犯罪分子自首，刑事偵查手段對于案件偵破只起到輔助作用。睡虎地秦簡中涉及罪犯側寫的部分被歸在《日書》部分，以地支計日，再將某種動物與地支對應，結合動物的體貌特征推測犯罪分子的體貌特征。如果是“巳”日犯罪，可以在《日書·盜者》中找到這樣的描述：“巳，蟲（蛇）也，盜者長而黑，蛇目，黃色，疵在足，臧（藏）于瓦器下，車人，親也，勿言己，名西茝亥旦。”犯罪分子很可能是物主的某個高大、腳有問題的親戚。這屬于玄學破案，非常容易出現冤假錯案。

堅守秦朝脆弱的法制最后一道防線的是地方司法人員，而這一道“馬其諾防線”也是不堪一擊的。秦之法是生于危時，國勢的衰微與孤立可保護律法的純凈，但是這種純凈卻是以犧牲普世化的理想為代價換來的。秦國完成一統六國的偉業用時相對較短，原本在偏遠的秦國一國運行較為順暢的法律制度，在推廣的過程中面臨很多難以克服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缺少合格的官吏。

秦朝奉行“以吏為師”的原則，官吏責任重大，同時也和普通百姓一樣容易受到秦朝法律的懲罰，在睡虎地秦簡的記錄中，原秦國統治區域中過失犯罪的官員受到的懲罰就是被貶到被征服的地區去，而睡虎地十一號墓的墓主人“喜”正是這樣一位官員。僅靠貶官是無法確保統一后的秦朝落實制度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缺員”，即官吏數量不足，都是秦朝急需解決的問題。

在秦朝做官不僅要成為普通民眾學習的榜樣，同時對專業水平、精力、耐力乃至體力都有相當高的要求。《封診式·穴盜》中最奪目的部分就是它對犯罪現場各種詳盡細致的測量，這些測量在當時并不是出于刑偵的需要，而是行政的需要。秦朝對數學發展的需求完全基于行政的需要，量化的代價是行政機關需要進行大量的、幾乎無價值的工作（除生產史料文獻之外），從客觀上雖然促進了中國數學的發展，但是在當時卻嚴重降低了行政效率。觸犯法律的犯罪數額以當時的最小單位起算，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當時法律的嚴苛。

睡虎地秦簡從文物的角度值得兩千四百年后的今人贊嘆、驕傲，載于其上的內容更是值得后世認真研究，但效法秦律既不可行、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