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31日，該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在美國科學研究機構工作并具有中國國籍的青年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以下簡稱“李、楊”）折桂。消息傳到中國，不僅大陸方面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和積極的回應，臺灣地區的反應更為熱烈。臺灣地區對李、楊獲諾貝爾獎大肆渲染，媒體上的高曝光率，使李、楊二人成為明星一般的人物，可謂家喻戶曉、童叟皆知。

李、楊獲諾貝爾獎的科學論文發表于1956年10月。1957年1月15日，哥倫比亞大學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吳健雄等的科學實驗證實了李、楊提出的科學理論，引起全世界的強烈關注。

在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15日這段時間里，尚未見到臺灣方面對李、楊的直接關注。但從后來的一些知名人士的追述來看，臺灣教育科技界已注意到這兩位年輕人。例如，臺灣的范韻詩在《楊振寧、李政道的震波》一文中寫道：“在臺灣，最早發現楊振寧具有科學上成就的是劉真，1953年他赴美作一年研究，此期中，他遍訪美國各大學，在美東之行中，他得到機會去訪問普林斯吞小城的普林斯吞研究所，他只想去看望一下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以便在一生經歷中留下一個著名人物的印象，而那次他果然如愿以償，他看到了愛因斯坦。也就在他那一次訪問普林斯吞研究所時，他得以認識到跟隨愛因斯坦從事研究工作的楊振寧。這些情形，劉真都在他的一本專著《旅美書簡》中記載下來。劉真因為當時是臺灣師大校長，常常心想在世界各地去尋訪一些出色的中國學人歸國為師大執教。”

筆者沒有查到范韻詩文中述及劉真的《旅美書簡》，但文中關于“跟隨愛因斯坦從事研究工作的楊振寧”的說法并不準確，也許是劉真書中的溢美之詞，也有可能是范韻詩的附會，或是兼而有之。不過，憑此記載，的確能夠說明，至少早在1953年，臺灣教育界就已關注到楊振寧了。

1957年1月15日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發布會之后，李、楊進入了島內教育、科技和媒體的視野；5月，李、楊獲愛因斯坦獎，島內對二人的關注度明顯提升；10月，諾貝爾獎揭曉，島內對李、楊的關注達到巔峰，在各種慶祝宣傳活動和媒體的渲染下，李、楊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式人物。總的來說，整個1957年，臺灣各界主要從以下方面關注、宣傳、渲染李、楊及其科學成就。

臺灣各界對美國話語的倚重

從1957年1月開始，臺灣的“中央日報”及《聯合報》，連續發表文章，介紹李、楊的科學成就及吳健雄的實驗工作，非常深入。1月18日，臺灣《聯合報》刊發了16日合眾電“原子理論又一新猷，我科學家具有貢獻”，對李、楊及吳健雄的工作進行報道。臺灣媒體對美國媒體的評語非常敏感，但凡有美國媒體對李、楊的介紹和評價，都旋即被譯介報道。《聯合報》甚至連載長篇文章，介紹了美國《時代》和《新聞周刊》對李、楊及其科學成就的報道。《時代》說“許多物理學家現在感覺一個新時代是開始了。”《新聞周刊》說，“李、楊的理論把許多舊觀念‘如臺風經過破屋的村落’一掃而光。”“就理論物理學而言，李、楊的發現比分裂鈾原子重要得多。”《聯合報》還引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拉比的話評價李、楊：“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體系，已被從根摧毀，我們不曉得怎樣再把碎片重新建立起來。”而另一位科學家說：“過去幾十年來的原子物理學家，好像向一道墻壁上畫的假門摸索，現在才恍然大悟，至少可以向真理門推進了。”

1950年代的臺灣當局緊跟美國，處于美國的庇護之下，加之李、楊雖有舉世之成就卻過于年輕，在李、楊還未獲諾貝爾獎的情況下，因此臺灣媒體在宣傳李、楊時借重美國科學家的評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月底諾貝爾獎揭曉后，“中央日報”援引美國普林斯頓研究院院長奧本海默的話說，李政道博士“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優秀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聯合報》還援引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教授薛柏的話，薛柏稱李政道為“美國二、三個最杰出的青年理論物理學家之一。”此時臺灣媒體借重美國知名科學家對李、楊的評價，已與之前不同，意在凸顯中國科學家在國際科學界的重要地位。

在臺灣島內，李、楊二人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吳大猷先生也在1957年1月發表談話，公開贊揚自己的兩位愛徒，認為李、楊二人“是當代世界最優秀的青年原子科學家”。臺灣島內名流如前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任蔣夢麟、臺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等也都通過媒體發表談話，盛贊李、楊及其科學成就。總之，臺灣媒體對于李、楊的科學成就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以至于在1957年1月，就有臺灣記者預測李、楊可能會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獎：“連日我寫了關于李政道與楊振寧的文章，覺得兩人成就的確轟動了世界，會不會今年諾貝爾的物理學獎金會光降到他們的頭上呢？”事如人愿，李、楊二人還真就于當年10月獲得了諾貝爾獎。

臺灣各界突出強調李、楊的中國人身份

臺灣媒體不僅對李、楊的科學成就進行了深入的介紹，而且特別關注二人的個人及家庭情況。首先，關于二人的身份，臺灣媒體都是用“我（國）科學家”、“中國科學家”、“中國物理學家”等來描述，突出強調李、楊的中國人身份，與大陸使用的稱呼完全一致。究其原因，當時在臺的國民黨政府力求“反攻大陸”，抓住一切機會爭奪中國代表權，是當時的臺灣當局非常明確的訴求。此外，臺灣媒體也不避諱李、楊已取得在美長期居住的資格，并開脫說：“他們只是因為美國政府歡迎其繼續在美研究，而獲得在美國較長期的居留證而已。”

其次，關于二人的成長成才經歷及工作情況，臺灣媒體也都進行了細致的報道。李、楊二人都曾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學生，臺灣媒體故而對此特別強調，對他們當年的求學表現和生活趣聞等給予了深入挖掘，目的在于把他們二人取得的科學成就部分地歸因于當年西南聯大的成功教育，比如上文提到的蔣夢麟、梅貽琦在盛贊李、楊之成就的同時，都明確把他們的成功部分地歸功于西南聯大的成功教育，蔣夢麟就認為“西南聯大自由研究的精神”是李、楊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另外，臺灣媒體還對他們二人在美學習情況、獲得博士學位后的研究工作等進行了詳細的介紹，甚至于他們擔任副教授、教授的時間和年齡都給予了清晰的考證。總之，臺灣媒體使出渾身解數挖掘李、楊成長成才之趣聞與因緣。

再次，臺灣媒體還不厭其煩介紹李、楊二人的家庭狀況。李、楊二人的夫人及孩子等基本家庭信息，都被各大媒體反復報道。李政道夫婦的合影多次出現在“中央日報”和《聯合報》的新聞配圖中。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因是著名數學家，多次在新聞報道里被提及，他的夫人杜致禮因其父親杜聿明原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特殊身份，也經常被提及。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女士當時旅居臺灣，故而也成為各家媒體的重點采寫對象，諸如《慈母口中的李政道》此類介紹李政道成長經歷、性格、愛好等的長篇通訊文章不時見諸報端。

借機呼吁當局增加對科教事業的投入

1950年代，臺灣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并不理想。李、楊取得的科學成就及榮譽，給了臺灣各界向政府施壓的機會。自1957年1月，臺灣媒體就開始借李、楊之科學成就，通過贊揚美國來暗諷臺灣當局：“美國科學界硬是要得，他們不但不斥責這兩位中國青年為‘離經叛道’，或嫉妒他們的新奇假設，反而提供出各種優良的設備，幫助他們實驗其理論。”

諾貝爾獎揭曉后，臺灣媒體的指向更加明確和深刻：“我們在歡欣之余，進一步再作檢討，又不能不感到楊李之成功，也有其成功的條件。第一，他們有美國這么一個良好的科學環境，使他的智慧學力可以開展。要是楊李果真現在仍在國內，則以我們今天的物質科學水準，他們決不可能有今天的表現，是可以斷言的。第二，他們也靠有人愛才識才而樂于培植……第三，楊李今年才三十幾歲，論年事實在夠輕的。幸而楊李研究于不講究‘老資格’但問實際成就的美國，所以終能脫穎而出一鳴驚人。要是美國也事事以老資格作偶像，任何聲名地位是非一切以老資格為準，想來楊李也是難于出頭的。我們根據這一體會，對楊李二位只能視作中華民族品質優秀的表征，最多表示他們前一階段教育國家對他們盡了力量；其余后一階段的發展與光大，我們卻是無法居功的。”可見，臺灣媒體通過抬高、美化美國的科研環境，批評臺灣教育和科學界的陳腐現狀。

科教界知名人士也公開發表談話，呼吁臺灣當局要重視教育和科學事業，加大投入。臺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公開呼吁：“這件事希望能促使社會和政府，對科學予以更多的重視，這樣中國的科學前途才能更為光大。”因李、楊的科學發現與貢獻屬于基礎科學領域，一時難以看到應用價值，普通人更是難以理解，梅貽琦因此特別強調“科學上的新發明，常常是先創立理論而后方能推及于實用方面，他乃特別吁請國人要多注意基本科學的研究”。他還在11月1日臺“教育部”慶祝李、楊獲諾貝爾獎的午餐會上，“以警惕口吻說，我們今后應注意如何發展學術研究，社會人士須與政府當局協力推進”。因與李、楊有特殊的師生關系，作為島內知名人士的梅貽琦借此事頻頻喊話不僅因為他“憂國憂民”，更因為他作為清華大學校長的特殊身份——為清華大學的發展爭取更多的資源。其他教育界知名人士公開發言的目的亦如此。比如，臺灣交通大學電子科學研究籌備處主任凌鴻勛也在午餐會上發言，他“希望政府對于基本科學研究能多籌撥經費，以期有更大成就”。

臺灣大學物理系主任戴運軌也尖銳指出：“假若這兩位科學家不去美國而在國內的話，相信他們絕對不會有今日之成就……中國青年的確有很多可以造就的人才，惜因政府對科學過分忽視，由于在國內沒有一個較好的科學環境，以致很多優秀的青年于畢業后除了去美國外，幾乎無第二條路可走，但他們到美國后稍有成就的人才，卻不肯再回到國內來，因為回國后研究工作等于中斷，結果國內的科學人才愈來愈缺乏，在科研經費困難人才缺乏的情形下，當然也就無法談到發展科學、造育人才了。憑槍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吾人欲期國家富強，必須在科學上迎頭趕上，否則國家前途不堪設想。”戴運軌“因此特別呼吁政府和國人藉此反省，痛下決心，由現在起拿出盡可能的努力，努力發展科學教育，培植出一個好的科學環境，把青年導向科學之路。”

臺灣“教育部”科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熙謀博士則從更為務實的提建議的角度指出，“楊、李二位科學家獲得此次殊榮的另一個重大意義，可以促政府了解科學的重要性，不要以為花很多錢不會收獲。假若政府能撥出一筆較多的經費，培養一個研究環境，相信在國內同樣可以造育出成功的科學家。”

從上述臺灣科教界知名人士的談話中，我們可以認為，1950年代中后期，臺灣科教界對島內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并不滿意，或者說臺灣地區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和困境，主要表現在臺灣當局對科技、教育事業不夠重視，科技、教育經費困難，科技人才缺乏，科研環境不利于人才成長等。這一方面反映了臺灣社會發展對科技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在“反攻大陸”思維主導下，國民黨治臺政策的偏差與失誤。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