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與“意義”

1948年，維納在《控制論》中提出對信息加以測量的設想。他將信息的傳遞簡化為一系列“二選一”事件依序發生，并將其界定為一種“負熵”：信息在噪聲中的消散同熵的增加遵從相似的統計學性質。同年，香農發表了《通信的數學理論》一文，其中也提出了今人所知的信息熵概念。“信息”成為一種可被測量的對象，概率式的模型為其提供了刻畫的尺度。

2020年3月7日，上海，一處測量體溫的熱成像儀。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這種對信息的技術性定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天的數字媒介。不過，并非所有人都對這種定義投以贊許。1955年，信息論“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麥凱伊（Donald M. MacKay）指出，這種定義帶來了兩種不良后果。首先是，它使人誤以為信息論是一種完全不在乎意義的理論，而這一點實際上為香農所否定過；隨之而來的則是，“意義”被視為“主觀性的”、“模糊的”乃至“危險的”，并因此被驅逐出信息論的討論范圍。

麥凱伊認為，信息的測量不僅可以從概率的方面考慮，同時也可以從結構的方面（獨立的特征數量，或信息的“自由度”）和證據的方面（信息為表征某個對象或結果所貢獻的證據單元的數量）等不同角度加以計量。這實際就提示了信息在不同語境中的質性差異，也就是被吸收到“信道”、“信源”的概率模型中的那一部分復雜的結構。

如海勒（N. Katherine Hayles）在《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中所言，對于信息的概率式觀點，很長時間內主導了“工業標準”，而對此的異議只能在學科邊緣時隱時現。事實上，在麥凱伊之外，還有通才式的英國學者貝特森（Gregory Bateson）。這位歷經動物學、人類學而進入家庭治療和心理學、語言學、視覺影像研究等多個領域的學者，在與控制論的接觸中形成了自己對信息的見解，通常被概括為“信息是制造差異的差異”（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在貝特森自己的表述中，“制造差異的差異”實際是對信息“位”的定義，即構成信息的基本單元。不過，所謂“誤讀”實際并未錯過貝特森信息觀點的關鍵，也就是強調對人而言的信息，包含了質性上的差異，無法通過簡單測量某個“數量”就能得到表征，從而允許了“意義”發揮作用。

2022年6月1日凌晨，上海正要解除封控。

為了與“信息”的技術性定義相對比，也有好事者統計了《傲慢與偏見》中“information”一詞出現的數量，比較了它們出現的語境。在他們看來，簡·奧斯汀代表了一種更為古老的對于“信息”的觀念，即話語、文本、圖像等各種載體承擔的題材內容。它可能是關于現實的，也可能關于虛構；可能是真實可靠的，也可能是虛假的；不僅如此，它可能完全不是命題，而是疑問或命令。可見，技術性的概率定義，為信息的傳播提供了工程上的思維工具，但它尚不足以作為一種真正綜合的關于通信與傳播的理論。

信息洪流中的城市，“身”與“心”的碰撞

在今日城市的語境中重提舊事，不單是對不斷重塑日常生活經驗的數字媒介進行某種歷史起源的追溯，更是要回應其中愈發無所不在的數字媒介的應用。如雷爾夫發現的那樣，數字媒介、跨國貿易和快速交通的興起，擴大了人的生活半徑，關于“地方”的經驗從而得以“極大地擴展與豐富了”。人們可以“待在自己的房間或坐在路邊的一家咖啡廳里，品嘗著一臺意大利機器調制出來的薩爾瓦多咖啡，腦海里想著其他地方的事情，或閱讀一封遙遠城市的朋友發來的電子郵件”。這樣的日常經驗，將無數的“地方”同人建立了關聯，也改變了人們同地點之間的關系，對從未親臨的地方產生情感的親近，已經成為了現實。

2021年7月1日，上海外灘，人們等待觀景游輪。

“信息”本身就構成一個世界。早年的網絡游戲《第二人生》引入了“城市”作為角色扮演游戲開展的場域，而如今有關“元宇宙”的話語也在營造諸多“夢境”。它們接連不斷邀請人們進入并投身“賽博空間”，營造虛擬的、信息之海中的“城市”。“賽博空間”的流行意味著，人在參與聯機活動時，至少部分地（感官上或“精神上”）脫離了其身體所處的地理方位、時間坐標乃至以此為約束的社會關系，“轉送并安置”于另一種異質空間中，獲得替代性身體的經驗。支撐它的則是一種數字媒介版本的“身心二元論”：憑借技術轉換，創設出一個專屬于“心”的“宇宙”、賦予其有別于“身”的位置，并將其設定為人的“實在”，由此，“身處果殼之中，仍然是無限宇宙之王”得到了實現。

但是，雷爾夫看到，數字媒介嵌入現實之中，“它們穿過空氣和墻壁，穿過埋在地下的電纜，離開建筑物，浮現在小型設備里”。在這個意義上，賽博空間是一種無法實現的隱喻，人們就在“此時此地”操縱種種數字設備，并不會因此被傳送到另一時空。只有當人們毫無防備地沉浸于媒介之時，真實的體驗才被無意識地認定為實在發生的事件。

2020年8月，上海徐匯跑道公園，一家書店的墻上有一道鏡像。

誠然，有各種證據表明，人們在進行電腦游戲與觀看VR表演時，會因視覺上感知的情境（如危險的懸崖）而產生“真實”的情感體驗。而人們面對電影、小說時早已有過類似體驗：在圖像呈現的“懸崖”面前感到恐懼，就像最早的電影觀眾面對《火車進站》的畫面時落荒而逃。如果在感知與認識上屏蔽了起作用的技術設備——屏蔽了它們的物質性存在，只有這種無防備甚而是無知的沉浸，才能讓人心甘情愿將其作為真正現實的感情與精神來接受。賽博空間的隱喻得以興起，是權力與技術體驗壓制技術知識（經驗），對感官表象的盲信壓抑批判性認識帶來的結果，與身心的二元分離相輔相成。

從“數字”向“人文”回歸

身心二元論的復興這一事實本身，提示了此種二元論的社會條件獲得了持續的再生產。正如過去人們在“人的本質沒有真實的現實性”的社會中，不得不創造出非人的存在以寄托“幻想的幸福”；寄希望于數字媒介的“宇宙”、創造一個能夠自主行動的“化身”，同樣標志了一種“幻想的現實性”。這個意義上，數字媒介提供了“無情世界的感情”和“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新的表現形式：數字媒介的“宇宙”愈是“豐饒”而“自由”，也就相應暗示了“身”在“真實的現實性”中被勞役、被束縛的狀況。

與此同時，信息采集與傳送的地盤不斷擴張。我們在城市中的行為，對應形成一系列多種媒體和制式的數據。仿佛某種“數字副本”，準確記錄了我們的地理坐標、身形外貌乃至健康狀態。“信息”越來越多，而其與“意義”的距離卻越來越大。人們在城市中的運動被映射到信息的集合之中，成為小說家筆下那種“海灘人”，竟然成了某種奢望。

另一方面，通過數字媒介、“在賽博空間中”得到表達的追求，體現了人文的品質；而為信息的擴張正名的方式，也往往表達了良好的愿望。事實上，即便從技術一端來看，諸如“人在環路”（human-in-the-loop）的設計思想，或是有關建設“以人為中心”的人工智能的倡議，都是把過去在推動信息技術的“自動化”話語中，一度被忽視甚至排除的人的因素，重新納入考慮范疇。

在駕駛室里摸索的孩子。

近來，關于“數字人文”的反思，更顯示出從對數字媒介技術手段的追求向人文學科的內涵回歸的趨勢。它將數字媒介所調節和中介的人類生存境況視為展開研究的一個前提，有意識地加以審視。

W.J.米切爾在《地方的復仇》中指出，數字媒介將人們轉變為事實上的“缸中腦”，這至多是暫時能忍受的境況，卻不是人的應然狀況。“生存主義者”大可將自己與世隔離，但大多數人仍依賴于那些具有獨特價值、不可通過“信息”而復制的“地方”——那些真正具有意義的處所，將經受數字媒介的挑戰，脫穎而出。逃脫“信息”捕捉的“意義”成為從“數字”境況回歸“人文”的一條重要路徑。

譬如，隨著地圖導航、叫車平臺乃至各種外賣平臺的廣泛使用，人們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產生和使用著各種地理信息數據，可謂日用而不知。而這些數據或信息流所含有的奔赴的意義，卻丟失在路徑軌跡的坐標數據之外。“意義”在“信息”之中的創造，也生發著難以被已有框架框定結構的新的信息。

“意義”構成人們需要并使用“信息”的緣由，是幫助人們抗拒那些企圖將人扁平化為各式“數字”媒介中傳送的信息的立足點，也是“人文”的立足點。由此，當“信息”洪流中呈現出那些未曾出現的事物、未曾辨識的景色，即便引人遐思如流星般短暫，也是獲得了意義，而指認這種意義，就仍然顯現出無法被框定為“信息”的、現實的而非幻想的人生之豐饒。

（作者朱恬驊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