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上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史料畫冊《130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實錄》在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首發。

該書記錄了130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逾20萬字口述史故事，書中穿插了近500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生存狀況照片和侵華日軍血腥屠殺中國平民的史料照片，旨在揭露當年侵華日軍滅絕人性的反人類罪行。

但隨著時間推移，書中記錄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目前僅有數十位在世。

浙江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副局長單烈表示，該書是2017年浙江省重點出版物，正值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0周年之際首發，是一本很好的警示教材。

該書作者李曉方是攝影愛好者、轉業軍人。他自2008年開始走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足跡遍及中國大部分省份，還到訪過日本、韓國。

該書出版之前，李曉方還出版過《侵華日軍細菌戰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實錄》、《侵華日軍細菌戰鼠疫、霍亂受害幸存者實錄》、《90位幸存慰安婦實錄》等五本書籍，分別以照片和文字記錄下侵華日軍在華期間的各種暴行所產生的幸存者口述證言及史料信息。

李曉方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說，這些書是他20年間的田野調查成果，書中每一位幸存者照片、口述文字及相關歷史實物，幾乎都是他獨自一人赴幸存者住處走訪、調查所得。

而調查所需的經費，據李曉方稱都是自掏腰包，“差不多花了兩百萬”。他對澎湃新聞稱，20年間他共采訪了一千多位幸存者，而這些錢都是花在往返國內外的差旅費、采訪拍攝器材、對受害者的慰問和相關調查成果展、公益活動上。

“（錢花得）誰不心疼啊，但每個人社會定位跟想做的事情不一樣。我是把這當成一個事業在做，不是單純當做調查，我不是一根筋、發神經，我是冷靜地思考我們國家需要這樣的史料。”李曉方對澎湃新聞說：“如果想著這些錢就不去調查了，不去調查這些人就死光了。”

今年四十多歲的李曉方，是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理事，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和湖南省文理學院特邀研究員。此前，他曾是轉業軍人、浙江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的一名處級干部。兩年前，他從浙江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提前退休。

【澎湃對話李曉方】

“走訪一千多個幸存者”

澎湃新聞：怎么會開始侵華日軍暴行幸存者的調查？

李曉方：上世紀90年代，我在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幫助工作，了解了南京大屠殺，為日本侵略者否認南京大屠殺而義憤填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去到部隊駐地浙江省金華市，在部隊衛生隊工作，經常見到附近農村來看爛腿病的老人，后來我慢慢發現并確認這些爛腿病跟當年侵華日軍細菌戰有關，我部隊所在地就是當年細菌戰的重災區。

之后對侵華日軍在中國暴行的調查一發不可收，陸續調查了侵華日軍細菌戰、慰安婦、化學武器、重慶四川大轟炸等受害者。隨著調查的深入和擴展，我也把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列入我的調查范圍。

澎湃新聞：您的調查方式是什么？

李曉方：之前從新聞入手，因為我之前在部隊干過新聞宣傳，之后田野調查，一個個走訪幸存者及其相關人士，對他們進行采訪、拍攝，將他們的口述、相關照片整理成書。我總共走訪過一千多名受害者。

澎湃新聞：您共出了幾本書？

李曉方：我至今為止出版了六本書：《泣血控訴》、《侵華日軍細菌戰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實錄》、《侵華日軍細菌戰鼠疫、霍亂受害幸存者實錄》、《67位幸存慰安婦實錄》、《90位幸存慰安婦實錄》、《130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實錄》。

另外，我還有關重慶四川大轟炸受害者、被日本抓去的勞工、侵華日軍化學戰受害者、當時震驚全國的慘案等調查實錄還未出版。

澎湃新聞：這些調查是在撰稿階段了嗎？

李曉方：是的，調查部分全部完成了，因為以前怕這些幸存者一個個去世，所以精力都放在調查，跟時間賽跑。現在受害者越來越少，再找很難了，就慢慢成稿。

澎湃新聞：這幾本書您自己最認可哪一本？

李曉方：每一本書都有各自的價值。但我最大的成果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實錄》，它是國內首次將爛腳病與日本細菌戰所導致的炭疽、鼻疽聯系起來，也第一次公布炭疽、鼻疽幸存者的影像、證詞證言。因為像慰安婦、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一直都有人在調查。

2002年，這一研究成果得到中國著名細菌戰研究專家郭成周等專家認可，他說我的研究成果填補了一個歷史空白。此后國內外媒體逐漸開始報道炭疽受害者的爛腿病。到現在，侵華日軍細菌戰炭疽受害者的存在，在國際上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澎湃新聞：最新的《130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實錄》相比其他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調查成果，其特點和價值在哪？

李曉方：他是目前有關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口述史當中第一本大型史料性紀實畫冊，將近四百頁，圖片500多幅，文字二十多萬字，體量很大。此外，當中也首次發現并公開了7位幸存者。

澎湃新聞：光是口述能證明一個人是幸存者嗎？

李曉方：不僅僅是口述，還有背景史料，相關人士的佐證。

澎湃新聞：你在調查手記中說你本以為在所有的受害者調查中，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的調查，困難會少一些。因為受害者主要集中南京市范圍內，交通比較方便，受害者名單、通信地址和聯系方式應該能找到。但最終發現這往往比調查日軍其他罪行的受害者還困難。這是為什么？

李曉方：首先，我聯系了有關部門想請他們提供受害者名單及相關信息，但對方認為要尊重受害者、保護受害者隱私，不能提供任何受害者信息。我也聯系了別的有受害者檔案的地方，但對方覺得說調查這個干什么，他們已經做得很好了，不用炒這個冷飯。后來我是通過同樣研究這個的人、媒體等途徑一個一個找的。

澎湃新聞：你不認為是“炒冷飯”？

李曉方：我覺得之前有些調查弄得簡單，錄個像、核實一下受害者身份就完了，沒有像我一樣深入到受害者家里調查。比如南京的梅壽芳老人，她就告訴我她五歲時親眼目睹日軍殺害她12位親人的經歷，帶我去看親人墓地，并說幾十年來，我是第一位到她家去調查的人。

“自費兩百萬”

澎湃新聞：有報道稱您是自費進行這些調查，二十年間您大概花了多少錢？

李曉方：兩百多萬吧。

澎湃新聞：為什么有這么多？都是自己的錢嗎？

李曉方：我采訪這一千多名受害者，如果他們家在遠的地方都是坐飛機過去，我還去過日本、韓國，去一趟多的得花個十幾萬。去這些幸存者家里，我基本上每一家都得買點東西帶過去，離開時都會給個一兩百的現金給他們。還有我自己的拍攝器材，有時候辦的成果展或公益活動也大多自費，有兩本書出版自己也花了錢。

這些錢有的我自己的，有的親人借的，像我借過我母親十六萬，我弟弟當時給我拿了八萬，哥哥給了五萬。

澎湃新聞：你父母很富裕嗎？

李曉方：父母是普通小學教師，在老家工資也不高。支持嘛，自己的孩子做事情。

澎湃新聞：你的工資高嗎？如果付得起其余一百多萬？

李曉方：我當軍人和公務員時工資都不高，主要家人支持。

澎湃新聞：這對家人是一種負擔吧？

李曉方：是啊，所以家里后來出現了變故。

澎湃新聞：你的研究成果沒有為你帶來報酬嗎？比如，出書有沒有稿費？

李曉方：沒有報酬，對我來講，我做這個純粹公益，沒想利用它出名賺錢。

六本書都沒有稿費，因為這種書市場銷量不好，都是送給研究機構或相關研究人員，有出版社能幫忙出就很感激了。

版權的話，騰訊網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推出了我的“幸存者”系列調查成果，給了十萬獎金。

澎湃新聞：其他沒有了？

李曉方：沒有了。

澎湃新聞：沒有想過拉贊助，或者尋求別的資金支持？

李曉方：我也想啊，但幾乎很少有人愿意。我的前兩本書出版時，一個浙江的集體企業集團給我贊助了十八萬，這是我找到的唯一一家，其他幾乎沒有。

澎湃新聞：為什么非得做這個調查呢？兩百萬不是一個小數目，花得不心疼嗎？

李曉方：誰不心疼啊，但想著這些錢就不去調查了，不去調查這些人（幸存者）就死光了，錢可以慢慢賺，但這個調查不做以后就沒有機會了。

每個人社會定位、想做的事情不一樣，我是把它當成一種事業來做的，不是當作調查，不是一根筋，發神經。我是冷靜地思考我們國家需要這樣的史料，你看那些紀念館、新聞媒體，陳列館，用到的細菌戰的照片，很多是用我的。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價值，它是走向歷史的。你說你當老板，你死了誰知道你是誰，但是我做的這本書可以永遠留下去，世世代代都能在圖書館看到，看到我們的民族災難。

澎湃新聞：但這件事并非沒有人做。

李曉方：真正做調查的沒幾個，堅持二十年沒有的，我說我是做這個事的中國第一人，一點不過。其他有人都是零星調查一下，像我這樣長期的、全身心的、這樣全面系統對于侵華日軍暴行的調查很少，我這是個人行為，全國不會有第二個。

“還有幸存者未公開”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這些受害者現在最需要什么？

李曉方：首先他們希望日本認罪、賠禮道歉，其二他們中很多生活比較困難，希望社會上救助，有人文關懷。

澎湃新聞：您曾經對媒體說韓國人把遭受肉體和精神摧殘的“慰安婦”當做英雄來看，對這些老人非常崇敬，您回過頭看中國，在對待這些幸存者上的整體社會環境如何？

李曉方：現在我們整個社會在變化，文明在進步。政府在關心關注這些受害者，比如民政部門每年慰問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社區會看望陪伴，慈善機構會給與一些關愛，社會各種組織有關愛慰問。但是有很多農村慰安婦還是沒有關注到。

澎湃新聞：您還有什么想說的？

李曉方：通過我對受害者的調查，我認為受害幸存者肯定還有沒公開身份的，現在的受害幸存者名單，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多年前調查基礎上的，目前，新出現的受害幸存者也大都自己主動公開身份的。

以我調查的南京江寧區湯山街道青林社區劉崗頭村6名新發現的受害者為例，我也問過這幾名受害者他們為什么不主動公開身份。他們中有的說，過去痛苦的事就讓他過去吧，不想讓痛苦再繼續；還有的說，我曾經給有關部門寫過信但沒得到過回應；還有的說，他們的子女不想老人把自己家的受害史說出來，怕引起鄰居和社會的議論。

我認為，不管是在南京市區還是在南京市轄的農村，肯定還有受害幸存者的存在。希望當地政府、有關機構和社會力量，進一步展開深入調查，在受害幸存者即將離世之前見到他們，讓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增加更多的證據，同時，也留下更多更全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