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藝術的起源

考古發現表明，黃金藝術始于銅石并用時代。在世界歷史中，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等地在公元前4000年進入銅石并用時代。中國銅石并用時代起步較晚，代表性文化為阿爾泰山南麓的切木爾切克文化（Chemurchek Culture），其因20世紀60年代在新疆阿勒泰市切木爾切克鄉首次發現而得名。據14C最新測定，該文化流行年代約在公元前2500—前1800年。

世界上最早的黃金藝術品是在黑海西岸巴爾干半島發現的瓦爾納寶藏（約公元前4000年）。2005年8月，保加利亞考古學家在距首都索非亞120公里的一處古代墓地，發現了數以萬計的黃金制品，現藏瓦爾納考古博物館。瓦爾納墓地出土黃金藝術品多達1.5萬件。其中，一些金戒指小巧玲瓏，制作精美，普通顯微鏡根本看不出焊接點。發掘者認為，這批寶物的主人可能是色雷斯人的祖先。殊不知，色雷斯人是印歐人的一支，原始故鄉在南俄草原，公元前1500年從黑海北岸西遷巴爾干半島。而瓦爾納黃金寶藏的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當為歐洲原始居民的發明創造，與色雷斯人無關。

黑海西岸的瓦爾納寶藏

中國與歐亞草原的文化交流

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最初是從歐亞草原開始的。公元前3500年，里海-黑海北岸的印歐人開始向東方遷徙，首先在葉尼塞河流域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形成阿凡納羨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隨后在阿爾泰山南麓的額爾齊斯河上游形成切木爾切克文化。

隨著古代印歐人的大舉東遷，黃金藝術首先傳入米努辛斯克盆地，如阿凡納謝沃古墓出土的一些螺旋狀，用金、紅銅、銀、隕鐵打制的耳環、手鐲等飾物。公元前2400年，阿凡納羨沃文化被北方森林草原的奧庫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取代。奧庫涅夫人屬于蒙古人種，是阿爾泰語系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盡管奧庫涅夫文化尚未發現黃金制品，但是該文化流行的紅銅絲耳環和手鐲，顯然模仿阿凡納謝沃文化的金首飾。

阿爾泰山南麓的切木爾切克文化亦未發現金器，但是新疆吉木乃縣森塔斯湖切木爾切克文化1號石人頸部的新月形佩飾可能是黃金藝術品。在陜西淳化黑豆嘴村晚商墓葬出土了新月形金佩飾，新月形金佩飾在蒙古國前杭愛省特布希文化（Tevsh Culture，1400—前1100）古墓亦有發現。這些新月形金佩飾及其青銅仿制品，無疑肇源于年代更早的切木爾切克人的新月形佩飾。

中國新疆、陜西和蒙古國前杭愛省青銅時代的新月形佩飾

公元前1800年，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在中亞草原興起，因在俄羅斯阿欽斯克附近安德羅諾沃村首次發現而得名。一般認為，該文化創造者就是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雅利安人。公元前1600年，安德羅諾沃文化傳入米努辛斯克盆地，取代奧庫涅夫文化。此外，安德羅諾沃文化還南下印度河流域，摧毀印度河文明（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開創了印度史上的雅利安時代。新疆塔什庫爾干縣下坂近年發現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墓地，就與雅利安人南下印度河流域密切相關。

就在這個時期，安德羅諾沃文化向東方發展。近年，在阿爾泰山南麓的托里、伊犁河流域的尼勒克、特克斯，以及天山北麓的烏魯木齊，相繼發現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

雅利安人發展了歐亞草原黃金藝術。如果說哈薩克草原阿勒沙拉克墓地（Alshrak burial ground）出土的金耳環傳承了阿凡納羨沃文化傳統，那么該墓地所出三角紋管狀金手鐲、管狀金耳環，以及中亞撒馬爾干發現的喇叭形金耳環（圖2-4：5）則完全是雅利安人獨創的。公元前1400年，安德羅諾沃文化傳入蒙古高原，蒙古國前杭愛省特布希文化古墓出土的雙羚羊紋金耳環，與哈薩克草原艾巴斯·獨洛蘇（Aibas Dorosu）墓地發現的安德羅諾沃藝術雙馬紋金耳環如出一轍，生動展示了雅利安人對黃金藝術的追求。

哈薩克草原阿勒沙拉克墓地出土的金飾

蒙古、哈薩克出土動物紋金耳環及中國出土安德羅諾沃式金耳環或仿制品

隨著雅利安人的大舉東進，喇叭形金耳環或青銅仿制品在中國新疆、甘肅、內蒙古，乃至北京地區廣為傳播。吉林大學林沄教授最先注意到，中國早期青銅文化流行的喇叭形耳環源于安德羅諾沃文化，如甘肅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墓地、內蒙古朱開溝遺址、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中期墓、新疆伊犁河湯巴勒薩伊墓地、新疆塔什庫爾干縣下坂地墓地等出土的喇叭形金耳環或青銅仿制品。

中國早期青銅文化墓葬出土安德羅諾沃文化耳環

商周王朝黃金鑄造工藝的興起

里海-黑海北岸缺乏錫礦，印歐人在原始故鄉主要采用鍛造工藝制作紅銅或砷銅器。東遷薩彥-阿爾泰山之后，印歐人利用當地豐富的銅礦和錫礦創立了錫青銅鑄造工藝，如中亞草原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Seima Turbino Culture，公元前2200—前1700）就采用錫青銅工藝。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內蒙古東部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河南二里頭文化等中國早期青銅文化，亦采用錫青銅鑄造工藝。青海沈那齊家文化墓地和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中，相繼發現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單鉤銅矛，說明中國早期青銅文化肇源于中亞草原青銅文化。

中國早期金銀器制作亦受歐亞草原文化的影響，大都采用鍛造工藝。1977年，北京平谷縣劉家河村發現一座商代墓葬，此墓東南14米處發現夏家店下層文化陶器墓。此墓中人骨已朽，隨葬品全為陶器，凡21件，其中折腹盆3件，折肩罐18件。劉家河商代墓葬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年代相當于商文化二里崗期，也即商代中期。這座商中期墓隨葬了青銅禮器一組16件、鐵刃銅鉞、玉斧、玉璜和一些黃金飾件，計有金臂釧2件，喇叭形金耳環、金笄、金箔各1件。值得注意的是，劉家河商墓出土黃金藝術品大都采用歐亞草原傳統的鍛造工藝，不過有一件金笄采用鑄造工藝，開創了中國黃金鑄造工藝之歷史先河。據北京大學冶金史專家陳建立博士調查，安陽殷墟遺址侯家莊M1004號墓隨葬的一件金泡飾和一件作固定用的金構件是鑄造的，年代在晚商時期（公元前1300—前1100），為我們研究中國黃金鑄造工藝發展史提供了另一重要標本。

黃金飾件，劉家河商代二里崗期墓葬出土

在商代遺存中，黃金鑄造工藝品可謂鳳毛鱗爪，直到西周晚期才在中國北方得以推廣。山西曲沃北趙村晉侯墓地、河南三門峽的虢國墓地、陜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相繼發現鑄造工藝制作的金腰帶飾件。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在三門峽虢國墓地2001號墓發掘出12件套黃金帶飾，皆采用鑄造工藝，并且裝飾饕餮紋等典型的西周藝術紋樣。

西周晚期墓黃金帶飾，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

1993年，山西曲沃曲村鎮晉侯墓地III區8號墓發現15件套黃金帶飾，計有：垂葉形飾1件，獸首形飾1件，弧面扁環5件，絞絲環6件，弧面扁框1件，絞絲框1件，均由鑄造而成。其中，垂葉形飾為三角形，正面凸起，中央為半浮雕的獸首，四周為突出的三角幾何紋，背面有橫梁三道。獸首形飾高、寬均為1.5厘米，五官清晰而精致，背面有橫梁一道。垂葉形飾高6.9厘米、寬4.1厘米、弧面扁環直徑5.4厘米。據晉侯鐘銘文，8號墓的主人就是《史記》記載的晉獻侯，約公元前822年—前812年在位。

陜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自2005年開始發掘，歷時6年，從中發掘出土青銅器、樂器、玉器、金器等多達上萬件。尤其是“芮公”“芮太子”帶銘青銅器的發現，說明這里是春秋早期芮國最高等級貴族墓地。芮國墓地M27號墓出土金器，皆鑄造成形，包括金腰帶飾件、蟠螭紋金劍鞘、金韘（或稱“金扳指”）等。

蟠螭紋金劍鞘及其饕餮紋黃金飾件，陜西韓城梁代村芮國墓地出土

山西晉侯墓地、河南虢國墓地、陜西芮國墓地出土金器，不僅制作方法采用中原特有的鑄造工藝，而且擺脫了歐亞草原動物紋藝術的桎梏，采用饕餮紋、蟠螭紋等典型的西周藝術紋樣。總之，從商代中期（約公元前1400）開始，中國特有的黃金鑄造工藝異軍突起，至西周晚期（約公元前9世紀）成為中國金銀器制作的重要工藝之一。

近東文明對中國黃金藝術的影響

近東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也是世界黃金藝術的發源地之一。公元前9世紀，亞述文明開始對中國文明產生影響。亞述人在近東的歷史，大致可分為早期亞述、中期亞述和亞述帝國三個時期。從公元前8世紀中葉直迄公元前612年，亞述帝國雄踞亞洲一個多世紀，首都尼尼微成為世界性大都市。近年，新疆且末、吐魯番、哈密出土的西亞樂器箜篌、城垛紋陶器和毛織物，顯然與公元前9世紀亞述藝術的東傳直接相關。

201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阿爾泰山南麓，哈巴河縣東塔勒德水庫淹沒區發掘了61座古墓，今稱“東塔勒德墓地”。除了瑪瑙珠、綠松石項鏈、紅陶壺、鐵刀、銅鏃之外，發掘者還挖出300多件黃金藝術品。其中，野豬、雪豹、羚羊、獅子紋金箔和喇叭形金耳環，與哈薩克斯坦奇利克塔石冢（Chilikta Kurgan）、俄羅斯圖瓦共和國阿爾贊2號墓（Arzhan Kurgan No.2）隨葬的黃金藝術品相似。因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郭物博士將其年代定在公元前7世紀。2012年夏，筆者和日本學者林俊雄一起去烏魯木齊新疆圖書館，聽發掘者于建軍介紹東塔勒德墓地。林俊雄在會后點評說，東塔勒德黃金寶藏與阿爾贊2號墓的年代大致相同，當在公元前7世紀。

東塔勒德墓地M32號墓的雪豹紋金箔，身體呈卷曲狀，與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伊朗北部茲微耶寶藏（Ziwiye Hoard）的卷曲動物紋金飾件相似；而東塔勒德墓地二區M3號墓的金箔獅子則模仿亞述藝術的獅子，與亞述首府尼尼微北宮（North Palace of Nineveh）遺址出土的亞述巴尼帕爾（Ashurbanipal，前645—前640）統治時期獅子浮雕如出一轍。凡此表明，亞述藝術是公元前7世紀阿爾泰山南麓黃金藝術的源泉之一。

雪豹紋金箔，阿爾泰山南麓東塔勒德墓地M32號墓出土

茲微耶出土卷曲動物紋金飾與東塔勒德墓地、阿拉溝土槨墓出土金獅子

1976—1977年修建南疆鐵路時，在烏魯木齊市南山礦區阿拉溝發現一批豎穴木槨墓。新疆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出土了蘇貝希文化彩陶、有翼獅子青銅祭壇，以及40余件動物紋金飾件。這些金飾片輕薄如紙，形狀有獅形、盾形、六角形、菱花形等，紋飾有虎、獅、獸面、花瓣、田字紋等，采用模壓工藝制成。其中，虎紋圓金牌、獅形金箔、對虎紋金箔飾帶的動物紋，與阿爾泰山北麓巴澤雷克戰國時期墓葬出土動物紋風格相似，皆呈后蹄翻轉180度形式。此外，阿拉溝木槨墓還發現鳳鳥紋絲綢殘片和戰國時期山字紋銅鏡殘片，說明此墓年代當在戰國晚期（公元前5—前3世紀）。這正是古波斯帝國統治兩河流域時期，因此，阿拉溝木槨墓的獅子紋黃金飾件與古波斯藝術的獅子風格頗為接近。先秦文獻稱獅子為“狻猊”，其名源于波斯語“?agr”（獅子）。近東文明對中國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無獨有偶，吐魯番艾丁湖古墓曾經發現一件雙聯金牛頭劍首，現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這個金劍首與烏克蘭第聶伯河（R. Dnieper）畔斯基泰古墓（Chertomlyk Barrow）出土金柄鐵劍上的雙聯金牛頭劍首如出一轍。從藝術風格看，這種雙聯金牛頭藝術肇源于古波斯王宮的雙牛石柱頭。

1～2.分別為艾丁湖古墓和斯基泰古墓出土雙聯金牛頭劍首，3.為波斯王宮的雙牛石柱頭。

胡服騎射與中國黃金藝術的發展

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周威烈王封趙烈侯趙籍為諸侯，中國歷史進入戰國時代，而趙國后來成為戰國七雄之一。趙國地處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趙國以北為中山、林胡、樓煩等游牧部落分布區。中原軍隊以步兵和車兵為主，在與北方胡人騎兵交戰中往往處于劣勢。于是，趙武靈王十九年進行軍事改革，實行“胡服騎射”。

西周末年，華夷之辨漸興，從事農業的中原人士往往視北方游牧人為“戎狄”。至戰國之世，東方各國逐漸形成一種崇尚中原農業文化、輕視北方畜牧文化的華夷觀。因此，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初，遇到很大的阻力。為實現軍事改革，趙武靈王首先要求朝中大夫改裝。《竹書紀年》記載：“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今鄂爾多斯地區），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此后，趙軍一律改穿胡服。

《戰國策·趙策二》引趙武靈王的話說：“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實際上，趙武靈王從未強迫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軍隊中強制推行。中原官兵的衣服是根據步戰和車戰要求做的，而胡人身穿短衣、長褲，作戰騎馬，動作靈活方便。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趙國百姓紛紛效仿朝中大夫和趙軍服飾，于是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帶鉤等胡人服飾開始在趙國百姓中流行。中原人士穿褲子、佩帶鉤就源于胡服騎射。

1979年，內蒙古準格爾旗北部西溝畔牧民在野外放羊時發現一批風沙吹出的文物。經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實地調查，這批文物出自一個古代墓葬群。工作隊清理了其中3座墓。這三座墓的形制相同，只是隨葬品不盡相同。2號墓以金銀器為主，3號墓以青銅器為主，而1號墓僅殘存幾件難以辨別器型的鐵器。西溝畔3號墓出土的青銅刀劍，與內蒙古毛慶溝戰國早期墓同類器物相同，當為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前在“河南地”（今鄂爾多斯地區）游牧的樓煩人古墓。西溝畔2號墓出土了大批動物紋金銀器，金牌上馬紋的后蹄呈180度翻轉，與新疆阿拉溝木槨墓，以及阿爾泰山巴澤雷克墓出土文物上的動物紋相同，年代應該在戰國晚期。

值得注意的是，西溝畔2號墓出土的7件虎頭銀節約，皆刻有戰國文字，包括“少府二兩十四朱”“□工二兩二朱”“□工二兩廿一朱”等銘文。銘文中“斤”“兩”“朱”為戰國時期計重單位，而“□工”為趙國工官之名，前一字不確定，但是其名無疑相當于秦國的“寺工”或漢朝的“考工”，為皇家手工業機構“少府”的屬官。盡管“少府”見于戰國晚期秦、韓、魏、趙等國，但是這些銀節約上的文字屬于趙國文字，當為趙國工匠打造。公元前306年，趙武靈王擊敗在鄂爾多斯草原游牧的林胡。然后“禮服”樓煩王，征集他們的軍隊。這樣，林胡、樓煩兩國上千里土地被趙國兼并，設置云中、雁門、代三郡治之。趙國還修筑了從今河北宣化沿陰山山脈西行，直達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的趙長城，以鞏固北方疆土。這批虎頭銀節約用鑄造工藝制作，傳承了商周王朝鑄造金銀器的傳統，但裝飾紋樣卻是游牧人喜好的動物紋，顯然是趙國兼并樓煩后專門為胡人打造的。

虎頭銀節約，西溝畔戰國晚期墓出土

西溝畔2號墓還發現兩塊虎噬野豬金飾牌，背面刻有“一斤五兩四朱少半”“一斤五兩廿朱少半”“故寺豕虎氣”等戰國文字。據黃盛璋考證，這兩件虎噬野豬金飾牌是秦少府工匠打造的。戰國晚期，匈奴人南下鄂爾多斯，樓煩王一度歸降匈奴。秦滅六國后，大將蒙恬收復“河南地”。此后樓煩游牧之地并入秦國版圖，那么西畔溝2號墓或為秦國兼并“河南地”之后樓煩的貴族墓。值得注意的是，西溝畔刻寫戰國文字的金銀器采用中國傳統的黃金鑄造工藝，而阿魯柴登戰國晚期墓出土動物紋金冠亦采用鑄造工藝。從制作工藝看，二者皆為中原工匠的杰作。近年，西安北郊戰國晚期鑄工墓的發現，進一步解開了戰國晚期中原工匠鑄造黃金藝術品之謎。

西溝畔出土虎噬野豬金牌、背面文字線圖及西安戰國晚期鑄工墓出土模具

阿魯柴登戰國晚期墓出土動物紋金冠

1999年12月，陜西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北郊北康村發現一座戰國晚期墓葬，從中發掘出一批鑄造動物紋牌飾的模具，發掘者推測此為戰國晚期鑄銅工匠之墓。2006年，美國匹茲堡大學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教授在北京召開的第六屆世界冶金史大會上提出，西安北郊康村戰國晚期墓葬出土的動物風格青銅鑄造牌飾，以及其他器物構件的25件鑄銅陶模具尤為重要。這個發現說明秦人為草原游牧人生產器物，而且金屬工業就像地方經濟和外交政策一樣，成為秦國經濟、政治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對秦國社會經濟和政治具有重要的意義。

2009年，西北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馬健博士進一步分析了西安北郊戰國晚期墓的鑄工模具。他認為，在這批動物紋模具中，長有枝蔓狀鳥頭鹿角、后蹄翻轉180度的馬身神獸造型，應是根據阿爾泰鹿形格里芬改造而來。這種題材的牌飾在中原本地并不多見，而在甘肅慶陽、寧夏固原以及鄂爾多斯等地的戎、狄部族中廣為流行。由此推測，這位工匠生前鑄造的青銅或金飾牌可能是向北方草原民族輸出的。這種農業定居民族為北方草原民族制作金器的現象并不罕見，歐亞草原西部斯基泰古墓出土金器中，有許多就是由黑海北岸的希臘工匠專門制造的。

小結

綜合全文的討論，我們似可得出以下六點結論：

第一，中國與西方青銅文化有著共同的起源，但是二者后來的發展道路截然不同。西方青銅文化以鍛造工藝為主，而中國青銅文化則以鑄造工藝為主。中國黃金藝術的起源和發展，生動反映了東西方兩大冶金工藝爭奇斗艷的歷史過程。

第二，中國與西方黃金藝術的交流是從歐亞草原開始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對中國青銅文化影響至巨，如新疆、甘肅、內蒙古、北京等地夏代至早商時代的喇叭形金耳環或青銅仿制品，便源于安德羅諾沃文化。

第三，北京劉家河商代二里崗期墓葬、殷墟晚商墓葬曾發現鑄造成形的黃金制品，說明中國黃金鑄造工藝于商代中晚期異軍突起。

第四，西周晚期黃金鑄造工藝得以在中國北方地區推廣，山西晉侯墓地、河南虢國墓地、陜西芮國墓地出土的黃金藝術品，不僅制作方法采用中原特有的鑄造工藝，而且擺脫了歐亞草原動物紋藝術的桎梏，采用饕餮紋、蟠螭紋等典型的西周藝術紋樣。

第五，早在公元前7世紀，亞述文明就對中國黃金藝術產生影響。新疆哈巴河縣東塔勒德墓地M32號墓出土的卷曲雪豹紋金箔，以及該墓地二區M3號墓出土的金箔獅子就源于亞述藝術。古波斯帝國建立后，絲綢之路上開始流行波斯藝術。烏魯木齊南山阿拉溝木槨墓、吐魯番艾丁湖古墓出土的黃金藝術品，為研究古波斯藝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提供了實物證據。

第六，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北方游牧人的經濟文化交流。鄂爾多斯西溝畔戰國晚期墓中，發現了趙國和秦國官府手工業作坊為北方游牧人鑄造的動物紋金銀器。近年，西安北郊北康村戰國晚期鑄工墓中還發現了鑄造動物紋牌飾的模具。凡此表明，鄂爾多斯戰國晚期墓所出鑄造工藝制作的動物紋牌飾，是秦國官府手工業作坊在中原鑄造，然后輸出到北方草原的。

（本文摘自林梅村《西域考古與藝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