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滋培

近現代史上，中國這片土地上涌現出了很多教育家，蔡元培、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陶行知、晏陽初……他們的學術造詣登峰造極，其聲望蜚聲海外。盡管群星閃耀，但百年來還沒有一個教育家的聲望超過陶行知，毛澤東評價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宋慶齡稱他為“萬世師表”，泰戈爾稱他是“一個很有創造力的教育家”，齋藤秋男稱道“他的遺產不僅是世界的，更是全世界人民的”……

而今，陶行知先生離我們遠去近乎一個世紀，各地對他倡導的教育理論學習與研究熱度并沒有隨著時間延長而褪卻，他的思想，他的口號，他的實踐，他的精神在各個學校（幼兒園）與學術機構落地生根，深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原因為何？我們為什么還要效仿他、研究他？在邁入智能時代的今天，我們從他那兒還能夠得到什么教益？以此短文從如下幾個方面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陶行知的理想主義傾向

陶行知先生所處的年代時局動蕩，國家積貧積弱，民貧民愚，即便如此，陶先生憑著“向農民燒心香，心系貧苦學生”的本心，以“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的遠大抱負，以及改造社會的祈愿，先后創建了多種形式的辦學模式來印證生活教育理論的可行性，從而使中國貧苦大眾摘下“愚弱”的帽子。中國社會自古以來是國家（政府）辦學為主，少有個人辦學，陶行知先生的辦學實踐是中國教育改革進程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的實踐使得一個教育人的理想開始真正地發揮作用和產生效能，也影響鼓動了旁側的同行者、后續的繼承者。正是憑著這一種對理想世界的憧憬，陶行知先生做出了很多大膽的嘗試，在南京高師積極推動女禁，招收女學生；推行平民教育，計劃十年掃盲一千九百萬學生；建造一所沒有圍墻的學校——曉莊師范，等等。

整個人類的歷史發展證明，人的創造性在于把人們原先認知中不可能的事情通過種種途徑與多種努力變得實際可行，創造性始于想象力與創造力，成于行動力，而現實主義更偏向實利主義與實用主義，它需要短期內有成果產出，這便與理想主義涇渭分明。鴉片戰爭前夕，龔自珍主張“經世致用”；洋務運動中，張之洞主張“中體西用”；維新運動時期，鄭觀應倡導女子教育，梁啟超、經元善等人倡議設立女學堂，康有為倡導男女平等；民國初期，蔡元培依據新舊時代對教育的要求提出“五育”并舉；新文化運動時期，李大釗倡導平民教育與青年教育；國民政府時期，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論，等等。他們的主張超前，且都基于民族崛起與國家危亡，他們不僅是開拓者，還是最早的建設者。我們發現，這些先賢構建的理想事業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正是在這樣的條件激發下人之潛能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所以我們才能不斷地掙破桎梏，擺脫被奴役的狀態，可見理想主義的驅使使得社會變得更加完善。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改進與鄉村教育改造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就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為了使自己的主義更適切中國實際，在不斷地修正和揚棄西學內容時，陶行知始終讓其朝著向自己構建的教育理論體系保持一致，所以“生活教育”理論體系能夠得到長足進步，乃至今天我們也在不斷地研究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論，并為其注入更豐富、更具有時代特性的內容，同時助推“生活教育”理論向前發展。

陶行知興學為民的實干精神

陶行知先生不僅是教育界的領軍人物，除了他提出的偉大計劃外，他本身也是一個實干者，他的身上有著強烈的實干精神。在長期的教育實踐過程中，陶行知不斷地推出新模式以應對學者需要、社會需要、民族需要、國家需要。

1923年，他為改變中國教育落后面貌，改良教育方向與晏陽初、陳鶴琴、朱其慧等人推進“平民教育運動”；1927年，他為中國教育找生路，改進鄉村教育運動在南京神策門外創辦曉莊師范；同年3月，為建設一個省錢的、平民的、中國的鄉村幼稚園，他創辦了燕子磯幼稚園；1932年，他為教人民大眾自動生產勞動養活自己，把“古廟學校”的構想孕育催生了“工學團”；同年，他同情農村適齡孩子忙于家務無法上學，提出了“教育為公”，推行“小先生”運動；1939年，他為難童有學上在重慶創辦了育才學校，等等。

懷著一種“愛滿天下”的精神，每每碰到一個問題，陶行知便會本著應對社會環境變化態度進行一種試驗與實踐。盡管在當時每一項實驗都沒能徹底解決全貌問題，但他卻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甚至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使得我們能在他的基礎上，或啟發性的結合地域實際將他的種種做法進行剖析、移植、復制、推廣、發揚。就這一點而言對我們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就好比我們教育界的“啟蒙”，引出了“教育為公”“以人為本”“大眾教育”……，其核心指向是“教育為公”，這與今天倡導的“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一脈相承。

陶行知的知識分子形象

教育家與知識分子的聯系與生俱來，陶行知不僅是一個教育家，思想家，還是一位知識分子。陶先生作為知識分子不僅針砭時弊，還從文化建設與社會改造的角度進行了深度反思。他作為一個建設型的知識分子改變了中國的教育制度，更讓那時眾多的文化精英“迎合”當時平民所能接受的文化標準，把文化、教育、學術變成了推行民主教育的工具。

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余子俠認為，民主教育或教育民主化是陶行知這一類知識分子平生奮斗且不懈努力的教育理想和事業終極，民主教育的性質是教育屬于人民、教育依靠人民、教育為了人民的幸福，而民主教育的目的是教育為公。陶行知的身上不僅有知識分子的職業化與技術化，更有強烈的社會職能體現，這一點從陶行知先生身份（教育家、思想家）界定與志業（教育）便可窺見。

眾人皆知，陶行知在回國后積極投身社會改良運動，無論是參與社會改造還是教育改造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以至于他離開后近一個世紀的今天，我們都還在向他學習，學習他的教育理論，信奉他的教育信念，踐行他的教育主張。而在另一方面，社會各界對他的人格、品質、精神、事跡都備受推崇，來自于社會的肯定賦予了陶行知作為時代人物與教育里程碑的獨一無二的重要性。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費蘭克·富里迪認為，成為知識分子意味著社會參與。法國學者雷吉斯·德雷布在對法國知識分子德研究中稱，知識分子不是根據教育程度來定義的，而是根據“對民眾的影響”。毋庸置疑，陶行知先生的“社會參與”與“對民眾的影響”深入人心，他喚醒了人們對接受教育的渴望，使人們明白教育使民富，教育使民得民權進而保民族。

從顧準、馬相伯、梁漱溟、陶行知、費孝通等知識分子的身上可見，他們都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志向貫穿生平，他們總是迫切地看到社會問題，然后冥思苦想的針對此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似乎找問題就必須給方案。“現實是多維度的，現實所包含的知識要求我們能夠跨學科、跨專業地談話和工作。”在當時，陶行知先生面臨的問題牽纏甚廣，不單是一個專業領域對應的專業知識所能夠解決的，它涉及社會、民生、教育、歷史、政治、人口等諸多因素，但他憑借著不斷地社會實踐催生相應的知識產出，用不滿足的心理克服障礙，以實際行動影響民眾觀念，為后來者進一步的開拓行動奠定了精神基礎。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重要參考價值

陶行知在留學美國期間師從杜威，杜威主張“教育即生活”，而陶行知主張“生活即教育”。在把這一名詞翻筋斗的過程中，他給出的依據是“整個的社會活動，就是我們的教育范圍”。生活教育理論雖源于國外，但它的明確提出與系統闡釋卻扎根中國實際，為我們的文化自信、教育自信奠定了思想基礎與理論基礎，他的思想是我們需要引起重視的精神資源。

所謂“落其實思其樹，飲其流懷其源”“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是華夏五千年文明所孕育的，傳統文化中有文明的基因，它可以滋養世代人，會隨著時間積累增添我們心中的文化自信與自豪。好的文化都有著實踐源泉與現實基礎，生活教育理論在內容上倡導從書本到生活，為過一種進步向上、積極有為的生活而努力。在那個西學盛行的時代，陶行知身上難能可貴的一點是他能充分吸收外來文化將其變為自己追求實踐的材料，為我們今天堅定文化自信，講好教育故事，從先進文化中吸取營養指明了根本途徑與方法。

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盲目追風的時代，或許我們正需要陶行知這樣的教育“真人”，走近并挖掘這座思想寶藏我們將受益無窮。

（《時代教育·行知縱橫》副主編，“大成陶書”副總編輯，四川省陶行知研究會理事，中國教育學會會員，成都市作家協會會員，2019年成都市“好記者講好故事”優秀獎獲得者，策劃圖書《愛要大聲說出來》獲成都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摘自 | 《時代教育·行知縱橫》2020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