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嘉勵先生為新書《考古四記》撰寫的后記。作者回顧了自己走上考古學之路的經歷，強調考古作為一門人文學科，不僅要傳播知識，更要以情感打動人，并予人以趣味的共鳴、思想的啟迪。對于“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這樣司空見慣、讓專家學者感到啼笑皆非的問題，鄭先生卻認真思考，令人感佩。

一

我的故事不可能像駛向新大陸的哥倫布那般曲折動人，若寫成“起居錄”格式的流水帳吧，我又不是舊時的帝王、當下的明星。

然而，我常有拿筆的念頭，這沖動來自外界的刺激。試舉一例，2005年為配合浙贛鐵路電氣化改造工程，我在浙江龍游縣湖鎮寺底袁村發掘古代墓地，當地記者來采訪，對發掘成果的介紹，并不十分在意，問題全是挖出了何種寶貝，哪件文物最貴，值多少錢等等。我說，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發掘是搶救祖國的文化遺產，考古工作是為了還原古代社會生產、生活的種種細節。

這是實話，但朋友以為我只是個大話連篇的家伙，追問“到底值多少錢”。我只好如是作答“我又不是做買賣的”。朋友覺得無趣，翻看我的工作筆記，平常的手寫，我經常會寫繁體字，這是書法愛好者常見的習慣，無所謂好壞對錯。第二天，報紙出來了，說在龍游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年紀并不很大，卻一手繁體字，言下之意，考古之人，入戲太深，已與時代脫節，不知今夕何夕。

這件事說明了公眾對考古常見的幾種誤解：一、考古是挖寶的；二、考古人近于古董商，至少對市場行情有相當了解；三、考古人是老氣的，至少與時尚相當隔膜。

我終于決定寫些閑雜的文字，希望讀者明白這只是誤會。

我念高中時，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跟今天一樣，文史哲及考古專業并非熱門，據說是不掙錢——事實確實如此。我母親希望我讀金融或者法律專業之類的，今天，她依然作如是觀。

我的成績還行，否則念不了考古學專業。當時，國內設有考古專業的大學不多，通常就是頂尖的幾所綜合性大學。這不是“我的朋友胡適之”，事實如此。

高中時代，我的數理化成績也不太壞，卻依然選擇文科，只能認為我對文史確有興趣。但我對考古并無了解，聽說過的考古學家，只有裴文中一人，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教科書有載。我更崇拜魯迅先生，以為世界上簡直不會再有比《故鄉》《阿Q正傳》更好的文章了，這也出自教科書。

我的大學志愿全是歷史學，為照顧母親的意見，可能也填了金融等熱門專業。后來知道，凡填了冷門的，多半會被錄取，熱門不缺人，冷門難得有主動送上來的，當然優先考慮。我現在想，假如當年聽母親的話，今天會不會在外企公司里上班。

但結果被廈門大學考古專業錄取，卻是此前不曾想到的。老師安慰說，考古與史學是兄弟學科，其實，現代考古學尤其是史前考古，與扎根文獻的傳統史學很不相同。

大學里的考古專業課，大概按時代先后編排，先教舊石器，然后依次為新石器、商周、秦漢直至宋元考古，明清兩代距今不遠，一般不作為考古的對象。課堂上，聽到的不是元謀人，就是北京人，不是夾砂紅陶，就是泥質灰陶，動輒距今幾萬幾千年。如此專門的學問，對一位毫無準備的學生，是無趣的。我至今對石器時代興趣缺缺，可能是被當年嚇著了。

隨后的課程，也只是隨興聽一些，懈怠的原因是興趣不在。而古文字、古文獻等非主流的選修課，反而更用心。當時，學習比我刻苦的同學不在少數，奇怪的是，用功的同學后來反而大多改行了。

現在想來，我對考古并非一味排斥，只是不得其門而入，便不能發現其中的趣味。

我對考古的興趣萌發于考古實習期間。大學三年級，我去江西樟樹、四川萬縣（今重慶萬州）實習，在樟樹發掘一處商代遺址，在萬縣搶救一批即將為三峽水庫淹沒的漢六朝墓葬。

考古學科實踐性強，好比跟人介紹唐代瓷器的特征，口說無憑，講得天花亂墜，別人也不明白。若讓學生面對實物，上手觀摩，輔以指點，只要不太過愚頑，就容易有所認識，倘若能長期堅持，成為某門類文物的鑒定家，亦未可知。歐陽修筆下的賣油翁將油從銅錢穿過而錢孔不濕，“此無他，惟手熟耳”，這個例子可能不太妥當，但說明實踐是最重要的學習——就文物鑒定而言，實踐尤其重要，很多人推崇大單位里的老頭，就因為他們東西見得多，至于他們做過什么好研究，寫過什么好文章，真是乏善可陳。我們推崇別人，通常只是推崇他的位置而已，換了別人，只要不太笨，坐在那個位置上，熬幾十年，或許也能熬成“專家”。專家養家糊口，到處走穴，合情合理，只是希望他們不要倒打一耙，反過來指責做學問的人是書呆子。

我在實習中的收獲，不限于對壇壇罐罐的直觀認識，重要的是明白了考古工作的方法。課堂上的道理，過去不明白，在工地上竟能豁然明晰起來。田野工作最大的好處，就是付出就有收獲，而且總能遇到新鮮的人事。有一次，我在老鄉家醉了酒，為同學攙扶回駐地，一腳踩空，三、四人齊齊跌進水溝，回想起來不以為難堪，反覺得有趣。

考古實習是一道分水嶺。考古本來就要跑鄉下野外。適應農村生活的同學，留下來，不適應的，改行。這不奇怪，同樣的事，有人喜歡，就有人不喜歡。

我本來就來自農村，是對考古萌發了興趣的那一部分，或者也不叫興趣，只是不太排斥而已。

1995年，我進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為職業的考古工作者，直至今天。當時，求職已不容易，我的同學就有想躋身文博系統而未能如愿的。我也是一顆紅心，兩種打算，不能進考古所，就回老家給領導當秘書。如果我走了“從政”的道路，當不當官不知道，也許不會像現在這樣的胡說八道。人生，是剎那的因緣際會。

考古工作，要堅持在野外第一線。農村的物質條件不及都市，不免風吹日曬，也不免手拿鋤頭面朝黃土，有時確是辛苦的。但“辛苦”與“幸福”的標準，又是唯心的，有人在農村待幾年，回來寫文章說辛苦死了，農民在鄉下待一輩子也不寫文章。而且“辛苦”通常是經歷中的感受，一旦過去，回憶起來便不覺得真苦。退一萬步言，任何工作都有各自的難處，觥籌交錯與田園勞作相比，孰更累人？恐怕也見仁見智。只要不對物質有過高的欲求，一份衣食無憂的工作，且為個人興趣所系，大概也能接受。

這聽上去確像假話，但曾經有一段時光，我真是這么想的，從不覺得考古工作有多苦。而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務繁冗，又要東奔西跑，才感覺工作辛苦、人生辛苦——這也算“中年危機”的一種吧，曾經信奉的價值、意義，面臨重新洗牌——這不是考古人特有的精神危機，任何職業、任何人都要面對，如果對事業并不真正出于熱愛，始終保持激情，絕非易事。

道理簡單，踐行不易。保持工作激情，需要好心態，也需要些許閑情逸致。有一次我在浙南某地考古調查，頭頂烈日翻山越嶺。路上不時有老鄉熱心指路，舉步維艱之時，忽然看到路旁的一座路亭，附近恰好又有一口水井，一洌清泉正汩汩而出，就不由得讓人感慨無處不在的人間溫情。類似事例，所在皆有，只存乎有心人的發現，我并不覺得這樣的跋涉有多辛苦。生活的本質，大同小異，看生活的角度，人人不同。但愿我能早日走出中年危機，重新喚回工作激情。

考古人的底子，畢竟是讀書人，但與伏案書齋的書生不同，是手拿鋤頭“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書生，家母揶揄說，讀這么多年書，還不是跟她一樣，照樣拿鋤頭。

既是書生，就不免讀書。我每到一地，必讀當地的舊縣志，了解當地的文物古跡，只要條件允許，總會抽身去看。為了考古的發現，更不免讀點相關書籍，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古人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生活狀態。在我心情好的時候，自以為過得就是這樣的生活。

我之所以不避自伐之嫌，以身說法。無非想說，我走上今天的工作崗位，多半因了命運的因緣際會，小半因了少年時期的興趣，和今天多數大學生的求職并無不同。考古職業也與其他行業一樣，大浪淘沙，愛者自愛之，厭者自厭之，有人堅守，有人跳槽，這樣的故事每天發生。

我始終工作在考古第一線，或許是因為喜歡，或許是因為長期專意于此，再也做不了別的。當然，每個人的發展，都有多種可能性。我有個學長，改行到大學里當教授，講授“中國茶文化”。我說，“你真厲害，連‘茶文化’這么高級的學問都懂”。

學長說，“哈哈，我們連田野考古都做得了，試問天下還有什么工作無法勝任呢”。

我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至今已足22年。先是做史前考古，發掘良渚墓地、河姆渡遺址，這是一個考古專業畢業生的自然選擇，所謂“古不考三代以下”嘛。

1998年前后，我意識到個人興趣可能在歷史時期，于是決心改換跑道，首先想到的是從事瓷窯址考古，浙江是青瓷故鄉，越窯、龍泉窯天下聞名，除此，似乎別無選擇。

那是1997年下半年，我的同事黎毓馨兄與我在溫州文成縣的鄉下。他與我聊閱讀《漢書》的心得和當年求學宿白先生門下的經歷——關于如何讀書、取舍材料、為何“孤證不立”、為何要讀書行路——這是我此前很少聽過的話，竟然深深吸引了我。

當時我買過孫機先生的《尋常的精致》《漢代物質資料圖說》，黎毓馨與我在鄉下朝夕討論，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話題。這是在“氣質”上與我天然相通的東西，我后來的選擇，貌似偶然，其實是聽從內心的召喚。

2005年，我認為像瓷窯址考古這樣太過專門的領域，可能并不符合我的天性，于是又開始關注浙江宋代墓葬和城市，并兼及更廣闊的田野調查，每到一地，尋古墓、探礦洞、看老房子、訪墓志碑刻、查閱方志族譜，諸如此類。

也許我的趣味在考古工作者中稍顯“另類”。或問：“為什么你總是與眾不同？”坦率地說，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自己面臨選擇，時常感覺焦慮和掙扎。后來，我讀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始有所悟，書中有個段落說，人生就是“尋找自我”的過程，前路漫漫，荊棘密布，而實現自我的最終標志就是找到愿意為之終身奉獻的志業，這也是人生意義之所在。當然，我遠達不到這個境界，可以確信的是，我可能會在這條“尋找自我”的道路上繼續追尋，至死方休。

回頭看來，那些年的掙扎貌似蠢動，而內在的心路歷程，猶歷歷可數。我是以迂回的方式，竭力回到青少年時期的志趣——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學。相對于其他議題，墓葬和城市考古更容易與廣闊的史學議題對接，退一步想，如果沒有史學情結，我怎么可能會去抄錄墓志呢——我的大學志愿，全是歷史學，而青少年時期的志趣，才是更加本質的“自我”，只是少年時期的理想，后來被我漸漸遺忘了，丟棄在沉睡的夢鄉。如今我要努力把它尋找回來。對了，有句爛俗的話叫做“不忘初心”，好像就是這個意思。

后來，我在杭州的報刊上寫專欄，試圖將田野、讀書、考古、歷史、個人情感、生活體驗，整合起來，煮一鍋文字。這種寫作模式，起初并不成熟，但目標很明確，就是企圖建立起考古工作者與公眾之間情感、趣味、思想的連接。考古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只有知識的傳播是不夠的，還需要以情感打動人，并予人以趣味的共鳴、思想的啟迪，這才是更加有效的傳播。

寫得多了，逐漸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認同或質疑。

我經常聽到的問題是：“為什么你的寫作，在題材、在趣味上，與慣常的‘公眾考古’如此不同？”

表面上看，我的文章多數是“個人視角”的個性文字，有的篇目出以“科普”的面貌，甚至有點稀薄的“學術性”，而內里都是文藝性的，是第一人稱的觀察或抒情遣懷。借考古的酒杯，澆個人的塊壘，傾訴我對歷史、學術、現實、生活、人情世故的種種看法——是的，我依然是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回歸青少年時期的志趣，至少有些篇目，是在向魯迅先生致敬，那是我少年時期的偶像。

在更深的層面，文章的個性，來自于我對考古、對人生的獨特思考。我們每個人都努力賦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以各種各樣的“意義”，所謂“王婆賣瓜”，做文藝批評的說務虛思考很重要，手藝人說務實的“匠人精神”才真正可貴。同理，考古工作者也會努力賦予本學科以各種各樣的意義。人生的意義是自己賦予的，我們樂于聽到阿諛奉承的話，而聽聞批評意見則會懊惱憤怒，就因為前者不斷強化我們的人生價值，而后者則會消解我們多年以來苦心經營的信念。

考古工作給予我一份穩定的收入，即“安身”之本，學術給予我意義感和充實感，即“立命”之本。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考古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

多數的“公眾考古”寫作，通常都秉承這樣的思路，以文字不斷強化考古科學的趣味和價值，甚至不惜賦予它近乎宗教般神圣、崇高的意義。

自然，我也有“考古本位”的意識，以“后現代”的方式消解學科價值，對我并無好處，再說我們的“現代化”都還需要補課，也不配談什么“后現代”。不過，我們強調自身的立場，也要同時兼顧“他者”的視角，這種自覺的“反省”意識，同樣來自于我的生活經歷。

我們認為考古很重要，那沒問題。但在他人看來，恐怕就不那么簡單。家母堅持認為考古是吃飽了撐著的行當，我認為良渚陶器的分期編年有必要做，而我的鄉親們恐怕一輩子都不會考慮這個問題。他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對多數人而言，我們的事業的“意義”并非先驗存在，而需要我們做出有力的回答，至少先有平等的溝通。當我們的文字兼及“本位”和“他者”兩種不同的立場，才有可能包涵了思想、趣味、觀點的沖突因素，就有可能賦予文字內在的情感張力和情緒色彩。而有情緒、有情感、有沖突的文字，才有可能是好看的文字。

他們還說，“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這是個粗魯的問題，也是個深刻的問題，我愿意帶著這個問題繼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