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周末，復旦大學舉辦“世界能源革命與中國-歐亞國家能源合作”學術研討會。國際能源合作與大國的能源博弈對中國的影響和借鑒，以及中國的能源安全等是與會專家熱議的話題。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馮玉軍教授在會后撰寫了本文，指出在新能源革命對世界帶來廣泛、深刻的歷史性變革的背景下，中國應打破某些思維定式，認識到我們在國際能源戰略格局中所具有的結構性權力，并思考如何更好地發揮、利用這一權力來保障中國的能源安全。

近年來，隨著一系列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一場“新能源革命”正在席卷全球，并呈現出低碳化、多元化、智能化、分布式能源快速發展的特點。新能源革命帶來了廣泛而又深刻的歷史性影響，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新能源革命的歷史性影響

在能源市場方面，賣方市場正在向買方市場轉變。伴隨石油市場的供過于求，油價出現了斷崖式跳水，且在中期內難以反彈至100美元以上的高位。而伴隨著供應者的增多，消費者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和議價能力。

在能源地緣政治方面，國際能源戰略格局正經歷著重要的權力轉移，傳統的油氣生產國，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風光不再、俄羅斯等非OPEC產油國深受“內傷”。而美國在憑借“頁巖革命”超越沙特和俄羅斯成為世界第一大油氣生產國后，不僅加速邁向“能源獨立”，還積極擴大油氣資源出口，對傳統油氣生產國形成了巨大挑戰。

在油氣跨國公司運作方面，新能源革命迫使很多國際大公司調整戰略布局、投資領域和運營方式，而不少主權基金和跨國公司近期開始減持其掌握的石油資產。

更為重要的是，新能源革命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巨大影響。能源和環境的深刻互動促使我們必須節能減排、不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隨著技術進步，未來每個人既是能源消費者又是能源生產者的可能為人類的生活描繪了美好的前景。

我們需要打破的思維定式

新能源革命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器物方面，它對國人的思維定式也造成了重大沖擊。

首先，羅馬俱樂部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石油峰值”概念被不斷突破。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人類在獲取和利用能源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新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石油峰值”肯定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和標準。其給我們的啟示是在注重資源的有限性的同時，追求技術進步是人類更為現實的選擇。

其次，“馬六甲困局”的假設值得反思。多年來，困擾國人的一個重要論斷就是“馬六甲困局”，其核心假設是由于中國進口石油量的80%以及進出口物資的50%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因此該海峽是中國的“海上生命線”，一旦出現沿岸國家政局變動、戰爭等不可預知的風險，將給中國的能源安全和國際貿易帶來極大隱患。為了破解這一困局，中國近年做出了包括建設陸上能源通道、實現能源運輸線路多樣化、逐漸擺脫對馬六甲海峽過度依賴的諸多努力。

但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反思：一是將戰爭作為日常經濟社會決策的前提假設是否理性？二是為了保障“能源安全”是否值得只重視供應而忽略成本？

對于第一個問題可以提出的質疑是：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高精度激光制導炸彈完全可以對陸上能源運輸管道構建毀滅性打擊，陸上能源走廊難道真的比海上運輸安全嗎？而在戰爭條件下，我們當然會實施戰時經濟狀態，首先確保軍事油料所需，但不還是仍要維持日常性的油氣進口嗎？

對第二個問題的質疑是，在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判定“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主流，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不可能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情況下，大規模修建陸上油氣管道的投資成本和運營成本如何消化？要知道，能源安全不僅要關注可持續的供應，還要關注“以合理的價格”獲得可持續的供應。

因此，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前提和新能源革命的背景之下，我們應該反思，“馬六甲困局”是不是一個“被夸大了的威脅”？我們是把日常經濟社會決策的前提放在一般的經濟規律方面，還是把它的重心放在以戰爭作為起點的假設上面？這不僅僅是抽象的理論問題，更對我們的戰略決策和國計民生產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第三，中國對外能源合作多元化是必然的方針，但如何進行合理布局值得認真思考、細致運籌。最近幾年，中國從沙特阿拉伯、利比亞等OPEC成員國進口的石油大幅下降，同時從俄羅斯和巴西進口了更多石油，俄羅斯已經連續兩年成為中國的第一大石油供應國。考慮到天然氣在未來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不斷增長，對外天然氣合作也需要長遠布局。

在不久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期間，中美簽署了2535億美元的商業合同，而其中有超過1600億美元是涉及天然氣行業的。可以說，新能源革命為中國拓寬油氣資源的進口渠道提供了更多可能，但如何合理布局還需要更加細致的工作。在此過程中，我們需要制訂更加科學、合理的中長期能源規劃，要考慮到中國能源產業的長遠前景，結合國際油氣市場和能源地緣政治的最新變化，有效配置資源，合理有序推進對外能源合作。

第四，中國的對外能源依賴固然一定程度上是我們的“軟肋”，但龐大的能源市場和消費能力正成為對外能源合作中的“優勢”。由于對油氣進口依賴程度的不斷上升，多年來中國似乎患上了某種“能源饑渴癥”和“能源焦慮癥”，特別擔心得不到能源，特別擔心有人扼住我們的“能源命脈”。但隨著新能源革命特別是國際石油市場由“賣方市場”和“買方市場”的轉變，中國龐大的能源消費市場正在成為我們手中所掌握的重要“結構性權力”，可以成為對外能源合作至關重要的議價工具和保障中國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在實踐上，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結構性權力的重大戰略價值，還沒有形成以這種結構性權力打造中國在國際能源戰略格局中的影響力、塑造力和主導能力的總體思路和可操作性工具。如何發揮這種結構性權力的影響力，未來是學術研究和政策制訂領域都應該著力加強的地方。

在變與不變中明確能源合作思路

在關注新能源革命引發國際能源市場和能源地緣政治巨大變化的同時，還有一些不變的地方也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一方面，能源產業鏈是由資源、資金、技術、市場四個因素共同組成的，誰掌握的要素越多，誰擁有的權力就越大；另一方面，國際能源合作是油氣貿易、相互投資、技術信息交流以及人力流動的全方位結合，哪些合作主體合作的領域越寬、程度越深，它們的共同利益就會越多、合作就會越平穩而且可持續。

在考慮上述四個變化和兩個不變的基礎上，未來中國對外能源合作有幾個思路需要進一步明確。

一是要注意到中國能源消費市場這一結構性權力的巨大影響，在對外能源合作中樹立自信，要知道在我們需要能源生產國油氣資源的時候，它們更需要我們的市場。

二是要進一步搞好“能源安全”與“商業利益”之間的動態平衡，對“安全”問題的高敏感性可能會極大抬升中國能源進口的商業成本。

三是要充分發揮中國市場因素的戰略影響力，使其在對外能源談判、油價形成機制等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

四是要對國際能源合作進行合理布局，在中東、俄羅斯中亞、北美、拉美、澳大利亞、北極等不同地區各有側重，努力保持中國能源進口的多元化和可持續性，以最低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教授）