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負笈廈門大學讀研后開始接觸城市史，碩士學位論文選取美國中西部地區一座城市克利夫蘭市進行市民社會的研究；博士論文則選取了美國東西部幾座城市開展公共空間問題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讀書方面的漸變就是從閱讀美國通史相關書籍到側重閱讀與城市史、城市化相關的論著。實際上，同樣的領域，如果在知識譜系上存在差異，或者說在選擇閱讀的路徑上有所不同，則會影響研究的范式，用一句行話說：路數不同。

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E.蘭帕德在發表于1961年第1期《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一篇文章里，批評了美國城市史學研究中主要以城市史及其問題為取向，而較少研究城市化的歷史進程。實際上這里反映了美國城市史學界對自20世紀初即統治城市史研究中的社會學路徑的反思，這一社會學路徑主要是以“芝加哥學派”的羅伯特·帕克等人為代表。而我入門城市史恰恰是從社會學開始的。在蔡禾教授等人主編的一部教材《城市社會學：理論與視野》（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中，認識了另一位“芝加哥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及其“同心圓理論”；接觸到霍利（A. Hawley）的人類生態學理論——認為社區是被建構的具有地域性和地方化的功能關系系統。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本書關于“城市性”（urbanism）的討論。在這個部分遇到了對我從事城市史研究影響較深的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和美國社會學家沃思（L. Wirth）。前者的代表作是《大都會與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后者的代表作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城市性》（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尤其是沃思，他認為城市是“由不同的異質個體組成的一個相對大的、相對稠密的、相對長久的居住地?！倍鞘刑匦詣t包括人口數量、居住地的密度和居民以及群體生活的異質性三個方面。因而可以說，這部教材及其推介的城市社會學理論成為我研究城市史的啟蒙讀物。

無獨有偶，我閱讀的第一本有關城市史的英文專著也是以社會問題研究為路徑的。這本書是美國學者霍華德·丘達柯夫（Howard P. Chudacoff）編撰的《美國城市史主要問題》（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Urban History: Documents and Essays）。本書的最大特點是除第一章外，其余各章都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原始文獻，二是學術文章擷選。也因為此，它與一般介紹城市或城市社會不同的是豐富的歷史感及其展現的歷史場景。作者大致以歷史時間為縱線，向讀者敘述了從北美殖民地時期到當代美國與城市有關的重要話題和問題：殖民地時代的城市生活、城市服務和公共秩序、工業城市、移民與城市、城市老板與城市改革、城市經理制、大眾文化、大都市發展、聯邦政府城市政策、城市更新、后工業城市等。它們是不同歷史時期里美國城市的主要現象，從而成為該歷史時期城市發展的典型表征。

丘達柯夫選取了美國歷史學家阿瑟·M.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1940年發表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歷史評論》上的文章《美國歷史上的城市》（The City in American History），施萊辛格是首個提出歷史學家要更多地關注城市的學者，他挑戰了盛行多年的“邊疆學說”——即認為邊疆是解釋美國歷史的重要元素——而認為城市才是解釋美國歷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施萊辛格的觀點影響了像理查德·C.韋德（Richard C. Wade）、雷蒙德·莫爾（Raymond Mohl）等許多城市史學家，因此被認為是美國城市史學（American Urban History）形成的標志，丘達柯夫采用了此見。此外，本書還有“拓展閱讀”書目，與正文中引注和節選構成了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可視作一本城市史學歷史文獻入門讀本。

2004年，丘達柯夫與另一位美國歷史學教授彼得·C.鮑德溫（Peter C. Baldwin）將此書擴展，延伸到郊區史，題名為《美國城市和郊區史主要問題》（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Urban and Suburban History: Documents and Essays）。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將丘達柯夫早年的成名作《美國城市社會的演變》（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Urban Society, 1975）譯成中文，讀者可以從中讀到丘達柯夫傾注在《美國城市史主要問題》一書中的城市史情懷。

說到城市史情懷，那就要提到美國城市理論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從1915年開始，他在導師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鼓勵和影響下，注意收集有關城市的研究資料。1938年，芒福德完成了他第一部關于城市的敘述《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認為城市就是人類社會權力和歷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種最大限度的匯聚體，城市象征著人類社會中種種關系的總和，既是神圣精神世界，又是世俗物質世界；既是法庭之所在，又是研求知識的科學團體的所在。

到1961年，在芒福德66歲的時候，他為這個世界貢獻了《歷史中的城市：起源、演變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中譯本譯為《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該書從人文科學的角度系統地闡述了城市的起源、發展和轉型，展望城市發展的前景。視野廣闊，包羅萬象，從史前時代的城市敘述到現代工業城市和郊區。芒福德這部飽含激情、充滿社會哲理的著作看似雜亂無章，讀來也晦澀難懂，但有其內在理路。第一，其研究路徑仍然是遵循早期城市研究的社會學取向，城市是人類的聚集體，人們在此形成共同體，形成社會。第二，芒福德突破了單純的社會學視角，亦從地理空間、時間的維度，將城市視為容器和磁體。不論古代城市、近代城市，抑或現代城市，對城市發展與演變的敘述都以“容器”和“磁體”這一城市的特性為線索展開。第三，芒福德在闡述歷史中的城市時，橫向上以城市特性、功能為敘述核心，縱向上則遵循歷史敘事的時間觀。從而使得看起來漫不經心的城市史敘述實際上是植入于大歷史的敘事背景之中。

關于城市本質或特性的詮釋，前有法國歷史學家菲斯泰爾·德·古郎士（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的《古代城市：希臘羅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The Ancient City: A Study on the Religion,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 1864），后有美國學者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的《全球城市史》（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通過這兩者的對照，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芒福德對城市本質的認知。據此，我歸納為城市的三個維度：時間、空間和人，城市的本質應從這三個方面認識。從時間上來說，城市是記憶體，每一座城市都有其時間刻度，有其歷史進程。從空間上來看，城市是存儲器，也就是芒福德說的“容器”，城市既容納了大量的人口，也容納著街道、廣場、建筑、公園等城市元素。但城市最根本的還是在于人的維度，芒福德與古朗士一樣，都將城市看作人所聚集的共同體，它像“磁體”一樣吸引著人們聚集到城市之中。而這樣的聚集有制度性的安排，遵循一定的秩序，是維系和諧共同體的存在，所以，城市必有其人性化的設計。

在城市人性化觀念上走得最遠的恐怕莫過于加拿大學者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Cities，中文版由譯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書中，她將城市的生命和精神描繪得淋漓盡致，在她富有文采的文字中，城市是一個有機體。作者傾注于該書中的人文情懷又令我想起意大利考古學家倫道夫·蘭恰尼（Rodolfo Amedeo Lanciani）、英國城市學家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美國學者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等人的城市觀。例如，簡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開篇即提出：“街道及其人行道，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區域，是一個城市的最重要的器官?！碧m恰尼在《古羅馬》一書中也有類似的比喻，將公園、花園和廣場比喻為城市的肺；街道是一座城市的血液系統。桑內特也曾指出，早在18世紀，設計者們就將“動脈”和“靜脈”這些詞匯用在城市的街道上。也就是說，城市是一個有機體，它像人的身體那樣，依靠其各個“器官”的正常運行而維持生命。正是在人性化的這個維度上，簡批評了美國大城市中的規劃問題，這些問題表面上是城市結構的變化，而實質上則是社會關系的變革。她指出，在城市里，不管是街區還是地區，如果很多經過長時間發展起來的公共關系一旦被破壞，各種各樣的社會混亂就會發生。也就是說，原有的城市關系網遭到了破壞，其實質是破壞了城市的時間性（新舊社會關系）；因為關系網是經過多年的時間建立起來的，時間性的混亂（新舊鄰里關系混雜）導致人們失去了對空間的認同和歸屬感。簡的核心觀點是使城市保持活力，她認為，一座城市有了活力，也就有了戰勝困難的武器，而一座擁有活力的城市本身就會擁有理解、交換、發現和創造這種武器的能力。簡的書不僅指涉思想和觀念層面，為城市規劃者敲響了警鐘。她也在城市的系統性闡述中指向了城市的空間結構問題，人類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一直試圖巧妙地處理時間和空間的沖突，從而產生了城市規劃和設計理論，不斷找尋城市發展的最佳模式。

城市的第一意象毫無疑問是空間，因此自然而然，人們不會滿足于對城市的社會學研究路徑，更不會醉心于芒福德式的社會哲理式分析。就像蘭帕德在1961年指出的那樣，城市史不只有城市問題，還有城市化進程的問題。城市化反映了城市動態發展的過程，涉及城市經濟、政治、社會各個方面的歷史進程。城市化的關鍵元素是結構變化，包括人口結構、經濟結構、市政結構、空間結構等，故而，對城市化的探究就涉及到發展“模式”問題——一定區域內城市的規模、功能、城鄉關系和空間結構的規律性。有趣的是，說到區域，還是要回到芒福德及其導師格迪斯的時代。格迪斯在其所著《進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 1915）一書中首先提出了城市的“區域觀”。芒福德則是1923年成立的美國區域規劃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區域主義”在美國得到推行和實踐。對中文世界影響較大的則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施堅雅（G. W. Skinner）編著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7)，我國美國城市史專家王旭教授在早年主譯此書，并編入施氏其他重要論文，以《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為題翻譯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施堅雅吸收了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學說”，對中國各歷史時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城市發展做了大量細致的研究。他詳細地考察了19世紀中國區域城市化的進程，指出，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尚未形成全國一體化的城市體系，而分別出現幾個區域的區域性體系。每個體系與其毗鄰的體系之間的聯系十分松散，且每個體系內城市所影響的腹地往往是部分重疊的。據此，施堅雅教授提出了中國城市的“規模等級”，通過計量分析，提出中華帝國晚期八個區域城市規劃等級系統的分布，它們組成區域等級城市體系。城市體系結構有其中心，施氏認為中華帝國晚期城市一般有兩個中心，一個是商業活動中心，一個是政治和行政中心。施堅雅的這一理念被冠之以“施堅雅模式”，多被城市史和區域經濟史研究者奉為圭臬。順便一提，王旭教授所著《美國城市發展模式》（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及其翻譯的美國城市史學家卡爾·艾博特（Cart Abbott）所著《大都市邊疆——當代美國西部城市》（The Metropolitan Frontier: Cities in the Modern American West,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1998年出版）也都是討論城市發展模式的專著，可資參考。

城市史的寫作從早期出現的“城市志”、“城市傳記”開始，到城市史學的產生，再到城市史學的轉向（比如文化轉向），其本身的歷史過程就很值得探討。這一進程反映了城市史的知識譜系和文化認知形成的過程，也是一個文化現象。而到后來所謂城市史脫胎于社會學，城市史學的研究一直在城市史及其問題的研究取向和城市化的研究路徑之間久久徘徊。我也讀到過將二者融合進行研究的著作，比如梁茂信教授所著《都市化時代——20世紀美國人口流動與城市社會問題》（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既探究了城市化進程中的結構變革問題，也關切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和社會變遷。再到后來讀到孫群郎教授所著《美國城市郊區化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和侯深在其英文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的著作《城市自然化》（The City Natural: 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一個是“城市郊區化”，一個是“城市自然化”，可見中國學者在城市史的討論中不僅領域在拓寬，而且也如美國學者筆下的城市史學演變那樣，注重歷史過程敘事，且逐漸浸淫濃濃的人文情懷。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對這些著作做詳細的論說，容待另文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