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10日，“第一屆抗戰區域研究學術討論會”在杭州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與杭州師范大學浙江省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抗日戰爭研究》主編高士華在開幕式上說明此次討論會的主旨：“中國的學術研究不少是有區域性的，但學術觀點不能有區域性，起碼要放之全國而皆準，抗戰史研究也是如此，也許有些觀點從某個區域來看是正確的，但從整體來看就未必。將解放區、國統區、淪陷區等不同區域進行內部比較、橫向比較，重新整合資料，或許會有新的、高屋建瓴的發現和收獲。”

討論會共有四十余位學者參加，二十八位學者提交論文，參會學者以青年人為主，有不少在讀碩士、博士。會議日程緊湊，共分六場進行。為達到充分討論的目的，論文集提前發送至與會者郵箱參閱，每篇論文的會上宣讀時間以7分鐘為限，論文主評人發言以10分鐘為限。在該場所有論文宣讀、評論結束后，進入自由討論環節，學者們對感興趣的論點、材料提出疑問，最后再由論文作者集中回應。每篇論文的討論時間在30分鐘左右，大到論文選題意義，小至行文標點符號，都有可能被指出問題。不少學者表示，參加本次研討會壓力很大，但收獲頗豐。澎湃新聞選取部分報告內容稍作介紹，以饗讀者。

日記中的抗戰青年

討論會上，有兩篇以日記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引起了與會學者的熱議。

杭州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陳明華的報告題目為《戰時青年政工人員的心路歷程：以〈鼎臣日記〉為例》。《鼎臣日記》的作者王萊于1939年到金華報考戰時工作干部培訓團第四團（簡稱“戰干四團”）并被錄取，隨后與其他錄取的浙江同學播遷流轉，到達西安戰干四團本部，開始了漫長的異鄉生活。日記始于1941年1月27日，終于1946年3月22日作者準備登上歸鄉火車那天,記錄了作者在西安（有一段時間在韓城）訓練、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以及他從滿懷期望到心生痛苦，最后在現實境遇中走向幻滅的心理狀態。陳明華認為，王萊代表了與他相似身份的青年在戰時的心路歷程。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魏坡的報告題目為《淪陷區青年學生的日常生活與民族主義——以董毅〈北平日記〉為例》。董毅為了承擔起家庭的責任留在了北平，他希望充實提高自己，以期為將來國家建設做準備，來彌補沒有逃離北平而產生的民族主義缺憾。但困窘的是，越發惡劣的淪陷區社會環境使他疲于應付生存之需，難以實現對自己的期許。以血緣、學緣為基礎的人際交往成為了他維持家庭生活的重要方式。魏坡認為，從董毅的日記可以看出，淪陷區青年學生既受到民族主義的審視，又以此為個人追求的理想。

在討論環節，有學者對陳明華提出質疑：王萊的心理變化是他的家庭變故造成的還是他在國民黨的政工工作造成的？王萊是否能代表國民黨的青年政工人員群體？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道炫認為，要進一步解讀王萊的心理，區分哪些是他個人的情緒，哪些是當時青年人的普遍性心理。浙江省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主任袁成毅認為，這篇論文偏向于文學敘事，像小說《圍城》一樣，抗戰只是作為歷史背景出現，缺乏典型性。

對于魏坡的報告，黃道炫認為民族主義在日記中的體現不太明顯，他也看過董毅的《北平日記》，可以感到民族主義的暗流，但并非處處體現于生活之中，不能刻意拔高所使用的材料。高士華認為，《北平日記》作者的情況以及對這本日記的來龍去脈也應該有所交代。

根據地的公糧問題

此外，還有兩篇論文涉及根據地的公糧問題，較為引人注目。

信陽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孫啟正的報告題目為《“不怨多出，只怨不平”：山東抗日根據地救國公糧問題探析》。抗戰時期，為保證軍政機構需要，山東革命根據地推行了救國公糧政策。救國公糧的推行，消除了前期以捐募、攤派以及“合理負擔”形式籌集錢糧的弊病。不足四年間，山東革命根據地制定和修訂了十數種公糧負擔辦法，進行了深入的征糧實踐，促使公糧負擔在絕對數量和相對公平兩個維度上成效卓著。然而，以“公平”為最高訴求的救國公糧政策也遭遇諸多困境。孫啟正認為，救國公糧政策是中共“統一”民眾負擔和追求“公平負擔”的一次重要嘗試，為統一累進稅的實施奠定了基礎，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內蒙古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張曉玲的報告題目為《財政現代化視角下的公糧收支研究（1940-1948）——以晉綏邊區為例》。她以晉綏邊區財政收入中比重最大的公糧作為研究對象，考察了包含財政預算決算制度、金庫制度、會計制度、審計制度、財政監督體系等在內的邊區財政體系，運用經濟學方法勾勒抗戰期間邊區公糧收支的動態變化趨勢，并從現代西方財政學理論的視角分析邊區公糧征收制度的演變。張曉玲希望以此揭示中共財政由傳統向現代的演進，以及中共對現代財政思想的探索。

在接下來的討論環節，天津商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楊東指出，孫啟正的論文更多的是對救國公糧政策進行了梳理，而缺少民眾對政策的反應。山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李常寶認為，張曉玲的論文以經濟學的角度解讀，歷史性被淡化，歷史的真實面向或許沒有那么條理清晰。此外，高士華認為做公糧研究首先應當回答“公糧與抗戰是什么關系”這個形而上的問題。

“做有靈魂的歷史”

會議閉幕式上，黃道炫做了總結發言。

近年來近代史學界從研究的地域范圍來看有兩個趨勢：一個是從21世紀初開始逐漸興起的區域史研究趨勢；還有一個就是稍晚些興起的全球史研究趨勢。區域史和全球史，一個向內收縮，一個向外擴張，它們同時在史學界出現，是很有意思的現象。黃道炫認為，從某種程度上，它們是對國家視角的一種解構、一種“反動”。但到目前為止，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歷史研究，國家視角仍然是最重要的視角，這是無法改變的，畢竟現實的運動和歷史的運動在大部分地區都是以國家為主體去運行的。

區域史和全球史為什么會興起？這和近年來國際上的變動有關系，比如歐盟的誕生就提供了另外一種視角的可能性。再者，國家視角的反復出現，也會使其失去美感，可能導致一種自然而然的“反趨勢而動”的沖動。

黃道炫指出，現在很多人研究區域史大概都會從兩種角度出發：一是從域外看域內，二是從域內看域外。學者們經常講的以小見大，既有論題上的以小見大，也有區域上的以小見大。研究者都會去考慮這個區域在國家、全球是什么樣的地位，這個研究會有多大的延展性，或者反過來做全球、國家、地區這樣一個回歸。從內到外或者從外到內，雖然途徑不一樣，但是結果是一樣的。

黃道炫特別強調區域本身的主體性。他認為區域史要從區域本身的長時間發展的角度去做，觀察區域本身的運動和區域中的人的處境、選擇，以及區域中自然、地理環境的變遷，這樣才能真正呈現這個區域活的歷史。如果只是把區域作為一個名詞、概念，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的話，那么這種區域史研究和國家視角下的研究沒有區別。

在強調主體性的同時，黃道炫指出又要避免區域研究的碎片化。如果僅僅是強調區域的特殊性，抱著尋找奇聞異事的心態，那么普遍性就會越來越難以呈現，進而不得不去尋找更多的特殊性，這樣下去就會做成一個一個獨立分散的點。區域史的興起和碎片化的批評基本上是同步的，這本身就發人深省。所以要把外在與區域結合起來研究。

黃道炫一直在思考一個近年研究特別強調的問題：研究可不可以更多地進入人的內心，進入人的靈魂。“人”在傳統的研究上通常是被歷史事件牽動的一個東西，是行動著的木偶，學者們很少會關注具體的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有千萬個馬丁·蓋爾，只有一個馬丁·路德”。傳統史學會去關注一個馬丁·路德，因為他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的進程，而千萬個馬丁·蓋爾并不一定會對歷史有多大的影響。但是對于歷史研究者來說，這些人畢竟是存在的，這些人的生存仍然是需要關注的問題，更關鍵的是，這無數個人之間的關聯其實也是歷史的構成部分。所以無論是區域史的研究、國家史的研究還是全球史的研究，都要去“做有靈魂的歷史”。這是他對自己的期望，也愿意與有志于此的青年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