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上，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登臺。“我們演披頭士，你們的手機就會亮起，變成星星閃爍的銀河。唱新歌的時候，我仿佛凝視黑洞。”

披頭士解散后的漫長年月中，保羅·麥卡特尼面對的就是這樣的舞臺和現實。上半場，麥卡特尼唱了羽翼樂隊（Wings）和個人作品——《Junior’s Farm》《Nineteen Hundred》《Eighty-Five》《Letting Go》《Fuh You》……臺下的星空經常閉上眼睛。下半場，披頭士的音樂響起，《Let It Be》《Live and Let Die》《Hey Jude》，星潮洶涌。大屏幕放大了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迷弟般的笑容。這位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搖滾明星，和前輩合唱《Glory Days》和《I Wanna Be Your Man》時露出不敢相信自己好運的表情。

保羅·麥卡特尼和布魯斯· 斯普林斯汀。 來源《衛報》Joel C Ryan

約翰·列儂（John Lennon）年輕的聲音被提取出來，與麥卡特尼共唱一曲《I’ve Got a Feeling》。他們一個被子彈凝固在永遠年輕中，一個自然地老去。前者得到最高的贊譽和最深的懷念，后者的一部分也被他人的眼光禁錮在過去。

那一晚，麥卡特尼一共唱了38首歌，近三個小時，至午夜方結束。他又在后臺派對流連到凌晨三點鐘，對一個八十歲的人來說體力真不壞。像往常一樣，依然是《The End》結尾。這是列儂最喜歡的麥卡特尼歌詞，“最后，你能帶走的愛和你付出的一樣多”。

披頭士是年輕和友誼最美的化身之一。麥卡特尼和列儂在一起寫了那么多歌。他們肩并肩，膝靠膝，頭碰頭，逐字逐句地寫出了那些歌。他們的分道揚鑣是不止一代人的創傷。而對麥卡特尼來說，分開的創痛從未離開過他。去年他還告訴《紐約客》：“不僅僅是工作沒了。很明顯，我們曾經擁有的不只是一份工作。它是披頭士，是音樂和音樂生活，是我的好伙伴。”他的女兒、設計師史黛拉·麥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還記得，“我們童年的很大一部分是陪爸爸從分手的傷痛中恢復”。

列儂如果是神，也不是大度豁達的神。分手后，他把自己對樂隊的貢獻說得很大，擠壓麥卡特尼的存在。1980年列儂的死強化了這種印象，讓它成為一種事實。“馬丁·路德·列儂”，好脾氣的麥卡特尼曾經氣鼓鼓地這么說過。2002年以后，人們發現二人合作的一些歌，創作者被改成了“麥卡特尼-列儂”，可想而知畫面不會好看。變成明星、爵士、德高望重的老藝人，原來也有點小氣……

1997年保羅· 麥卡特尼因為對音樂的貢獻被封為下級勛位爵士時，艾倫·帕特齊（Alan Partridge）一句“羽翼是披頭士本來可以成為的樂隊”，引來臺下大聲哄笑。

但情況在2022年發生了變化。疫情、戰事和經濟衰退帶來全球性的懷舊風潮。未來不可期，所以舊的多半是好的。人們意識到，文化老巨人們不會永遠存在，雖然他們看上去像是會永遠活下去。

人們對搖滾音樂的看法也已改變。我們仍然熱愛飽受困擾，早早進入天堂的“年輕人”們，也開始懂得欣賞老而彌堅，從青年反叛者出發，在旅途中拾取了智慧和包容的老人。資深音樂記者、評論者羅布·謝菲爾德（Rob Sheffield）在他的書《Dreaming the Beatles》里形容保羅· 麥卡特尼：“令人意外地絲毫未受到生活的折磨”。這種從前不受待見的特質，在今天看來也像鉆石了。

順便說一句，在今年的格里斯頓伯里，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也來了，成為格里斯頓伯里史上最年輕的壓軸藝人。這個音樂節的氣質（或者說規矩）也在改變。從前，艾利什這樣全球熱門的流行歌手極少出現在格里斯頓伯里，更不會得到壓軸機會。但今年她來了，唱微妙輕盈的歌，根本沒有試著加熱現場的氛圍。臺下許多許多人就安靜地聽，不呼喊也不離開，直到最后。

麥卡特尼愛人的方式，和列儂的極致之愛相比正常多了。第一任妻子琳達·伊斯特曼（Linda Eastman）1998年死于乳腺癌后，他稱自己“斷斷續續哭了一年”。琳達是他青年時的親密女友，彼得·杰克遜（Peter Jackson）去年的紀錄片《披頭士：回歸》（The Beatles: Get Back）里，還有琳達和小野洋子（Yuko Ono）閑聊的鏡頭。直到她去世，麥卡特尼和伊斯特曼只有一個禮拜的夜晚沒有共同度過。那一周，麥卡特尼因持有大麻在日本蹲監獄。他是三個親生孩子瑪麗、史黛拉、詹姆斯和繼女海瑟爾的父親，上岸的情場浪子，一個好丈夫。

《披頭士：回歸》（The Beatles: Get Back）是六小時的巨片，拍攝時間是1969年披頭士最后一張錄音室專輯《Get Back》完成前的三個禮拜。他們只有三個禮拜的時候創作和錄制，原先的創意紛紛被推翻。分手的預感已經形成，氛圍暗淡，但這部影片從老素材中找出并非全然如此的證明。

還是有一些快樂的片段：列儂和麥卡特尼唱《Two of Us》的和聲時，目光交匯；麥卡特尼的六歲女兒海瑟爾沖著麥克風尖叫，列儂高興地大喊“洋子！”；麥卡特尼閑彈貝斯，胡亂唱著，漸漸成型的節奏和旋律匯成《Get Back》。

不快在排練的一開始有過，但隨著創作進行，它們被音樂與愛消融。他們的談話塞滿創作過程，內容廣泛——音樂，在利物浦和漢堡的歷史，午飯吃什么（哈里森的最愛之一是“又大又新鮮的完整蘑菇”，那些無窮無盡的宿醉。他們聊前晚的電視節目，從科幻劇到政治新聞。

能夠明顯地看出，保羅·麥卡特尼是進度的主要推進者。其他三位成員都有游離的時候，只有麥卡特尼始終投入。是他寫出夠好的音樂雛形，讓其他人相信這支樂隊還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他坐在鋼琴前，帶著樂隊跟隨似有若無的旋律前進，像追逐彩虹的人在荒原上跋涉，來到《Let It Be》的巨輪彩虹前。

他是樂隊的驅動力，迫使大家進步。也可以這么說，保羅· 麥卡特尼比別人更清楚，他們擁有的東西有多珍貴。

保羅·麥卡特尼

1942年出生于愛爾蘭裔移民家庭的保羅·麥卡特尼，是受惠于1944年英國政府頒布的“巴特勒教育法”的第一代，也是戰后擺脫愛爾蘭小社會影響，擁抱英格蘭新繁榮的新一代移民后裔。麥卡特尼的父母盡其所能讓家里的兩個男孩接受最好的教育。作為棉花推銷員的父親對文字敏感，癡迷拼字游戲，并把這種熱情傳給了兒子。小麥卡特尼也鐘愛尋找困難的字眼，享受找到它時血液凝固的快感。他和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一樣對面具、人格的主題感興趣，“歌里出現的各色人物都是虛構的，關鍵是對人物的想象”。

畢業于牛津大學唐寧學院的英語老師為他打開文學的大門，是麥卡特尼學生時代最重要的導師。另外的導師們是各種流行音樂和電臺節目。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和查克·貝利（Chuck Berry），“布里爾大廈”（Brill Building）和“叮砰巷”（Tin Pan Alley）。他最早的偶像是布迪·霍利（Buddy Holly），“他自己寫歌自己唱，吉他也是自己彈”。

母親在保羅·麥卡特尼14歲時去世，死因和琳達一樣亦是乳腺癌。他記得父親對喪妻的反應和他截然不同。他的父親堅持不在孩子面前落淚，關在房間發出動物受傷般的哭泣聲。年少喪母是麥卡特尼和約翰·列儂共同的體驗。

1957年，麥卡特尼加入列儂的“采礦工樂隊”（The Quarrymen）。三年后，這支樂隊脫胎為披頭士。他們在漢堡嶄露頭角，1962年1月發表《Love Me Do》，隨后的七年如火箭沖天，每一天都比昨日更接近燦爛星河。1963年的一個希臘假期，麥卡特尼意識到一點：也許余生都會被名聲包圍。他告訴自己：現在回頭還來得及，否則就只能接受名聲和它的全部附庸。由于放棄樂隊是不可能的，他其實沒有選擇。

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也無意出版自傳。不過他的確有一個記錄生活的習慣——寫歌詞。去年出版的兩卷本新書《The Lyrics: 1956 to the Present》收錄154首麥卡特尼的歌詞，是他很重要的一部分生命結晶。

書的內容分兩部分：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歌詞本身，以及他和詩人保羅·馬爾登（Paul Muldoon）在五年、24場正式交談中提煉出的文字。兩人在紐約見面，每次時長約2-3小時，夠討論6-8首歌詞。每首歌詞下面配一條馬爾登的評論。如果馬爾登向麥卡特尼指出，《She Loves You》有小說《送信人》（The Go-Between，L.P. 哈特利）的影子，他會愉快地承認確實受其影響。他會任自己神游回利物浦的童年：在樓梯下的小間接電話，被老爸打發到街上收集牛糞種玫瑰，看《布西提和斯納吉》（Boostsie and Snudge，馬蒂·費爾德曼的喜劇作品）……

麥卡特尼有一個天賦——在哪里都能寫歌詞。從戀人們到氣候變化、種族問題、一條狗或一輛車，什么都能變成歌詞。

除了對列儂的復雜情感，他算是一個溫和、大氣的人。他和琳達經營莊園，提倡素食，極少推辭和慈善有關的創造性活動——唱片或者演唱會。他待人和善，在人前總是收斂起自己聰明、古怪、魯直的一面。

這種性格特質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上。列儂喜歡用第一人稱寫歌，麥卡特尼對別人更感興趣。他像個小男孩，對每時每刻發生在生活中的奇跡感到驚奇。

《Hey Jude》像一首閱盡千帆后的歌，但的確是這個年輕人，給了世界最溫暖的祝福。不可思議吧，《When I’m Sixty-Four》是他青少年時期的作品。一條叫《Penny Lane》的街上，有一個理發師，一個銀行家，一個消防員，一個護士，一堆小孩子，很少焦慮。鏡頭所及，皆是生活各就其位的快樂。

《Eleanor Rigby》是我最喜歡的披頭士之一。“孤獨的人啊/他們從哪里來？/孤獨的人啊/他們將歸于何處？”這兩句歌像滑過夜空的星星，明知星星的出生和結局，依然不禁浮想聯翩。在任何意想不到的時刻，這首歌都會跳出來，踩中孤獨的神經。列儂的幽默帶刺而神秘，麥卡特尼不動聲色地誘你進入摩肩接踵的熱鬧世界。孤獨的空氣在人群中穿行，請你睜大眼睛，張開每一只毛孔去感受。

保羅·麥卡特尼什么都會，什么都能做好。鮑勃·迪倫（Bob Dylan）說他“既有寫旋律的天分，節奏感又好，什么樂器都能演奏，尖叫嘶吼起來比任何人都不差……這人做什么都毫不費力”，簡直沒有弱點。

披頭士太璀璨，讓后披頭士時代顯得無比漫長。雖然他是保羅·麥卡特尼，他后來的音樂還是被曾經的名聲籠在云霧中。比較出名的有：同名首張個人專輯《McCartney》（1970）；“羽翼”時期的《Band on the Run》；合成器實驗的《McCartney II》（1980）。

當地時間2022年4月21日，美國加州洛杉磯，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為巡演進行彩排，中途他在街頭吃了午餐。

下面是十首《衛報》評選出的保羅·麥卡特尼“最佳后披頭士時代歌曲”。聽一聽，離開披頭士的麥卡特尼發出過什么聲音。

10. 《Here Today》（1982）

它聽起來像六十年代的回響。原聲吉他和繃得緊緊的弦樂，仿佛《Yesterday》睜開惺忪的雙眼，重現。歌詞是對列儂之死的反應。一張手稿照片顯示，“我緩解了傷心”被劃去，改成“我愛你”。雖然如此，麥卡特尼確信，如果靈魂存在，列儂一定會嘲笑他們曠日持久的傷感。

9. 《Coming Up》（1980）

這首low-fi-新浪潮-迪斯科風的歌變成電波時，列儂還活著。他第一次在電臺里聽到時脫口而出：“*個豬——這是保羅啊！”《Coming Up》出自專輯《McCartney Ⅱ》，這是一張和披頭士完全不同的專輯，色彩更鮮艷，氣質更現代。列儂喜歡家庭錄音室的版本超過當時更受歡迎的現場版本。時間證明，他是對的。

8. 《Jenny Wren 》（2005）

麥卡特尼說：“這首歌是和《Blackbird》的對話。”原聲樂器和他的歌聲像輕風拂面，情緒在希望和失望之間來回搖擺。Solo部分的都都克笛（Duduk）像個怪婆婆，變出風的通道。耳語的人聲融入其中，終于失去了形狀，隨風而去。

7. 《Jet》（1973）

重搖滾、欣快、決不回頭，《Jet》是一首正宗的“羽翼”之歌，出自《Band on the Run》。它的名字來自一條狗，擁抱了華麗搖滾的新時代。但仍然遲疑過一刻，之后像張開雙翅的鷹隼，乘著電吉他的氣流俯瞰深谷。

6. 《Live and Let Die 》（1973）

他又變了一次《Abbey Road》時期的魔法，為一首歌注入驚奇不斷。過橋的雷鬼才剛進入單人唱歌的鎂光燈一束，搖滾大編制立即滾滾而來，制造最好的浪。在現場表演的活躍期，麥卡特尼下了決心寫出這首用力很猛的歌，把搖滾明星和法外之徒融為一體，務必澆人一身激浪。

5. 《Waterfalls》（1980）

麥卡特尼后悔過，覺得這首歌不應該收錄在電子化的《McCartneyⅡ》中。最好給它配上完整的管弦樂編制，讓這首表達他為人父母心意的歌曲光華燦爛。但這個版本恰是這種心情的最好表現。輕柔而充滿愛意，背景中一層電子音滴滴答答，像巖石上滴落的露水，短暫、不安而絕美。

4. 《Let Me Roll It》（1973）

或許是一支大麻歌，或許不是，何必要搞清楚。這首歌精妙地致敬了約翰·列儂的《Plastic Ono》，異常明亮的吉他riff不斷出現，不斷變奏，像個輕微口吃的天才。人聲是天邊一朵云，如飛馬奔過，始終不肯形成云峰。歌的宣言：生命也可以這樣度過。

3.《The Back Seat of My Car》（1971）

《披頭士：回歸》里出現過這首保羅和琳達的歌。一定不止我一個人想：這首歌為什么沒有收進專輯里？這是一首幽微和豐盛并存的歌。轉折、停頓、高低音之間忽然的切換，和聲的秋千蕩到很高之后躍入天空，弦樂的藍天接納全部。麥卡特尼書寫旋律的天賦就是這片天空。

2. 《Band on the Run》（1973）

他用了那么隆重的轉場，像電影開場一樣讓人嘴角上揚。收錄這首歌的同名專輯，被視作保羅和琳達從“披頭士”中破繭而出，探索自由和快樂的嘗試。

1. 《Maybe I’m Amazed》（1970）

保羅·麥卡特尼最希望被人記住的個人作品，送給新婚妻子琳達，亦暗藏披頭士解散后他從云端回到陌生土地的茫然。鮑勃·迪倫說得沒錯，麥卡特尼也可以嘶吼，吼得一點也不像保羅·麥卡特尼。這首歌的情緒不斷向上再向上，樂器輪番登場。當你以為故事已結束，電吉他再次在街的盡頭響起，像循環往復，永不結束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