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恩 │ 大西洋的初代霸主——西班牙的征服與霸權

2022-08-04 19:1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西班牙遠洋航行與葡萄牙方向的迥異，也決定著兩國掠奪財富方式的不同。在對財富的渴望下，以商品貿易體系為主的葡萄牙模式發生變化，逐漸轉變為對原住民的征服和地理空間的占據。

西班牙采取了與本土印第安人結盟的方法，運用令人迷惑又向往的“征服術”使這片土地的原住民臣服。在打破原來舊秩序的同時，自身也成為了新秩序的主宰者。

征服世界：一部歐洲擴張的全球史，1415～2015（全3冊）

作者：[德]沃爾夫岡·賴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

譯者：周新建皇甫宜均羅偉

出版時間：2022年6月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索·恩

征服的原動力——對財富的渴望

盡管有夸大其詞的教宗訓諭，但發現新世界后西班牙人便進行征服絕對不是一開始就確定的，而是不同的人從務實角度出發作出的決定，這些決定造成了種種偶然結果，它們累積起來成為一種新結構。

西班牙人與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之間的數量比最初幾乎還不如葡萄牙人與亞洲人或非洲人之間的數量比。（另外，我們沒有必要非得將新世界的舊主人稱為"Indigenas"，而是可以繼續稱其為"Indianer"，因為與在拉丁美洲一些地區使用西班牙語的"Indio"不同，德語中使用這個詞沒有蔑視的意思。）西班牙人的這些成果背后隱含著需要解釋的歷史事實，即與亞洲人和非洲人不同，美洲原住民與歐洲人交手幾乎每戰必敗。因而在亞非的例外在美洲很快成為慣例，探險遠征、貿易遠征和劫掠遠征演變為征服占領。

在新世界缺乏收益首先導致原構想的改變。1494年維持海地島上的站點要花費整整10.4萬杜卡特金幣，但黃金開采量僅僅價值3萬杜卡特。籌措繼續推進的經費以及建立更大規模的黃金開采礦山需要更多的資金，超出了王室能夠和意欲籌措的數目。因此，私營商業和私人資本得到鼓勵，前提條件是王室的控制和利潤須得到保證。于是固定貿易據點體系的葡萄牙模式出現變化，開始更加注重統治的形成。

目標不再是通過擴展貿易空間使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是通過擴展統治空間使長期利益最大化。因此，歐洲的擴張在這里從初級經濟進程發展為政治進程，變成征服舊主人以便移民，而為了安置移民而建的就是"Kolonien"，此處使用的是這個詞原本的詞義"居住點"，盡管當時并不是這樣稱呼它的。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外，這一進程于數百年后才在世界其他地區出現。

于是，征服者（Conquistadores）對黃金的渴望作為征服美洲（Conquista）最顯而易見的動力被激發出來了。然而，這種瘋狂的貪婪不只是一種個人惡習，它是經濟和社會的普遍傾向在個體身上的表現，因為經濟活動需要穩定的支付手段。在中世紀后期資金普遍短缺的背景下，西班牙和葡萄牙都通過降低鑄幣成色引起貨幣貶值，為戰爭和內戰籌措經費，造成的后果是貨幣混亂。信奉天主教的國王雖然通過恢復鑄造金幣成功地進行了貨幣改革，但因爭奪格拉納達的戰爭還是陷入了財政困境。皇帝查理五世的政策很快就表明了他們那永遠得不到滿足的要求。盡管在此期間，整體經濟的瓶頸已經消除，但對于近代早期貴族階層的財政來說它依然存在;由于統治者實行耗費巨大的大國政治，在西班牙更是如此。

各個征服者意欲獲得財富的目的驚人相似。是用戰利品進行營利性投資（也是為新的征服戰籌措資金）還是肆意揮霍金錢——這完全不是在精于經商和奢侈鋪張之間作出個人的歷史抉擇的問題，或者說不僅僅是這個問題。確切地說，依照貴族的價值觀，財富首先是通過巨額忠實的本地盟友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幻想破滅的阿茲特克人已經不再顧忌自己的統治者還在異族人手里的時候∶1520年6月30 日夜里，即在那個"悲痛之夜（Noche triste）"里，西班牙人撤退時在可怕的戰斗中差一點被全殲。一年后科爾特斯卷土重來，率領反阿茲特克聯盟的大軍攻占了已被西班牙人帶來的天花傳染病大大削弱了實力的特諾奇蒂特蘭，并將其作為他的殖民地"新西班牙（Neu-Spanien）"的首府地位的作用，征服的動力尤其以此為基礎。

依靠本地盟友

忠實的本地盟友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幻想破滅的阿茲特克人已經不再顧忌自己的統治者還在異族人手里的時候∶1520年6月30日夜里，即在那個"悲痛之夜（Noche triste）"里，西班牙人撤退時在可怕的戰斗中差一點被全殲。一年后科爾特斯卷土重來，率領反阿茲特克聯盟的大軍攻占了已被西班牙人帶來的天花傳染病大大削弱了實力的特諾奇蒂特蘭，并將其作為他的殖民地"新西班牙（Neu-Spanien）"的首府。

在那里，西班牙人十分樂意與當地的盟友合作，他們做出是那些盟友的解放者的樣子，或者說至少很樂意與忠誠的當地女人合作。我們不能超越時代地用現代眼光將這種“合作者（Kollaborateure）”理解為叛徒，因為他們的忠誠不屬于當時尚不存在的民族，也不屬于讓他們處處感受到壓制的帝國，而是屬于自己的小群體。充其量他們謀取的是小群體的利益，如果不單單是為了個人利益的話。

作為個體，他們或自愿或不自愿地屬于“文化中介人（cultural brokers）”的類別，如皮薩羅目的明確地捕獲并訓練出的翻譯，他們多少具備一些能力活動于不同文明之間的精神層面，甚至活動在一個真實存在的“第三空間”里。俘虜，后來還有混血兒，都特別適合做這類事情。

在這一征服過程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進程模式，我們可以直接稱其為"征服術（Technik der Conquista）"，只要將皮薩羅的行動與他表弟科爾特斯的行動進行比較，我們就能特別清楚地看出這些模式。宣傳那個地方的財富非常重要，這對西班牙人而言是一種刺激。就連命名也對他們具有同樣的作用，除帶有宗教背景和與基督教圣徒相關的名字外，常見的還有在家鄉的地名或國名前加上"新"，或者是加上具有誘惑力的詞。

從土著人的視角看，無論是出于個體利益還是出于群體利益，與強大的新主人結盟完全是可能的，特別是因為至少在最初，新主人的統治體系與之前的沒有根本區別，這大概是普遍的認知。征服和擴大西班牙人的統治體系只有借助當地盟友才有可能，從另一方面說也只會出現這種結盟，因為與其他大洲不同，這里幾乎不存在與更大的政治體的聯系。

“成為舊主人的新主人”

征服背后的思想依據是西班牙國王先驗地認為他們有權統治新世界，這一統治思想原則上不認同印第安人是權力對等的主體而與其締結條約。自1513年起，征服者有義務宣讀所謂的"要求（Requerimiento ）"，即一種經過公證文書證實的公告，將這一權力告知印第安人。只有在拒絕皈依和臣服之后才能轉而采取軍事行動。

遠征尚未西班牙化的島嶼或在南美洲北海岸抓捕奴隸已經成為常態。一些善心的傳教十被自己的羔羊們打死。因為之前傳教士的西班牙同胞襲擊了他們的族人并將他們掠走為奴。因為所有的控制努力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皇帝查理五世決定于1530年全面禁止奴役印第安人。迫于既得利益者的壓力，1534年該禁令又被取消，1542年重又頒布，并且成為當時頒布的改革法的永久性組成部分。

然而，已成為奴隸的人沒有隨之立刻被解除奴隸身份，各邊境地區因戰爭而合法化的奴隸制還持續了很長時間。奴隸制是印第安人經受的最極端的強制勞動形式，但絕不是唯一的形式。由于懷著貴族階層特有的碰運氣的心態，西班牙移民幾乎不愿意從事體力勞動。因而新世界的經濟"開發（mise en valeur ）"要靠役使印第安人來進行。

也就是說，印第安人不僅要成為基督徒（關于這一點人們經常能讀到），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要隨之經歷很大程度的歐洲化。赤身裸體、信奉異教的散居者應變成身穿歐洲衣裝、信奉基督教的農民，生活在自成一體的村子里，因而無法躲避教會、政治，特別是國家財政的控制。

歐洲式的正常田間勞作在西印度印第安人看來始終是怪異的、不可理解的文化，而這種想法在西班牙人看來也同樣不可理解。他們只能將印第安人的打著另一種文化印記的行為解釋為懶惰。不僅公家和私人對利潤的追逐經常阻礙完全出于好意表述的發展政策，而且種族中心主義的狹隘眼界也給它造成額外的困難。強制勞動（Arbeitszwang）似乎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于是 1503年實行了"印第安人勞役分攤制（Repartimientos）"，并以監護征賦制（Encomiendas）的形式組織實施。王室官員將印第安人頭人指派的一定數量的印第安人分給值得信任的人。這些出勞役者被明確定義為自由人，不是農奴，西班牙主人有義務為他們提供住處、食物和衣服，有義務付給他們適當的酬勞，并在空閑時間向他們傳授基督教。

然而。這種監護征賦制實際上就意味著毫無顧忌地剝削印第安人，強行招募勞動力，拆散家庭使用女工、童工，遇有反抗或逃跑時使用殘酷的暴行，其間常常連用于維持生命的最低限量的食物也不提供。這一體制或許甚至比奴隸制還糟糕，因為它無須將勞動力視為須加以維護的投資物，它可以無所顧忌地追逐利益最大化——損失的勞動力在此期間還很容易找到替代。

1511年降臨節期間，多明我會修士安東尼奧·德·蒙特西諾斯（Antonio de Montesinos）與其教友在圣多明各的教堂舉行了一次布道，那場布道大概讓當時在場的殖民地名流氣都透不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