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從動機上看，并不是為了加入金本位制。但從后果看，清政府的巨額賠款，事實上幫助日本加入了具有國際標簽意義的金本位，完成了具有象征意義的“脫亞入歐”戰略。日本改采金本位制，不僅進一步完善了金融體系、擴大了對外貿易，更消除了原本因幣值與白銀掛鉤，而無法對外融資的“原罪”。加入金本位后，日本得以大幅度對外融資舉債，籌措軍費與經濟建設財源。

是否應當實施金本位的爭議

1868年，明治政府高舉三面大旗（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推進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積極建立現代貨幣體系。這種金融體系的建立，為推進工業化打下重要基礎。明治初期的開港地區仍將墨西哥銀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1870年秋，時任大藏少輔伊藤博文（1841—1909）赴美國考察，建議仿效銀行制度、改采金本位制。（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維新時期設立直到2000年期間存在的中央政府財政機關，主管財政、金融、稅收；2001年分解為財務省和金融廳。——編注）

1871年5月，大藏省頒布《新貨幣條例》，規定施行金本位，但實際施行的是雙本位制：金名銀實（名義上是金本位，實際上是銀本位）。當時輕工業發展迅速，而國際銀價持續走低，意味著日元對外貶值，對出口有利，外貿易收支持續順差。

18世紀上半葉的國際金銀比價，大致在1:15.5上下浮動。1870年代，歐美各國施行金本位后，金貴銀賤日趨明顯，銀價大幅度下跌，對出口有利。改采金本位，對日本經濟不利；高層堅持金本位制，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兩個關鍵人物是：伊藤博文和松方正義（1835—1924）。

松方任大藏卿（大臣）的年月是：1881年10月至1892年8月、1896年9月至1898年1月、1898年11月至1900年10月。任首相的時間為：1891年5月至1892年8月、1896年9月至1898年1月，正是討論加入金本位的關鍵期。他主張財政改革，成效卓然。他堅信加入金本位制是“世界大勢”，即使對出口短暫不利，但轉向金本位制，是成為列強伙伴的必要臺階。

1893年6月，印度施行金本位制，國際金價上漲，對日本的進口影響顯著。日本政府為此成立“貨幣制度調查會”，調查是否應改變貨幣本位。各方爭論不一，調查會內部也意見不一。大多數人不主張加入金本位，認為銀價下跌有利出口，而且銀價下跌所造成的物價上漲，能“促進農工商的興旺”。此派代表人物有：澀澤榮一、園田孝吉、小幡篤次朗、高田早苗等。

改制派以大藏省的阪谷芳郎、添田壽一等為代表，他們認為要強化軍事實力，充實產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必須從歐美輸入武器和機械，導入外國資本，采用金本位有利于進口、節省外匯支出。實行金本位制估計要有2億日元的黃金儲備，主張金本位制的官員對這個數字也生畏，認為金本位制必行，但要先湊足“金準備”。甲午戰后，金本位爭論仍持續進行。

《馬關條約》巨額賠款的助力

《馬關條約》要求清政府賠償的巨款，主要有三項：其一，軍費庫平銀2億兩；其二，贖遼費庫平銀3000萬兩；其三，威海日軍駐守費庫平銀150萬兩。合計庫平銀2.315億兩。日方還以庫平實足為借口，多要了1325萬兩來補匯差，同時要求用英鎊在倫敦支付。由于金價上漲，造成匯差總損（鎊虧）額約1494萬兩。以上總計庫平銀2. 597億兩，折合日金3. 895億日元，是日方實際軍費支出的2.6倍，或年度財政收入的4.87倍，這筆巨款成為加入金本位的決定性砝碼。（庫平銀是清朝國庫收支使用的標準貨幣單位，起于康熙年間。——編注）

1895年7月，貨幣制度調查會最后一次全體會議，通過兩點決議：其一，有必要改正現行通貨本位；其二，新采用的幣制是金本位。1896年9 月，松方正義再次當選首相，組成第二屆松方內閣，親兼藏相（財政部長）。他以大藏省書記官添田壽的《金本位制施行方法》為藍本，提交內閣會議。經內閣決議、帝國議會決議后，1897年3月頒布施行金本位的《貨幣法》，其中規定：1日元等于純金750毫克，10 月起實施。這是日本“脫亞入歐”的經濟象征。

采銀本位時，由于國際銀價持續下跌，無法吸收外國投資者購買日本發行的國際債券，很不利擴大軍費，籌集建設經費。實際上，要維持龐大的軍費，光靠國內借款遠遠不夠。擴充的軍艦大部分從英國訂購，銀價跌落就會增加艦款，這是迅速轉向金本位的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是歐美的低開發型貿易伙伴，也是國際間的資本輸入國。

甲午戰后，日本積極工業化，開始“戰后經營”時代，包括擴張海陸軍，設立制鐵廠，鋪設與改良鐵路，發展電信、電話事業，擴張航海業，增設大學、專門學校，設立勸業、農工、臺灣等銀行，以及經營臺灣。經費來源由租稅充當，臨時費則由公債、賠款充當。銀行制度的改革，加速了資本積聚，成為原始積累的有力杠桿。（相關情形參見表1）

日本為何要發動甲午戰爭

明治維新后，日本急需建立自主性的產業體系。但因先天不足，推行“殖產興業”所需的大量人才物質仰賴歐美，造成大量金銀外流。1868至1893年間，從各國輸入的黃金總額達1230萬元，其中從朝鮮輸入的占835萬元（68%）。黃金走私量也相當可觀，1885至1887年間的輸入量是國產量的4倍。

改采金本位的最大障礙，是黃金儲備缺乏，對外擴張顯然是重要管道。1888年10月，松方正義就任大藏相，進行紙幣整理，充實“正貨”（黃金儲備）。如果沒有朝鮮的黃金，松方的政策能否推行都是疑問。依據1876年《日韓修好條規》附錄第七款，日本諸貨幣可在朝鮮自由流通，紙幣可以自由換走黃金。

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遠東問題專家Payson Jackson Treat（1879—1972）1939年概括了甲午戰爭起因的四種觀點：其一，俄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將打開對中國開發的大門；其二，日本軍方藉戰爭打造一支新軍；其三，政府藉以轉移國內嚴重的政治紛爭；其四，中國對朝鮮事務的干預激怒日本。

據他研究，主因是中國對朝鮮獨立與內政的干預，影響日本在朝權益。日本意識到三重威脅：中國、俄羅斯和西方。基于生存的競爭需要，中、俄、日爭奪朝鮮等地時，日清、日俄戰爭必然爆發。中國也有人持類似的觀點，比如認為1894年的朝鮮東學黨起義，是甲午的直接原因。此外還有幾種觀點：

其一，經濟目的說。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是為了確保國外原料和市場, 進行原始積累，掠奪殖民地。日本的資本主義較歐美落后，國內市場狹窄，資源貧乏，不僅需要中國和朝鮮的原料，還需要開辟廣闊的中國、朝鮮市場。

其二，偶發說。具體而言包括：戰爭是因朝鮮東學黨起義引起；日本國內發生政治危機，不得不把內部之爭轉向對外侵略；戰爭是陰差陽錯的偶然性原因促成。

其三，侵略中國和朝鮮是既定國策，甲午戰爭是軍國主義蓄謀已久的行動，是實施擴張的大陸政策之必然步驟，不是偶發事件。1890年開始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是發動甲午的直接契機，朝鮮問題僅是借口。

19世紀末的國際金本位制

當時的國際貨幣，以金本位為主導。在金本位下，每單位的貨幣可兌換等值的黃金：實際通行的是紙幣，但紙幣可以自由兌換成黃金。最早實行金幣本位的是英國，1816年頒布《鑄幣條例》，規定1盎司黃金的價值為3英鎊17先令10.5便士，銀幣只是輔幣。1819年又頒布條例，要求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在1821年能兌換黃金，1823年能兌換金幣，并取消對金幣熔化及黃金輸出入的限制。從此，英國進入真正的金幣本位制。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兩個殖民地，也于1852、1853年加入金本位。

普魯士接著加入。普法戰爭（1970—1871）后，德國取得法國的兩個省，還獲得50億法郎賠款。1871年1月，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在巴黎凡爾賽宮宣告建立德意志帝國，成為首任皇帝。在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的主導下，德國利用巨額賠款購買黃金，過渡到金本位。

為何19世紀末金本位能在世界范圍內確立？重要原因是1850到1860年代，黃金生產迅速增加，貨幣用途的黃金儲量顯著增加。另一方面，白銀的提煉方法改良，產量續增，1870年代后銀價急遽下跌：從1870年的1:15.5跌到1:18，1889年為1:22，1894年1:32，1902年1:38（金貴銀賤）。

當時英國是最強國，德國是歐陸新霸主，美國與其他國家紛紛加入金本位。這種幣制有嚴格的紀律，在國內能穩定物價，也能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加入“黃金俱樂部”的成員，在緊急情況下，能得到霸主英國的支持。

金本位制的本質，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英國為主導的貨幣紀律，以及國際收支的調節機制，對全球貿易的增長十分重要。但這種體制所形成的價格結構，會使國際分工體制固定化：金本位對工業化國家，比對落后國家有利。在全球的生產和貿易分工中，英國是金本位最大的受益者。

在這股潮流下，日本也想積極加入“黃金俱樂部”。目的是提高國際金融市場的信用等級，吸引外國投資者購買債券。

金本位制：日本“通往帝國之路的杠桿”

換幾個角度看不同觀點。

其一， 1890年后日本對外貿易巨幅增加，但很難說是因為加入金本位，還是世界貿易規模擴大的結果。

其二，經濟規模擴大企業勃興，對進口需求增加速度更快。日本棉紗、雜貨出口擴大，但進口增加的速度更快，收支逆差耗盡了日本從甲午賠償中獲得的外匯存款。

其三，日本若要繼續“戰后經營”，只能靠募集外債。采金本位制后，能與國際資本市場聯結，易于引進外資，可擺脫收支危機。（相關情形參見表2）

其四，日本采金本位制后，因匯率穩定，國外投資者的風險顧慮減少，日本才能大規模引進外債。1897至1913年，日本外債增到19億日元，1913年債務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41.3%，扣除國際借貸中的債權，日本對外凈債務為12.235億日元，占GNP的24.4%。

其五，與白銀掛鉤的日元，不易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持續廉價地獲得融資，轉用于軍費與進口機器建設。一旦與他國開戰，清朝的賠款根本不夠。日本政府高層明確意識到，要進入國際金融市場，就必須為白銀掛鉤的“原罪”付出代價，改采金本位才能消除“原罪”。（相關情形參見表3）

表3：日本軍費支出（1890—1904；日元）。數據來源：Giichi Ono (1922): War and Armament Expenditures of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02-304。

日俄戰爭（1904—1905）時，日本也通過海外市場籌措軍費。倫敦是最主要的資本市場，英國也是日本購買戰艦的主要來源。還有一種文化上的見解：發達國家都已進入金本位，日本也應由銀本位轉向金本位，清朝的巨額賠款正好可以幫助日本轉向更高級別的“貨幣文化”。（相關情形參見表4）

表4：清政府對外債券融資（1894—1910）。數據來源：徐義生（1962）：《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北京：中華書局。

總體而言，加入金本位制是政治上的考慮，目標是通過“黃金俱樂部”融入西方世界，從國際市場籌得資金。甲午戰前日本財政規模約8000萬元，戰后從“小政府” 轉向“大政府”，財政規模超過2億日元。最主要的是軍費，單項就把財政規模擴大到1億日元。加入國際金本位制是日本脫亞入歐的關鍵，是日本“通往帝國之路的杠桿”。

加入金本位也帶來嚴重后果。不僅國內媒體有負面評價，更主要的是由于預算擴大、企業勃興，國內信用狀況惡化。最重要的是，維持金本位運行需要大量外匯儲備，就更依賴海外融資。日本銀行自1882年開業以來的三十一位總裁中最精通金融事務的銀行家深井英五（1871—1945）說：“我國在海外發行的債券，都成為外匯資產，甚至可以理解為：我們發行海外債券的目的，就是為了維持金本位制。” （日本銀行是日本的中央銀行，深井英五于1935年6月至1937年2月擔任日本銀行總裁。——編注）

甲午戰后，日本扮演“遠東憲兵”的角色，英國提供最主要的財務支持。英國為了對抗俄國、德國和法國在東亞的擴張，在金融上扶持日本，1902年1月與日本簽訂條約，結成英日同盟。當時為彌補日本急遽擴大的國際赤字，連在倫敦控制下的日本海軍艦艇貨款，也被暫時挪用。后來日本通過募集外債來填補貨款，日俄戰爭的經費也在海外籌集。這些都是改采金本位后，金本位發揮重要作用的例證。

甲午戰后，由于大量進口軍艦機械，日本國際收支出現巨額赤字。也因為通貨大量增加，物價上漲加快，金融形勢持續緊張。但能長久支撐不致破產，原因在于金本位制從海外大量吸收資本。在向金本位過渡過程中，恰逢1890年代后半期世界經濟開始恢復，日本吸收外資比較容易，硬通貨（黃金）流入，補充了日本對外支付的儲備，并彌補了財政赤字，緩和了金融形勢，為戰后的企業勃興、經濟擴張、“大政府”的正常運行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