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1998年重印

這本書的學術貢獻主要有四點。第一是首次正面定義了“宰相”，從而使得 “宰相制度” 成為—個有著清晰邊界、可以進行嚴肅學術討論的現代史學議題。在祝先生之前，宰相是一個人人都“大概”知道，但從來沒有誰加以定義的概念。中國第一部制度通史《通典》的作者、唐代的政治家杜佑甚至這樣說：“自魏晉以來，宰相……無有常官?！痹趺纯赡苣兀空仿毠僦咎岬皆紫嗟臅r候，通常會說它是“佐天子而理大政”的，再具體的職任規定就沒有了。而祝先生則明確提出，宰相必須同時擁有議政權和監督百官執行權，這兩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祝先生引用《后漢書·陳忠傳》的記載，說“議政權”就是“入則參對而議政事”，按制度享有進宮謁見皇帝，共議國家大事的權利；而“監督百官執行權”則是“出則監督而董是非”，也就是說“經過皇帝與宰相商議，形成決定之后，還得由宰相監督百官執行。這里包括百官執行后的考課，以及由此奏行的黜陟、賞罰等”（第5頁）。祝先生對“宰相”的定義，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同，我講宰相制度，也是按照這個標準來講的。正是按照這個標準，我們認為，明清兩代是沒有宰相的，因為內閣和軍機處自始至終都沒有穩定地獲得監督百官的執行權，只有議政權。

這本書學術貢獻的第二點是根據“宰相”的定義明確指出，兩漢的宰相“始終是三公”，魏晉南北朝的宰相“始終是尚書令、仆射或錄尚書事”。（第6頁）這是全書的核心內容，但在這里恰恰是不便展開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讀。

這本書的第三點學術貢獻，論述了皇帝身邊的秘書咨詢機構發展壯大，是逐步轉化成新宰相機構并取代舊宰相機構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斷進行的。（第364頁）漢代的尚書，本來設于宮城之中，接受皇帝的咨詢，參與議政；到魏晉南北朝，便演變成宰相，取代了原來的宰相——三公。這是秘書咨詢機構第一次取代宰相。尚書取代三公之后，皇帝身邊又出現了新的秘書咨詢機構，這就是門下和中書，“到隋唐，門下、中書長官也演變成為宰相，只不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是取代尚書省，而是‘并相’”。（第364頁）這是秘書咨詢機構第二次取代宰相。

這本書的研究時段到這里就結束了，但是秘書咨詢機構升級、宰相換代的過程仍在繼續。唐五代新出現的兩套秘書咨詢機構，一套是翰林院，一套是樞密院。翰林院以起草文書為主，實用性較強，因而在入宋之后繼續保留了秘書咨詢的功能；樞密院參掌機務，是五代皇帝賴以處理軍機要務的主要幫手，入宋之后演變成為外朝軍政首長，與原有的宰相機構——中書——對掌文武大政。中書和樞密院合稱“二府”，形成了按文武事務分工的新型的宰相機構群。

那么，我們應當怎樣理解這種秘書咨詢機構升級、宰相機構“迭代”的歷史現象？或者說，宰相機構“迭代”背后的動力究竟是什么？

傳統的解釋，“一般都把宰相制度變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君主與宰相的權力之爭，即（認為）君主感到相權發展過重，‘威脅’自己，于是有意采取措施，削奪相權，從而導致了一系列制度的變化”。（第13頁）隱藏在這種解釋背后的，是片面強調對立沖突的歷史觀，它傾向于把君和相看作利益沖突、信任缺乏、恒處于權力競爭之中的一對關系。這種歷史觀基本上主宰了我們的歷史書寫，也高度影響了受此歷史書寫教育的我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讓我們在觀察一對關系的時候，很容易看到對立的一面，看不到或者說很少看到關系中雙方互相依存、利益與共、和諧共生的一面。而祝先生認為，這種片面強調君相對立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某些歷史事實，但恐難說反映了宰相制度變化發展的本質”。（第13頁）

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祝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宰相制度的發展變化，是為了在新形勢下更有效地進行統治。在這發展、變化過程中，君主、宰相的協調、統一是基本的；二者的權力之爭確可導致某些變化，但歸根結底，仍要以是否有利于整個統治作為標準來衡量，決定堅持、調整或廢除（既有的宰相制度）。”（第17頁）相對于傳統的“君相矛盾對立說”，祝先生的解釋更強調君相配合謀求有效統治的一面，可以稱為“君相協調合作說”?！熬鄥f調合作說”抓住了君相關系的本質，提供了認識君相關系和宰相制度發展動力的新視角，也提供了一種更為符合真實的溫和而理性的歷史觀。這是祝先生這本書的第四個學術貢獻。

祝總斌（1930年1月13日-2022年7月8日）

這種歷史觀的掉轉，對我來說，比具體知識更重要。祝先生這本書，是從他老人家所講授的“兩漢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史”中有關宰相制度的部分整理、擴充而來的。（第367頁）我大概是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課上初次聽到這些觀點的，當時一下子就被打蒙了——原來君主和宰相之間關系的主調竟然是協調統一的，這怎么可以呢？跟我們以前學的都不一樣??！但仔細想一想，好像這才是事情應有的真實面貌——保障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定和統治機器的運行平穩，是包括帝制國家在內的任何正常國家的要求。倘若國家機器之中，兩個最高級別的權力主體——皇帝和宰相之間關系的常態是相互沖突和斗爭的，那這個國家怎么可能平穩運行得下去呢？按照帝制國家的制度安排，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平衡各方利益，對一切政事做出最后決斷；而帝位世襲，選擇余地極小，因此，絕大多數皇帝都是中才、下才。這樣一來，宰相的設置就成為必需的。宰相通過“尚賢使能”的選拔制度產生，是資深政治家。宰相的存在可以“彌補、調劑、平衡”君主世襲的缺陷，“從而保證整個統治的質量和效率”。（第14頁）所以，皇帝需要宰相的配合。而宰相作為皇帝的臣子、國家的官員、能力超出一般的人才，有幸獲此高位，“佐天子而理大政”，當然也希望配合皇帝實現治國安邦的目標。而歷史上的絕大多數宰相都是積極輔佐皇帝的，盡管有的力有不逮，有的（跟皇帝—起）走錯了方向，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皇帝與宰相關系的基本面是協調一致、相互配合的。

既然如此，皇帝不斷提高自己身邊的秘書咨詢機構的作用，并且最終造成了秘書咨詢機構升級取代舊宰相成為新宰相，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死磕史料，挖掘細節，才能見得真實。這是祝先生教我的歷史學的解題思路。比如說，祝先生指出“曹魏初年設立中書省（作為皇帝的秘書咨詢機構），就是因為當時三國鼎立，戰爭不斷，各地（特別是邊地）統治不很穩定，形勢迫使皇帝 ‘政自己出’，要對某些重大政事迅速做出決定”。（第16頁）曹操雄才大略，做決定是沒有問題的，秘書只負責起草文書就可以了。但是曹操的兒子和孫子——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就做不到了，而且他們也沒有曹操那么勤快，所以常常會拿不定主意，需要求助于身邊人。中書的作用就從單純起草文書的秘書開始向提供咨詢謀議發展，權力不斷伸張。簡單地說，“皇帝‘政自己出’而又力不勝任，正是中書監、令（中書機構的長官）權力得以膨脹的最基本原因”。（第319頁）

祝先生的書里，常常有很多非常樸實的道理，比如中書的來源是漢武帝時期的中尚書，顧名思義，是用中人（宦官）來充當尚書往來奏事。漢武帝為什么要用宦官奏事呢？因為漢武帝的活動范圍更多地轉到了后妃居住的后宮區域，這個區域，雖然在當時也有士人出入，但是用宦官更方便。而武帝雄才大略，宦官不敢弄權，只能老老實實地跑腿傳信。這樣的論述非常平實，就是大白話，人之常情，可是像這樣常識性的東西，在現在的學術性文字中卻變得越來越稀罕了。我們正處在—個新時代的邊緣，希望這個新時代是一個進一步回歸常識的時代。

本文收錄于趙冬梅《法度與人心：帝制時代人與制度的互動》（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