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1981年人類首次發現免疫缺陷病毒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俗稱艾滋病病毒），至今已有36個年頭。

由于性行為是其主要傳播方式，HIV被普遍認為與濫交、吸毒、犯罪等行為有著天然聯系。長久以來，HIV感染者不僅要經受來自身體病變的折磨，還遭受外界歧視。

在第30個國際艾滋病日前夕，湖南長沙兩名感染HIV的高校學生接受了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他們屬于當前艾滋病高發人群——男同性戀。

面對艾滋病，他們表現更多的是掙扎過后的坦然、平和、理性，并身體力行，規勸身邊的“男同”及早按時檢測。

他們積極接受藥物治療，期待著U=U（即檢測不到病毒=沒有傳染性），更期待著收獲旁人不歧視的目光。

小潘

11月28日傍晚，天色漸暗，長沙下起毛毛細雨。

走出芙蓉廣場地鐵站口，小潘背著包戴著耳機，帶著我們進了一個逼仄昏暗的巷子，左拐、右拐，又到了一個更小的巷子。

“今天又檢測出一名陽性，也是個學生。”聽到這句話時，我們沒看清楚小潘的神情，但還可以從語氣中聽出幾分無奈和遺憾。

小潘20歲，男同性戀者，湖南某高校在讀大三本科生，是個眉清目秀、身材瘦高，性格開朗的小伙子。兩個月前，小潘被確診感染HIV病毒，目前已服用藥物兩個多月。

細雨打濕了路面，在兩側淺溝里積起一灘灘水。小巷里行人不多，街邊一家小餐館掛著退光了皮毛等待售賣的羊只，少有人問津。

越往小巷里走，街燈越加昏暗。若非熟客，很難找到這家館子。

小潘是這里的熟客。

餐館房間狹小，放著4張餐桌，包括我們一行三人在內都坐滿了食客。兩個菜一個羊肉小火鍋，叫了一軋酸梅湯，就在這個狹小的房間里，小潘毫無避諱地和我們聊著一些私密話題。說到要緊之處，大家不約而同地會壓低聲音。

飯局是一天前約的。

27日下午，小潘剛接受完采訪，一起和我們站在外面的露臺上，曬著太陽聊天。小潘說，有幾位“防艾”公益組織的朋友知道他感染了HIV，有一次約吃飯，“他們覺得沒什么，我自己還有些不自然”。

“來啊，和HIV病毒攜帶者擁個抱呀！”即將離開時，我們原本已經做好了以握手、擁抱的方式告別，沒想到小潘主動提出來擁抱，像一次試探，更像一種信任和釋然。

回到賓館的晚上，我們決定邀請小潘一起吃頓晚飯，一來感謝他能站出來接受采訪，二來也算是一種慰藉，或許能更加堅定地告訴他，有更多的人愿意給HIV攜帶者一個擁抱、一起進餐……

酸梅湯作酒，大家一起碰杯。服用藥物的這兩個月，小潘身體反應較大，常會出現頭暈、惡心癥狀。不同以往，熬夜、飲酒等一些不良習慣都會給他的身體帶來負擔。

小潘從沒想過自己會感染上HIV，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安全措施一直做的很好，但最后還是被感染了。沒有固定性伴，他甚至不知道是被誰感染的。

第一段同性之戀在讀大一時開始，小潘自認同自己同性戀身份以來第一次與同性發生性關系。

大學校園相對開放的觀念環境讓他得到放松，他甚至在小范圍內公開了自己的男同身份。這段戀情維持了大約三個月。

同志交友軟件讓男同群體找到了屬于他們的領地，帶來了精神慰藉的同時，也打開了另一通道，可以更容易尋找到男伴。

一年前，小潘開始通過同志交友軟件來尋找伴侶，聊天，彼此有了初步了解，再發照片，合適的話，一起去開房。這原本是小潘認為“不能接受的、骯臟的”行為。

在今年4月的例行檢測中，小潘的HIV檢測結果還是陰性，9月份再做檢測時“陽”了。不知傳染源是誰，他回想，“自己也從沒有過高危性行為”。

即使已提早對艾滋病病毒有過較全面了解，知道這種病可以通過藥物治療保持與正常人無異的生活，但他還是備受煎熬。“等確診的那一個月，我就總會想，會不會是檢測錯了”。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下簡稱：艾防中心）發布的多篇幅科普文章指出，感染 HIV 后，如果不及時抗病毒治療，經過 5-10 年的潛伏期，將會發展至艾滋病期，出現嚴重的機會性感染、腫瘤等嚴重疾病，最終導致死亡。

如果能及早發現，在醫生的指導下，盡早開始抗病毒治療，并堅持按時、正確服藥，使病毒處于抑制狀態，身體就能保持健康，生活就不會受到過多影響，預期壽命將與常人無明顯差異。

小K

11月29日晚上，小K推開門和男伴進來的時候，我們感到有些意外。

男伴是一位頗壯實的青年，年齡與小K相仿，有些靦腆，背一個黑色小包，扶著小K走進來，坐在旁邊椅子上，沒有太多話語。

能接納自己的伴侶是HIV攜帶者的同性戀者少之又少。

小K，21歲，長沙某高校在職研究生，HIV感染者。

21歲的小K是長沙某大學的在職研究生，男同性戀者，2個月前被檢測出感染HIV病毒，開始藥物抗病毒治療一個月左右。

第一期藥物帶來的副作用讓小K幾乎每天都昏昏欲睡，嘔吐、頭暈、四肢無力，瘦小的身板走路有時都會站不穩。他當天剛從醫院檢查完，嘗試換了另一種治療藥物。

小K喜歡閱讀、寫一些理解同性戀的文章始于李銀河的書。他說，那些文字讓自己重新審視性和婚姻，不再恐慌甚至歧視自己。

在大學校園，他開始與男生戀愛，開始有了性行為。“在我接觸這個（同性戀）圈子大概半年以后，我已經想到我將來某一天會成為HIV的攜帶者。”沒感染HIV之前，小K和身邊多位HIV感染者朋友一起相處，“我也沒有歧視過他們”。

小K說，因為他對HIV有一個基本認識，“當我需要接受它的時候，其實我用一兩天就接受了，比較輕松”。

“首先是已經了解到這個病目前可以被控制的，自己不至于會死。當然也會有一些害怕，畢竟這個病目前無法治愈”。

19歲時，在發生男男性行為之后，出于對自己的身體健康考慮，小K開始例行每半年前往檢測點檢測一次。

對于眾多男男同性戀者來說，穩定的定期檢查有助于提早發現是否感染HIV、梅毒等病毒，也就意味著可以及時進行藥物抗病毒治療。

專注男同性戀人群艾滋病防治宣傳的長沙本地防艾公益組織左岸彩虹一位負責人項宇介紹，在他接觸的男同性戀人群中，只有極少數人能保持定期檢測。

項宇說，2017年至今，他們累計為4000余人次男同性戀者進行了HIV和梅毒檢測，累計初篩到疾控確診HIV病毒感染者病例400余例，其中僅20余例能夠保持定期檢測。

小K在今年9月發現自己感染HIV病毒，他稱自己沒有過“一夜情”行為，唯一能將病毒傳給他的只有自己的男伴。彼時，他已和這位前任分手。

“我其實沒有怨恨過他，現在已經聯系不上了，只是希望他能去及早檢查，別在傳染給別人，自己也能盡早治療。”小K說。

事實上，更多的HIV感染者難以做到如小潘、小K這樣理性和釋然。他們會擔心自己的未來，恐懼來自社會的歧視，“談艾色變”。

標簽

背靠著長沙湘江邊繁華的街道，32歲的小鵬在這里和朋友一起開了家“同志”酒吧。

當夜幕降臨，酒吧營業，七彩耀眼的燈光閃動，他們斛光交錯、舉杯猜拳，陶醉于DJ臺上發出的震耳音樂。每一位同性戀者似乎可以在這里找到屬于的自己的舞臺燈光，和同伴酣暢淋漓。

小鵬有時間會去“防艾”公益組織去做志愿者，對一些感染HIV的男同性戀者進行心理疏導。作為一名男同性戀者，他身邊有一些朋友是HIV感染者。

“防艾”公益組織在初篩中發現的”陽性“HIV感染者，快速試紙檢查會呈現兩道紅線。

這些朋友中，有人能過得很好，有人無法解開心結，備受折磨。小鵬說，曾有一位朋友，男模，長的又高又帥，結果感染了HIV，從此杳無音訊，去了陌生的城市。

小鵬說，當男同、HIV被貼上了“歧視”的標簽，人們忽略了他們在及時服藥控制病毒后，其實和正常人并沒有區別。人們更應該看到的是他們另外的標簽，比如他們的職業和社會貢獻，他們可能是工程師、城市的建設者。

就像與艾滋病魔抗擊而感動過無數NBA球迷的籃球巨星約翰遜；還有創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信息支持組織“愛之方舟”、國內已知的發病后存活時間最長的艾滋病病人孟林……他們身上更多地閃動著艾滋病這個標簽以外的光環。

“我們必須要完成自我認同，對艾滋病也一樣。”小潘在經歷痛苦后確定了自己是一名同性戀者，他完成了第一次自我認同；感染HIV之后，對艾滋病進行全面了解，“首先不要自己歧視自己”，他完成了第二次自我認同。

而給HIV感染者貼上“歧視”的標簽，將其永久釘在“恥辱柱”上，對遏制艾滋病病毒傳播并沒有好處。小潘認為，HIV病毒傳播，有一部分原因來自于人們給它的“歧視”。

“艾滋病是社會全體的事情，你給它施加越多的歧視，它就會傳播給更多人。”小潘問：“這個邏輯上你們能理解嗎？”

他進一步解釋說，“因為，你歧視艾滋病，人們就會‘恐艾’，就會有人害怕來做檢查，被感染后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潛伏期內又沒有任何癥狀，它就可能會傳給更多的人”。

事實上，中國對艾滋病的檢測力度也在不停地加大。

據北京日報12月1日報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向記者介紹，2016年中國1.69億人次接受艾滋病病毒檢測，占全球檢測量的三分之一，新發現病毒感染者和患者12萬多例。

吳尊友說，2008年中國艾滋病病毒檢測量僅0.45億人次，十年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報告數逐年增加主要是檢測力度加大的結果。

報道指出，現實中，艾滋病病毒檢測仍是許多高危人群難以啟齒的話題。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參比實驗室主任蔣巖介紹，中國約有20萬至40萬的感染者沒有被發現。

“人們需要對這個病有更多的寬容，只有所有人都去檢測、把所有的病人都檢測出來、所有病人都接受治療，這樣病毒才無法繼續傳遞。”小潘認為。

感染HIV后，小K對病本身沒有表現出太多恐懼和煩憂，擔心更多的是如何告訴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他認為，“恐艾”更多源于社會的歧視和不理解，如果身邊的家人朋友給予艾滋病人支持和理解，“可能就不會讓自己活在恐懼里，社會的認同是很重要的”。

保密

爐中酒精燃燒，火鍋湯翻滾沸騰。我們開動碗筷，開始享受隱藏于城市之外的美食。聊到興致之處，似乎已然淡忘坐在一起吃火鍋、“侃大山”的朋友是一位HIV病毒攜帶者。

小潘脫掉外套，擼起袖子，給自己碗里加了一些醬汁，從翻滾的火鍋中夾起一塊羊肉，沾了些醬汁送進口中。

“如果你是HIV攜帶者，永遠不要公開自己的信息，因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麻煩。”在這樣的環境里，想起小潘說的這句話，我們不禁暗自忖度：如果在此時此地，餐館里的食客知道有一位HIV病毒攜帶者在這里用餐，會有怎樣的后果。

當然，這個假設不會出現。

其實，在小潘看來，“它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慢性病，可以把它視為一種慢性病，像糖尿病患者，他們更痛苦，需要注射胰島素，我還只是每天需要服藥而已”。

“某天我突然想起，我得了這個病，我未來怎么辦？其實還是很受影響的，因為目前是沒有治愈的方法的，只是控制住了病毒，我以后需要終身服藥。”小潘突然又有些傷感。

更讓他感到痛苦的是，“我無法找人傾訴”，即使是自己的至親父母也不能。每天小心翼翼地服著讓自己惡心、頭暈的抗病毒藥物，小心翼翼地保守著這個秘密。

有時候，小潘會想，如果這個秘密到了保守不住的那一天，他應該已經達到了控制住了病毒的情況。“就是我開始說的U=U（即檢測不到病毒=沒有傳染性），那時候我就會告訴他們”。

艾防中心在2016年發布的《男男性行為者預防艾滋病網絡干預信息》（http://www.chinaaids.cn/xwgy/nnxwrqgy/cnzl/201611/t20161117_135765.htm）中提到，HIV感染者經過系統規范治療，感染者體內的病毒載量會低于檢測限，表明病毒得到有效抑制，病毒對感染者身體的損害，以及感染者通過性途徑傳播 HIV 的風險也大大降低。

實際上，小潘根據復查結果來看，他的病毒載量已經從每毫升100多萬單位，下降到了4000。如果再服藥半年，“我的病毒就可以完全控制住了”。

與小潘的想法不一樣，小K準備在今年過年時，找一個機會，將父母親人聚集在一起，告訴他們“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因為得了這個病之后，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了，必須對自己的親人負責，我覺得有必要讓我身邊一些親密的朋友和親人都知道。他們都不知道的話，就覺得自己一直把這個事情一直扛著，也不合適。”

小K認為，作為一名男同性戀者，科學的了解艾滋，用一個好的心態去接受事實。只有藥物和心理都得到治療艾滋病患者才會過得更好，“畢竟我們其實和常人無異”。

在那個夜晚，像和小潘道別時一樣，我們站在街角，握手擁抱，小K和他的男伴撐著雨傘挽手離去。看著背影漸漸消失在夜色下的人群之中，他們其實和常人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