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

我讀毛姆小說集《木麻黃樹》中文版，不明白為什么譯者要把婆羅洲達雅克人的“long house”畫蛇添足翻成“連體農舍”，而不是直譯為東南亞華人熟悉的“長屋”。《膽怯》那篇中毛姆寫:

“這是一種用木樁搭建而成的農舍，整個村子的人都公用一個屋頂;要進入農舍，必須爬上一截樹干，樹干上胡亂砍出幾個凹坑作為臺階——”

說“熟悉”，其實只是紙面上的——如果你連旅行都沒有去過那里。如今參觀長屋是砂拉越主要旅游節目之一。

“從農舍出來，就去看一批人敲鑼打鼓，他們排成一條長隊，沿著農舍來回行走。兩側是棕色的人群，他們都坐在自己的臀上，靜靜地盯著白人走過。地上鋪開了干凈的坐墊，客人們各自坐下。頭人抓來一只活雞，拎著它的雙腳，在客人的頭頂上兜上三圈，大聲叫著神靈的名字，求它見證，嘴里還念著某種符咒。”

——真令人驚異，80多年前毛姆那時代，土著村民就已經這樣迎接白人旅客了。“他們取悅客人的方式一成不變， 很快就令人厭煩起來。”這樣的句子，又好像正在說今天的情形。

毛姆提到了一只被用來念咒的雞，帶我們來到婆羅洲森林高原的向導許先生則說了達雅人喜歡“斗雞”的由來:一個 半世紀前，建立了砂拉越國的“白人拉者”詹姆士·布魯克和繼承人查爾斯·布魯克迫達雅人放棄“獵人頭”的野蠻習俗，以“斗雞”取代了“獵頭”。

是的，與“長屋”連結在一起的傳統無可回避地包括“獵頭”。獵頭曾是達雅人英雄氣概的象征，每個少年只有在征服敵人的戰斗中獵過活人頭才算成人。男子娶妻之前必須提著人頭戰利品到未來岳丈家證明自己的勇氣和力量。而這類征戰，通常是為了爭奪土地或其他生存資源。

婆羅洲達雅克人的長屋

我們住了兩天一夜的這個達雅族分支比達由人的“安娜村”，和每個達雅村莊一樣，在長屋之外村莊入口有一座獨立的“人頭屋”(headhouse)。女人禁止入內，我只好站在臺階上往里看了一眼。幽暗的屋內一個長方形鐵絲網籃盛著村民祖先的累累戰利品掛在房梁下，“最古老的那顆人頭已經200年了。”向導說。高原的風早已將一顆顆頭顱熏得枯黑枯黑。“村莊年滿12歲的少年都要在人頭屋里守夜以培養膽量。”當然，那是從前。

山谷里的安娜村，長長的木板吊橋， 兩岸是錯落的農舍，河水流向遠方神秘的雨林......被熱帶高原奇花異果簇擁的小村在黃昏的光線里如印象派油畫。是的，不再是一條長屋一個村，一扇門內一家人。農舍已錯落有致，外出打工見了世面的年輕人不愿再與全家群居一室， 他們在長屋上加蓋了第二層。長屋四周，經濟較寬裕的村民也建起了各式小樓。

我繼續讀著東馬詩人吳岸的《砂勞越史話》，終于明白了用槍炮逼使文萊蘇丹一次次割讓土地，建立起一個延續百年白人王朝的布魯克們，是如何“教化”達雅人走向“文明”。

1856年查爾斯·布魯克再次率領政府軍隊進攻達雅族另一分支伊班人的村莊。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除了燒毀他們的住家之外，別無他法，即使婦女也應該遭受苦難，因為她們是這些兇殘行為的主要鼓勵者。毀了男人的生命不是杜絕兇殘行徑的永久辦法，但是燒毀一個村莊，使村民失去他們的古物，如頭顱、古甕和武器，則可以使男女村民處于極度的恐懼。”

《砂勞越史話》說, 在這次戰役中，“查爾斯軍隊至少燒毀25座伊班人的長屋，而被焚燒的稻米，其灰燼高達一尺余。詹姆士對查爾斯的勝利，無比高興。”

我想象著整座山頭被焚燒，烈焰沖天如爆發火山的畫面，又讀到一段敘述:不再獵人頭的達雅人例外地“故伎重演”，是在上世紀40年代。

“當日本部隊開入內陸時，常常遭到達雅族人和加央族人的反抗，不少日軍將領的頭顱被他們獵去。在內陸加央族人的長屋里，至今還看到一個據說是日本教育部長的頭顱。 兩個眼洞上仍然戴著他當時的金框眼鏡。”

熱帶高原安娜村的村民，后來都隨傳教士信了天主，我想著“野蠻與文明”、“落后與進步”這樣糾結的問題。那天許先生把我們帶到村后一棵奇高的大樹下，指著不遠處蒼茫的山峰說，19世紀中后期此地村民常與山對面荷屬婆羅洲的山民交戰，死傷無數，有一個叫安娜的荷蘭女子從山那邊過來幫忙，讓兩地村民溝通講和。 “安娜村”( Annah Rais)即因紀念她而來。1891年，英國政府與荷蘭政府同意以砂拉越與荷屬婆羅洲之間最高山上的分水嶺為兩地的邊界線，協議正是在這棵大樹下簽訂。

呵，這棵樹是如此挺拔高聳，高到我的朋友要仰躺在地才能用相機拍到它的全貌。

( 本文作者系劇作家與散文作家。曾任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講師，新加坡實踐表演藝術學院導師，新加坡電視臺高級編劇，《聯合早報》副刊資深編輯。本文經授權轉自其游記合集《在南洋小城蕩來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