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此語近來被調侃成“唯富不破”，因李連杰、甄子丹、吳京、鄒市明、托尼·賈等功夫明星，皆敗給了馬云，在微電影《功守道》之中。馬云先后隨八位師傅習拳，問及此生之愿，他希望歷史給予的評價，首先是太極拳大師，其次才是創辦過阿里巴巴的首富。

馬云之于太極，頗使我聯想起林散之之于詩歌。

林散之（1898—1989）以草書名世，卻以詩人自居，嘗言：“我詩第一，畫第二，書第三。”現代藝林中自許文學成就的，還有齊白石，嘗云：“我詩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畫第四”，白蕉也說自己“詩第一，書第二，畫第三”，篆刻大家易孺自詡“詞第一、印次之，音韻又次之”，書畫總奪不了詩詞的第一交椅。不過，林散之不只說說而已，是動了真格。晚年發愿，卒后葬于馬鞍山采石磯李白墓旁，復自書墓碑“詩人林散之”。林散之終得償所愿，卒后與妻合葬于采石鎮小九華山，但他的詩幾乎為世人所遺忘。自2004年文物出版社《江上詩存》增訂本問世后，至今未有林散之詩集或詩選刊印。被遺忘的不僅是林散之，當代舊體詩作者極少能廣為人知，除非作品被選入語文課本。上世紀九十年代，安徽政協有人撰寫論文批評林散之詩，認為其乃打油之作，不堪卒讀。該論文遞交全國第四屆書學討論會，據說因評委極力反對而最終落選。

林散之詩是不是打油詩呢？不妨聽聽另一位打油詩高手啟功的評價。啟功1975年給林散之詩集作序云：

散之老人長功十四載，忘年相契，獎譽極深。……近世文人之作，趨向大約數端：學邃功深者，時呈僻澀；才清力弱者，但飾風華；而畫家吟詠，又多蒙盆景之誚。竊謂詩與畫本同功，凡有意求工者，最易落作家習氣。伏讀老人之詩，胸羅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讀萬卷書而行萬里路者。發于筆下，浩浩然，隨意所之，無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應手之樂。稿中自注最愛宋人之詩，如勉求近似者，惟楊誠齋或堪比附。然老人之詩，于國之敵，民之賊，當誅者誅，當伐者伐，正氣英光，貫穿于篇什之中，則又誠齋之所不具，抑且有所不能者也。（《林散之詩集——江上詩存》增訂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頁）

啟功對聯

啟功序不免替林散之美言，無辜的楊萬里遭到貶低。誠齋詩雖以風趣幽默著稱，但也不乏家國之痛的深沉之作，如接伴金使時所作絕句，給抗金名將張浚、虞允文所作挽詞等，皆不容抹殺，只因那位與他齊名的放翁整日價把恢復河山掛在嘴邊，遂襯出誠齋老人仿佛冷漠于時事。就詩風而言，啟功以楊誠齋比附林散之并不準確。林散之晚年雖有打油之作，但并不企慕誠齋“生擒活捉”似的活法；早年詩風深穩哀怨，又迥異誠齋風味。不過，啟功對林散之“我第一是詩人”的表達，倒深有同情之了解，劉炳森曾就此問題討教過啟功，啟功解釋道：

古代書畫大家喜歡將自己的專長排序，譬如徐渭自稱“吾書第一，詩次之，畫又次之”等。這，可能有兩種心思。其一是聲東擊西，明明徐渭畫第一，偏說“畫又次之”，這樣等于自詡詩書畫皆擅；其二是避暑趨涼，把熱鬧的撂一邊，專揀那涼快的說。書畫債多壓人，沈尹默先生、散之老、費新我先生生前都有“銅錢債易償，書畫債難逃”之嘆。如今去也，阿彌佗佛，只求安寧，稱作詩人，請勿打擾，自然消停不少。從散之老為人處世看，他逝后希望大家稱“詩人林散之”，多半是屬于第二種。（《啟功雋語》，文物出版社2009年，121頁）

以“避暑趨涼”解釋林散之自許詩人，見出啟功的溫柔敦厚。以“聲東擊西”諷刺徐渭，與前文委屈楊萬里一樣，對方皆已作古，說兩句壞話也無所謂。如果回到晚明，徐渭也自有他的“啟功”——袁宏道。袁宏道為了贊美徐渭，委屈了文徵明與王寵：

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余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馀，旁溢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予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悲夫！（《徐渭集·附錄》，中華書局1983年，1344頁）

中國傳統文藝向有詩仙、詩圣、書圣、畫圣等美稱，但“書神”這樣的贊譽似不多見。徐渭書法著實可愛，無論點畫、章法、氣勢皆極動人，但尚未臻“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及“既能險絕，復歸平正”之高境，且筆法粗疏隨意，有“沒遮攔”“拼命三郎”乃至“黑旋風”之感。而文徵明功力之深湛，冠冕有明一代，寄奇險于法度之中，寓蒼勁于端嚴之外，古今書家如衡山者鳳毛麟角，以文徵明視徐渭，后者簡直邪魔外道。故中郎以徐在文上，筆者不免要效仿一下王覺斯：“吾不服，不服！”

袁宏道此序約一千五百字，然檢今人錢伯城《袁中郎集箋校》卷十九《徐文長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15頁），僅一千馀字。傳中委屈王寵、文徵明之句以及“書神”之論皆已刪除，改成了“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馀態’者也”。錢伯城先生整理袁宏道集，以明崇禎二年武林佩蘭居刊陸之選編《新刻鐘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四十卷為底本，參校其他七種版本，校記中并未提及文字刪改，則諸種中郎別集文字基本一致。以此覘知，《徐渭集》附錄的這篇傳可能是袁宏道的原作，后來袁宏道編訂自己文集時作了改動。袁宏道在《答陶石簣》一信中也表示過后悔之意：“《徐文長傳》雖不甚核，然大足為文長吐氣。”“書神”之贊，實在是夸徐渭夸到云里霧里了。夸人雖是美德，但切記“不為已甚”，否則后悔藥難買，袁宏道終究不能“毀尸滅跡”。

袁宏道《草書詩扇頁》，金箋紙本草書，16×50cm， 天津博物館藏。

除“聲東擊西”“避暑趨涼”之外，前人還有“英雄欺人”之說。明代張弼擅草書，文學上無甚成就，自評曰：“書不如詩，詩不如文。”茶陵詩派領袖李東陽聽聞此語后，不屑地說了句：“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2006年，1388頁）然則欺人動機何在？這關乎古人對精神文化活動的高下等級之見。“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道德文章總是第一位的，詩詞歌賦居其次，最下是琴棋書畫。蘇軾對表哥文與可的評價即為明顯佐證：“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馀。”（《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清初書法家傅山也是個多面手，當時百姓心目中，傅山的“技能樹”是這樣的：“至今婦人孺子咸知姓名，皆謂文不如詩，詩不如字，字不如畫，畫不如醫，醫不如人。”（《清詩紀事初編》卷二）這個排列“文”前少了“德”，“醫”后多了“人”，一缺一補恰好抵消，因為道德之高下最終還是表現在“與人周旋”。

徐渭敢稱自己書法第一，是頗有點勇氣的，也折射出晚明時期文人思想解放，對傳統文藝、文體觀念的超越。如張岱以通俗小說《水滸》《三國》來注解《論語》，金圣嘆把《水滸》《西廂》與《史記》《杜詩》相提并論，都與徐渭對書法的自信自許桴鼓相應。反觀宋代文人，蘇軾明明深造于書法技法，卻常常表露出“無法”“不學”的超然。宰相晏殊也當然會矢口否認歐陽修對他“小詞第一”的評價。說到宋詩數量之最，自非陸放翁莫屬，至今尚存九千馀首，但晏殊也不差，當日寫詩極勤，據宋祁《筆記》記載，“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所未有”。

以打油將林散之詩一筆抹殺，是不負責任的。林散之非性格豪放者，作詩偏苦吟鍛煉一路，企慕唐音宋調相濟之境。其《偶得》自述云：“半世多辛苦，寥寥幾首詩。為求一字穩，不厭五更鐘。豪氣驅山谷，閑情挾牧之。春花與秋月，兩不失宗師。”（卷十二）又《念奴嬌》云：“平生自許，不作驚人語，獨趣平易。倉皇里，春風秋雨，侵尋而今老矣。”林散之最成功的是那些深穩沉著之作，感時傷事，憂愁風雨，不刻意作驚人語，意味自醇厚。如早歲1930年代所作《長安旅夜》《歸來》：

蕭條短鬢感飄萍，客夢倉皇睡易醒。熱念不彈思魚鋏，閑情好寫換鵝經。風塵寂寂遲鄉信，春月依依照別亭。遙想故園小叢樹，此時應自暖青青。（卷六）

蓬松短鬢晚涼侵，塵海歸來別恨深。黃葉秋風千里思，青燈夜雨十年心。淹遲漸老江郎筆，疏闊難謀季子金。寫得芭蕉時已倦，坐看山月下庭陰。（卷六）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林散之遵黃賓虹教誨，“挾一冊一筆，半肩行李”跋涉一萬八千里，作“外師造化”之游，得寫生稿八百馀幅，詩二百馀首。然而江山之助，并未使林散之的詩增添雄奇之美，依然以沉穩平淡為主，如《青城雜詩十三首》其八：

倦臥青城陰，秘食青城色。云去滿山青，云去滿山黑。我生耽沉寂，迢迢辭鄉國。芒鞋任疏狂，自喜人不識。剪我篋中紙，磨我囊中墨。信手兩三行，野興頗自得。（卷七）

《江上詩存》（卷七）

此詩三四寫景，學杜甫“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夢李白二首》），但顯得呆板。七八兩句化蘇軾語，尚自然熨帖。上句用“竹杖芒鞋輕勝馬”，下句用《答李端叔書》“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這封書信為后世印人所喜，因“不為人識”特別符合閑章的酸味。清人徐真木刻有白文印“漸不為人所識”（《清初印風》，重慶出版社2011年，58頁），林皋刻有白文印“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清初印風》，39頁）。

1937年，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次年，林散之作《政府遷蜀，戰時銷沉，再次前韻柬子退》：

凄迷春草血痕斑，鄉里逃亡尚未還。四野于今多白骨，中原何處是青山？（自注：戰禍彌漫為亙古未有）猿聲已斷巴渝里，雉檄空傳云夢間（自注：武漢已失，又大戰岳州矣）大知如君應痛此，閉門安得永閑閑。（自注：莊子大知閑閑。）（41頁）

邵子退（1902—1984），號瓜田、老炊等，與林散之、許樸庵結為金蘭之交，并稱“烏江松竹梅”。此詩飽含家國之痛，古典今典融為一體，中二聯皆以虛字斡旋，一氣流轉。但憑此首，林散之自可預當代詩人之列。

1949年后，林散之打油詩日漸增多，但做打油詩已自民國始。1941年至1942年期間，林散之寫了一組最早的打油詩，題為《今詩十九首》，乃刻意與漢末名作《古詩十九首》相對。這一組詩歌用口語寫時事，批判、諷刺國民政府，如：

千年奇事一朝看，買賣官場上下貪。中國不亡真萬幸，問他那個有心肝？

一聲大炮又轟轟，神在西來鬼在東。掄起大刀齊殺去，可憐個個倒栽蔥。

八年抗戰事都完，偉績豐功墨未干。詩寫打油十九首，傷心不忍給人看。（卷十三）

林散之對自己的嘗新頗為得意，將它抄寫寄贈友朋，《抄詩寄遁庵》說：“莫謂壯夫不為耳，寒燈辛苦半年成。”

1956年，林散之開始出任江浦縣副縣長。他嘗試用舊體詩表現新生活，《謝、袁、王三子街頭拾糞，急于農事也。途中相遇，贈之以詩二首》：

賢勞殊自舊，塵垢本區區。福豈木居士（自注：韓愈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功成糞大夫（自注：周有糞官）。策肥今日士，除穢百年圖。卻笑林君復，平生此著無。（自注《夢溪筆談》：“林逋嘗言吾于世間事唯不能擔糞著棋耳。”）（卷二十二）

從古代典籍中挖出有關“拾糞”典故，著實花了不少精力。此首非打油，乃是嚴肅創作。到了七、八十年代，打油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了。如《看山》《電視陶三姐三打賣油郎》：

八十看山眼更花，朦朧似隔一層紗。蓮花蓮蕊依稀認，又被閑云陣陣遮。（補遺卷二）

看完新劇第三場，三姐三打黑油郎。有情終自成佳屬，打出瓜田入洞房。（編之馀卷三）

前一首還有點誠齋風味，后一首是劣詩。又如《為學》《作書贈廣東黎院長》《小王》：

今年九十一，為學求日益。字字書精神，慣用長毫筆。（補遺卷四）

草草數行書，模糊不知丑。問是誰人寫，江南林某某。（補遺卷四）

小王真是孫悟空，縱身躍入水晶宮。趁著龍王睡大覺，捉個憋魚送阿聾。 （外編卷一）

晚年類似這樣無聊、無謂的作品，林散之寫了不少，并不能因其已是九齡老者而為之回護。也許因為他詩人的身份意識太重，不可無日無詩，而情感、才力皆已不足，只能湊合著寫了。晚年所作仍不失其詩人格調的，似只有一首1967年前后做的《愁感》：

百年草草幻塵過，小閣江南墨尚新。挾冊驚心廿四史，馳毫低首十三科。歸遲洛下思黃犬，書老山陰愧白鵝。留客秋風又此夜，蓼花紅透晚香多。（卷二九）

“低首”“驚心”二詞，自可聯系當時背景體味深意。“十三科”（元湯垕將中國畫分為十三科）與“廿四史”屬對工整。五六抒歸隱之念，尾聯蕩開一筆，潤澤有情。

林散之早年吟詠，頗多牢落感傷之作，尚不失詩家體格，若能百尺竿頭更思精進，縱不能步武李杜，躋攀宋人還是有可能的。叵耐1949年后，生活有所好轉，苦吟錘鍛不復，又加晚年暴得書名，更于詩藝上有所懈怠，一路滑坡，貪多務得，遂有許多自鄶以下的作品。《江上詩存·自序》深許“王荊公之奇峭，陳后山之艱深，實為宋代之首”，然林詩乏才氣，不擅奇峭，而苦吟深穩確與陳師道有些接近。要之，林散之絕對當得起“詩人”二字。

林散之的“我詩第一”，固然受傳統文藝等第觀念影響。但最根本的原因，既非“聲東擊西”，亦非“英雄欺人”“避暑趨涼”，而是林散之對自己靈魂的一個真誠交代。“豈與世兒爭一藝？欲從吾子共千秋。”（卷十八《贈友》）林散之其實很清楚，自己對書法是不夠用心的，書法有甚么爭頭？書法家哪知我一生耗心力于作詩？哪知我矢志不渝為詩人？墓碑上“詩人林散之”五個字，是他不受世俗評價的影響，遵循內心的表達，真實表達了一生不改其衷的抱負。

林散之《草書太湖紀游》，浦口求雨山文化名人紀念館-林散之館藏。

就草書而言，林散之不擅狂草，且六十以后始寫草，乏臨帖習古之功，頗多自運，如何當得起“草圣”？其用筆欠豐富變化，唯用墨處多以畫法入書法，重濃淡濕渴之變化，綽然意趣，此固為其戛戛獨造，卻不免落入旁門。須知中國傳統向來以書馭畫，以書法入畫法，如今反其道而行之，人為安排一多，天機便滯塞。1973年，《人民中國》雜志刊載林散之《清平樂》草書條幅，前得趙樸初、啟功肯定，后受日本人追捧，又加中國書法界以耳代目者甚夥，于是有了所謂“海內震驚”。自今視之，不免興廣武之嘆。當然，林散之不能完全置身于世俗評價之外，晚年不免自傲，據說他曾自評書法：“我的作品能站三百年，心中有數。”（朱仁夫《中國現代書法史·林散之》，貴州出版社2012年，305頁）若說“英雄欺人”，這句“三百年”比“我詩第一”更合適，也比馬云的我是太極大師更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