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拿著一瓶貝利尼酒和一塊餡料面包，我漂流在威尼斯舄湖上。歷史名勝圣馬可廣場的恢弘壯麗，在由國際游客上演的現代奇觀所襯托下，漸漸從眼前消失。不到10分鐘，渡船停靠在一個小碼頭上。米白色的外墻和大理石地面前，一堆慵懶的身軀擱置在藤椅上，金邊龍舌蘭科植物仿佛張牙舞爪的大型蜘蛛。圣塞爾沃洛島以一種超乎現實的寧靜感迎接著我。在郁郁蔥蔥的綠色植物和花卉背后，地中海靜靜地守候著這片漂浮的群島及其一段與瘋狂有關的復雜過去。

我這次專程來探訪圣塞爾沃洛島治療心理問題與精神疾病的悠久歷史。公元九世紀早期，信奉本尼迪克特教義的僧人們初到此地，1716年該島被指定為軍用醫院所在地，1725年被重新規劃為精神病院。醫院按照古老的宗教制度運作，最初僅向資產階級和貴族家庭中的男士開放，隨后才逐漸接納婦女和普通大眾。1978年，因為政府對精神病學進行改革，精神病院被迫關閉。乍看之下，島上過去的痕跡并不明顯。

圣塞爾沃洛島依舊是逃離繁忙城市生活的世外桃園，只是造訪者不再一樣。這里有一所大學、一間酒店，一座博物館和一些國際合作項目。我漫步經過粉紅墻壁的宿舍樓，一群老太太在食堂閑聊，路過空曠的籃球場、公共藝術裝置作品，偶爾還能看到藏在灌木叢下的小蜥蜴。時間慢慢流淌，感覺愜意舒適也分外懸疑。有人在花園里凝視著我——12副面無表情的灰色臉孔在陽光的照耀下浮現在鋁面板上，當我走近時卻恍惚消失。挪威藝術家安娜-卡琳 ·弗盧內斯從檔案中挖掘出女性患者的肖像，打造出場域特定（site-specific）的裝置作品（《重見光明》，2017）。想到歷史上女性如何因擁有女性生理器官而被貼上“歇斯底里”的病癥標簽，并因此遭受不合理的對待和迫害，我不禁好奇，是什么原因把她們帶到了這里。在她們尷尬而沉默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優雅和尊嚴。

走進圣塞爾沃洛島精神病院博物館（Insane Asylum Museum of San Servolo），我發現了詳細的醫院發展史、照片檔案和曾經在病人身上使用的設備。從電擊療法機器到腦切片照片，這些奇異的人工制品看起來像刑室里或一部經典科幻電影中的道具。盡管如此，這些激進的手法背后有一些相當感人的，或者說，非常人性的一面。它們讓我想起了過去幾天在威尼斯雙年展上所體驗到的藝術。我試圖了解自己這極不尋常的聯想，找出精神治療方法和藝術之間的共通點：

遏制

十八世紀，醫生和宗教領袖一致認為治療瘋狂的唯一方法是對病人進行孤立、鎮壓、隔離和遏制。人們相信，或使他人相信，遏制行徑在培養精神病患者的紀律和規范行為方面具有“教育作用”。實際上，這些治療中心更像是監獄。常見的約束裝置包括約束衣、鐐銬、腳銬、約束手套和強制喂食工具。值得提及的是旋轉機器，它高速旋轉病人，以達到鎮靜身體的效果（和嘔吐的副作用）。正如福柯著名的觀點，監禁促進了對瘋癲和理性概念的區分，并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空間來控制社會的不良分子。

在威尼斯雙年展的臺灣館里，我曾看到謝德慶的一句話：“生命像是一場無期徒刑；生命是時間的流逝；生命是自由思考。”從1978年到1986年，這位藝術家進行了一系列為期一年的行為表演。在這些表演中，他遵循了一套嚴格的規則來規范自己的行為。他把自己鎖在籠子里（《籠子》，1978-1979），每天每小時打卡（《打卡》，1980-1981），他流落街頭無家可歸（《戶外》，1981-1982），他用繩子把自己綁在另一位藝術家身上（《繩子》，1983-1984），他禁止自己思考及從事藝術（《不做藝術》，1985-1986）。謝德慶提議，如果遏制或孤立確實有教育價值的話，那就是它讓我們面對存在的基本狀態，即消磨時光、過日子。

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又如何去理解巨大的痛苦？謝德慶就此經歷中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做出了評論：“首先是背叛、懲罰、痛苦，然后是自由。你必須經歷這樣的過程，這就是我理解的人類歷史。 ”這位行為藝術大師并沒有向我們提供化解悲傷的方法。他為我們指向了地平線那邊的救贖。

水療

這張照片可能讓人聯想到香熏浴和溫泉的畫面，但在圣塞爾沃洛島，水療并不完全讓人放松。對于躁狂抑郁癥患者來說，意外強迫性洗澡是一種有效的手段，可以減緩血液流動，“平息憤怒，迫使患者服從”（圣塞爾沃洛島精神病院博物館）。一方面，護士們將10到15攝氏度的冷水噴灑在患者的頭上，這些患者的頭發被剃掉，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充分的效果；另一方面，長時間的熱水澡用于治療失眠、抑郁和自殺的念頭。患者被捆綁在30到35度的水中，并連續浸泡12小時甚至數天。

威尼斯和它周圍的水有一種特殊的聯系。這座漂浮城市因其錯綜復雜的水道及其在地中海的戰略位置而成為東西方之間的貿易港口，并建立起繁華都市的聲譽。與此同時，不斷惡化的洪水和不斷上升的水位對城市持續構成威脅。但對于圣塞爾沃洛島上的病人來說，水更可能是壓迫的工具，是創傷的來源。

在世界的另一端，法國裔的哥倫比亞藝術家馬科斯 ·阿維塔 ·福雷羅（Marcos Avila Forero）邀請當地居民重新收回阿特拉托河的自主權，這是哥倫比亞武裝敵對行動的一個關鍵地點。他的作品《阿特拉托》（Atrato，2014）聚集了一群男女，再現了他們用雙手和手臂拍打河面的古老傳統。通過協調一致的動作，產生節奏，并重新將身體和土地連接的過程，當地社區共同創造出一種新的景觀——不再被暴力和沖突的聲音所壓倒，而是充滿笑聲、創造力和交流。在社會政治動蕩時期，阿特拉托河成了集體力量的象征；隨著水在自然循環中生生不息，改變的希望也隨之更新。

音樂療法

道德治療時代推行對病人進行更人道和非暴力的治療。首席醫生塞薩爾 ·維格納（Cesar Vigna）在19世紀將音樂療法引入圣塞爾沃洛精神病院，他說，“可以合理地利用音樂對神經系統產生的道德和生理影響處理精神疾病案例”（圣塞爾沃洛精神病院）。據記載，病人會和護士一起在音樂廳里聽鋼琴曲和演奏音樂。

聲音對人類的心理有著密切的影響，幾個世紀以來，聲音一直是一種治療方法。在薩滿館里，有一系列神秘的巖石結構被懸掛在墻上的霓虹燈帶旁邊，其中安裝了小巧的黏土哨子，吹奏著讓人治愈的旋律。危地馬拉藝術家諾夫斯 ·拉米雷斯-費格羅阿（Naufus Ramírez-Figueroa）的《第三肺》（The Third Lung，2017）利用瑪雅文化的元素和史前黏土樂器來模仿一場為滅絕鳥類舉行的降神會。這個裝置延續了聲音的古老功能，即聲音是人類進行溝通、尋找與大自然共存，以及理解死亡和哀悼的方式。

想想能緩解全球危機的音樂吧。楊嘉輝在香港館里呈獻的“楊嘉輝的賑災專輯” （Songs for Disaster Relief）展覽，重新詮釋了慈善單曲的普及——這些單曲是專門為公益錄制的，通常由娛樂巨星演唱。在一所仿效劇院的房間里，香港工聯會群聲合唱團以“消聲演出”的技巧演繹著80年代經典歌曲《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2017）。熟悉的曲調經刻意修改成為呢喃之聲，既帶來美好的回憶，也引起不安。音樂既是“做善事”的手段，也是作為大眾文化產物和官僚式籌款系統的工具，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我們如何調和？楊嘉輝將這一關系疏離化，呈現音樂作為一種個人經歷和社會建構的體驗。

工作療法

工作療法也是在道德治療時代被引入的，以消除遏制和隔離瘋人的需求。“通過勞動和工作，靈魂可以從神志不清的想法中分離，身體因為疲憊也會產生休息和修復性睡眠的需要。”（薩萊里奧 Salerio，1868，圣塞爾沃洛精神病院博物館）1884年，三分之二的圣塞爾沃洛精神病院患者在16個不同的部門工作，包括農業、面包店、理發店、鐵匠鋪、制鞋鋪和其他手工活動場所。一些人被安置在醫院，另一些人在島上和鄰近的農業地區。

實際上，工作療法常常要受制于驅使病人勞動的風險。它通過醫療、財政和邏輯框架為剝削提供了完美的理由。問題是誰來定義工作，以及它的價值和界限。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工作療法的哲學已經從一種分散對疾病注意力的思想，轉向借由有意義的日常活動實現康復的理念，并為使這種做法標準化，制定了《道德守則》。然而，人仍然會問，工作難道還不是現代生活中痛苦的根源嗎？它怎么可能有助于健康？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或許可以求助于朱迪思 ·斯科特（Judith Scott），從她五顏六色的混合材質織物雕塑中獲得靈感。斯科特出生時就患有唐氏綜合癥，天生失聰，她的藝術才華最早在“創造成長藝術中心”（Creative Growth Art Center）被發掘。這是美國第一所，也是規模最大的殘疾人藝術中心。雖然許多設施提供藝術和手藝課程，但創造成長藝術中心將殘疾人作為普通藝術家對待視為重任。它堅持打造專業的工作室環境，進行畫廊展覽和代理，并出售藝術品，以便藝術家能夠賺取收入。在斯科特的雕塑作品中，廢棄材料被紗線、金屬絲和織物反復纏繞。這種一絲不茍的做法告訴我們，促使我們在生活中不斷前進的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愿景，而是能夠通過不懈的工作和奉獻和行動來實現這一愿景的機會。

一些想法：信仰與自然

工作人員示意，博物館即將閉館，我該走了。我邁出展覽館，來到樓下的一座教堂。自九世紀以來，這座教堂一直是該島的禮拜場所，經歷了幾次翻新后，最終定形于現在的建筑形式。博物館里關于宗教對治療病人的影響并沒有具體記載，但是修道院生活的某些方面似乎與精神病院的生活不無關聯，如它的隱居性，紀律和常規化的實踐，以及對絕對精神集中的圣潔追求。

“我們生活在一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關愛和精神信仰的時代。”在不穩定的社會形態中，2017年威尼斯雙年展的法國策展人克里斯汀 ·馬薩爾（Christine Marcel）建議我們通過藝術回歸信仰。這種“關愛”與“精神性”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展覽中的神秘主義、薩滿信仰、宗教、原住民智慧和個人儀式等主題反復出現。從群體的角度出發，我想到了安娜 ·哈爾普林（Anna Halprin）的《星球之舞》（Planetary Dance，1980至今），這是一年一度的全天舞蹈儀式，最初為平息山里的一樁謀殺案而上演，現在它在世界各地舉行，針對治愈、社區更新以及與地球和平相處發出全球性呼吁。從更個人的層面上看，我想到了袁進華的氣象水墨畫，通過每一筆橫向墨跡，藝術家得以思考父親之死，并表達出彼時彼刻藝術家所經歷到的精神狀態（《人 ·墨 ·氣象》，2017）。

離別

圣塞爾沃洛島精神病院關閉的同時，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將精神健康服務非機構化，把“保持理智”的責任從國家轉移到個人和社區。私人治療師，治療中心，精神藥物和使用物質的興起，以及大眾娛樂，自助文學和“新紀元思想”（New Ageism）等形式，都成為提供支援的替代方法。同時，嚴重精神疾病患者不一定得到適當的照顧，最終可能墮入孤立，無家可歸或受監禁的情況。

在我現在的創作性實踐中，其一重點問題是：私人和公共系統如何影響及規范我們的情緒和心理健康？無論是以精神治療或以藝術作品的形式體現，我們表達內心欲望和恐懼的方式以及回應這些情感的機制，對人類的生存至關重要。從直面苦難為存在的一部分，到重新確定我們對于棲息地的自主權，嘗試體驗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有意義的工作，最后到尋找日常生活中的信念——這些想法有助應對不僅作為精神疾病的瘋狂，它更是一種需要集體和持久面對的人類狀態。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煙囪PSA，原文題為《馮安怡 | 如何治愈瘋狂：精神病院和藝術的治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