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品》(Mahavagga)，摩揭陀國王頻毗娑羅欲優禮佛陀，遂遣人為尋覓一佳處，供他與從者隱修；按國王的想法，它離城不要太遠，也不要太近，可便于來往，俾眾人皆得瞻禮；白天人不要太多，晚上沒有噪動；無塵擾，寡輪鞅。……同樣的話，也見于《小品》（Cullavagga）……這就不難理解何以今所知的重要的僧伽藍（sangharamas），莫不見于某大城之附近；何以城越大、越富，賴之而興的寺院便越雄偉。這樣在塔克西拉——旁遮普邦一度的邊城，我們便有達磨拉吉卡（Dharmarajika）大塔與寺院；……在中印度繁庶的維迪薩城郊近，則又有桑奇的僧伽藍。后者的壯麗的遺址——寺、塔、柱，便是本書的主題（John Marshall,1924)。

這是約翰馬歇爾著名的考古報告《桑奇遺址》的開篇。它所散發的情致與溫暖，是罕見于今天的考古報告的。在約之同時的、然較之為業余的考古報告中，又有更個人化的筆觸。如斯坦因的三部新疆報告中（《古代和田》、《西域考古記》、與《亞洲腹地》），其作為考古－探險者的身影，便始終隱現著：他的勇武，他的焦慮，他的盤算，他初見希臘化風格遺物時的思鄉之情。同樣的筆觸，也見于勒考克等人的新疆報告；乃至信筆所及，竟至傭工的爭吵，與他對爭吵的道德評判。蓋由于當時技術、交通的落后，考古同于探險（西方稱之為expedition）；探險的艱辛、新奇、與激動，便與考古發掘一道，擾動人的智力與感情，至臨紙為文，不能自已，遂一并錄入文中了。但隨著物力日進，和考古的專業化，當初的探險者，已變為今天的“考古工程師”；考古者的個人身影，則漸為專業中的不體面因素，是必欲去之而后已的。

但略知考古的人，都知道考古工作的內容，是與其它歷史分支絕然有別的。如我從事的藝術史行當，人稱是arm-chair scholarship（書齋里的學問）。所以稱“書齋”者，是這工作多在腦子里進行，無甚社會行為，也不大有書齋外的經驗。考古則不同。挖人的莊稼，要給人補償；刨人鄉賢的墳墓，則須有感情的安慰；挖掘亦非土行孫行地，可一人承擔；工作又非一日可就，挈婦攜雛，不光專業不許，也苦了妻兒。這樣考古者的工作，便介于村調解、包工頭、野行者與人文學者之間；其所牽涉的人際協調、社會組織、及二者所帶來的書齋外的經驗與感受，是其它學者不易想及的。這些內容，或驚險有未逮，論趣味及可借窺考古學的發展，則無殊斯坦因等人書中的“閑筆”。唯因見斥于專業要求的客觀，這些社會與人性的側面，便消泯于考古報告，幸賴一二考古學者的私人檔案始得窺之。其中最著名的之一，乃是意大利米蘭大學所藏的埃及考古檔案，內含19世紀以來埃及學家在考古現場所作的大量書信、照片、日記與筆記；在記錄考古信息的同時，也記錄了當地風光、民情、與當地人的協商及交往、和對家庭、友人的思念等（Patrizia Piacentini, 2010, 2015）。除所包含的趣味與人性因素外，作為考古社會史的內容，這些資料固已成為西方學術史的重要話題（Margarita Diaz-Andreu, 2007）。

嘉勵兄《考古四記》一書的內容，即多屬于被現代考古報告所排斥的“閑筆”。它以隨筆為體裁，記錄了過去近20余年間作者在浙江省內考古的部分經歷、見聞、及普通讀者或樂于聞知的工作心得，故讀過書稿后，便不禁想起早期考古報告中的個人性筆觸，和米蘭所見埃及考古檔案中的日記、書信之內容。唯嘉勵兄的專業領域是宋元考古，稍及明清。由于此時期文獻記載的發達，考古的意義，便遠不及早期的為重要；兼以宋代之后，江南不復為政治中心，社會亦趨扁平；故嘉勵所做的發掘或調查，便多是村野小墓，實未嘗有驚動天地的發現如羅賽塔石碑，或良渚的城址。因此，這書吸引人的地方，原不在題材之顯赫，而在敘事之得宜、文字的有致、與文間所彌漫的人情世味。孟子說，“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人之所業，多影響性格；現代考古工作的工程化特點，往往泯滅人對世味的感受。嘉勵兄為輔助發掘，頗留意發掘地方的掌故，對方志與鄉邦文獻，又尤所用心。而這些，乃近于現代考古興起前的古物學家（antiquarian）的志業。故由文字之內容，推考其學術性格，嘉勵兄的趣味，似介于現代考古學家與古代古物學家之間，宜其文字有致、必為普通讀者所樂讀了。對學術界的興趣而言，他所記錄的信息，雖不盡關乎重要發掘，但考古工作的日常機制，與普通考古者的日常工作之內容，今人或視以為常，將來則未嘗不是隱秘的知識，須仰賴一二有心人的記錄方可取得，——如米蘭埃及學檔案所見者。到了那一天，嘉勵兄的這冊小書，我料必是其中的一種。

（本文為繆哲教授為鄭嘉勵《考古四記》撰寫的序言。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